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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论集体行动中的规则及其作用

更新时间:2015-04-21 10:17:45
作者: 张康之  
另一方面,在官僚制组织中存在着来自于工业社会的平等主义理念与组织的等级结构现实之间的冲突。虽然官僚制组织接受了这个社会关于人的平等的普世性设定,只以职务、岗位的形式去做出等级安排,但是,在组织的运行中,职务、岗位的等级安排必然会作用于人并以人的行为去加以表现,以至于导致了人与人的冲突。为了解决人与人的冲突,也就走向了制定具有普遍性规则的方向。当规则形成一个体系的时候,当对规则的运用显示出了卓有成效的状况时,也就意味着官僚制组织发展出了一整套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技巧,并将之制度化。事实上,这确实有效地化解了人与人的冲突。然而,一个未能避免的后果则是组织成员工具人格的形成,从而在公事公办的行为导向中放弃了人文关怀,也使人本应拥有的价值和情感等各种因素丧失了。

   近代以来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权"设定的基础上的,而自由与平等就是人权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或者说,人权的其他所有内容都是从这两项基本内容中推绎出来的。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表现出了对自由与平等的积极关注,反对一切妨碍自由和造成不平等的因素。而规则恰恰是对人的约束,是对自由的直接压制,尽管规则的普遍性相对于每一个组织成员而言是平等的。因而,我们总是看到,"对于自由,对那种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他人的自由,人们会感到义愤填膺;然而,在实践中,要将其积极的效果与消极的效果区分开来,却是不可能的。正是这同一种自由,使人能够认清真相,把握真实的演变过程,适应变化,找到诸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发现更积极的安排。人们同样可以批判规则的形式化,批判由规则形式化导致的有关社会角逐游戏的空洞无物的奢谈。还应该找到别的非强制性的方法,能够让相关的各方表达自己的观点。"〔3〕其实,克罗齐耶的这一设想需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去谋求实现的可能性,而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自由与规则的冲突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一方面,社会需要求助于规则去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至于造成破坏他人自由的后果;另一方面,当规则达成了这一目标的时候,又是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使人变得不自由。在组织这里,也同样如此。由于组织是一个行动系统而不是像社会那样是存在于理论思考中的抽象形态,因而,自由与规则间的冲突更加强化了对规则的渴求,以至于在规则面前放弃了对自由的申述。虽然克罗齐耶希望找到"非强制的方法",事实上,在官僚制组织之中,除了规则之外,文化等其他方面的途径都没有显现出明显的效果,唯有规则才能营造出行动的一致性。所以,为了行动的一致性而牺牲了自由的主张或要求。

   在20世纪前期,梅奥的研究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组织之中都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并对组织行为有着虽然隐蔽却非常重要的影响。之所以在既有的组织形态中会产生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分化,可以说是因为正式组织都存在着形式化的问题。组织因为形式化而成为一种异于组织成员的外在性框架和力量,组织成员必须接受它却又必须处于它所提供的约束性空间之中,迫于无奈地在这个约束性空间中去谋求非正式组织向他提供那些正式组织无法向他提供或拒绝向他提供的心理要求和文化认同的满足。进而言之,组织是因为其普遍性的规则而走上了形式化的道路,是规则的普遍性而显得有着铁一般的面目,从而缺乏对组织成员的情感关怀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照,并致使组织成员产生了加入到非正式组织中去的冲动。当然,非正式组织之所以能够生成,也表明组织中存在着一个不确定性空间,组织成员因这个不确定性空间而获得了在组织中"结社"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又证明组织在结构上和制度规则上等各个方面是稳定的,组织成员因这种稳定性而获得了创建非正式组织的时间。如果组织是铁板一块,如果组织的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话,如果组织流动性特征很强的话,非正式组织得以产生的条件就会消失。但是,在现代性的组织之中,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是胶织在一起的,规则的普遍性以及刚性决定了组织并不是组织成员情感需要的家,同时,规则的普遍性和刚性又使组织有着规则调整不到的不确定性空间,再者,规则的普遍性和刚性又营建了组织的稳定性,从而使非正式组织得以产生。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合作制组织是不存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并存的问题的。合作制组织将成为组织成员共有的组织,合作与信任的组织意识形态,在共担组织任务上的一致性,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生成的凝聚力……都让组织成员把结成非正式组织的行为看作是不道德的。而且,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本身就使组织成员可以因为任何一项原因而从一个组织流动到另一个组织,从而完全消除了创建非正式组织的动机。

   我们知道,官僚制组织是现代组织的典型形态,它的"价值祛魅"以及"非人格化"的要求也反映到了几乎所有组织中来。正是这一点,引发了深深的悖论。全钟燮在阐释阿伦特的思想时引出了这样一句话:"在非人性的制度中,忠诚是最重要的美德。"〔4〕这对于理解官僚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学者们长期以来被官僚制组织的这一现象所困扰,那就是为什么突出强调非人格化的官僚制组织又是极其注重组织成员的忠诚问题的,它甚至会制定出一整套规则来确保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会严厉地惩罚那些被认为不忠诚于组织的行为。这表面看来是一个价值悖论,而在实际上,则是由官僚制组织的工具理性所决定的,官僚制组织的同一性追求、分工-协作模式、岗位和职位职能的专业化等,都必须得到组织成员忠诚的支持,哪怕这种忠诚是通过外在强制性方式获得的,是形式化的。忠诚本来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在组织之中,组织成员的忠诚往往需要求助于规则的支持,即通过规则去强制性地要求组织成员忠诚于组织。如果这种做法能够得以证成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是道德的形式化,即让本来从属于实践理性理解的道德获得形式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合理性正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归结到一点,就是由规则建构起来的。组织的运行在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求助于规则,而规则的普遍性和刚性又使规则本身具有了形式化的特征,当这种形式化反映到组织的运行中来时,就以组织的形式合理性而呈现了出来。

   桑内特认为,工业社会的形式化运动排斥了个性,"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不管把这个公式写出来的人是谁,它的意义都是相同的。若要使得这种表达能够发生,人们的行为必须不自然,人们必须寻找那些能够被一再重复的传统和公式。"〔5〕人们也许以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是鼓励张扬个性的,但是,当其思想转化为制度安排后,便成了万物齐一的框架,谁也不能生存在这个框架之外。在官僚制组织这里,这一点可以说得到了极其夸张的表现。也就是说,组织的形式合理性抹杀了作为组织成员的人的个性,使组织成员仅仅以组织目标实现的工具而存在。人的多样性与个性在组织中都被消蚀掉了,组织成员不仅在性格上、思想上、行为方式上被纳入到同一个格式之中,甚至在一些组织中,会通过统一着装的方式而把他们变成同一性的存在。结果,组织不仅不是人展现个性和能力的空间,反而是外在于人的压迫力量。相对于人来说,组织的一切都是外在于他的,都是他希望立即逃离的地方,但是,为了生存,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组织化已经没有留下无组织之处,以至于人才不得不在组织之中,在这个他想逃避而又无法逃避的梦魇之中。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人还是人,但是,每一个人又都处在组织之中,是作为组织成员而存在的。人一旦成为组织成员,也就告别了人作为人的一切。而这一切,都应拜组织规则所赐。

   三、合作行动系统中的规则

   官僚制组织在个人主义问题上的悖论也是近代以来这个社会的缩影,当后工业化运动开始了告别工业社会的征程时,对个人主义的扬弃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后工业社会以及合作制组织的建构都不会从个人主义的原则出发,甚至根本就无法从个人主义的视角中去看后工业社会及其建构过程。反过来说,一旦摆脱了个人主义的纠缠,集体主义也就不再是有价值的表意方式。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双向超越,都会指向规则。因为,无论出于个人主义的要求还是出于集体主义的需要,都必然求助于规则,即通过规则而建构生活和行动秩序,使集体行动具有一致性。当组织的建构不再在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之间去选择基础时,当集体行动不再是出于狭隘的组织目标,而是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一切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规则都不仅是无益的,反而是有害的,会成为束缚住组织成员手脚的因素。

   我们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官僚制组织走向衰落和合作制组织开始兴起的时代。合作制组织是合作行动系统,是集体行动的一种新的形式,或者说,是集体行动的性质实现了飞跃而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是优于官僚制组织的集体行动系统,它的优越性主要反映在组织与组织成员之间实现了目标上的一致性方面。由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把人类置于一个史无前例的背景下,让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类面对的基本主题,因而,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合作既是组织目标,也是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与组织成员不再把对方的目标作为手段,而是共同寻求促进合作和优化合作的手段。虽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是风险和危机事件,但在合作制组织这里,组织成员合作目标的一致性却可以在他们对平衡态的美学追求中获得理解。这一点也是与官僚制组织不同的。官僚制组织存在着目标分歧,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成员个体的目标,都是处于矛盾状态中的,这决定了官僚制组织必须通过客观性的物化设置来限制目标分歧的扩大化。从而去获得一种客观的物化了的平衡态。合作制组织正好相反,它把对平衡态的追求留给了组织成员,让组织成员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组织合作互动的平衡态,而组织自身则始终处在一种非平衡态之中。所以,合作制组织自身在组织的层面上并不为了组织的稳定、平衡而去加强客观性的物化设置。合作制组织所关注的是合作行动的效能而不是过程控制,关于组织结构、规则、程序和运行机制的考量都被放置在了次一级的关注中,任何妨碍合作行动的因素都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认识并加以矫正。这本身就决定了合作制组织并不依赖于规则去维护它的稳定,并不需要规则去把组织成员框定在组织目标的方向上,而是努力追求并获得一切有利于带来组织活力的因素。

   "在经典模式中,组织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凝聚在一起的整体,由预先确立的、稳定的目标建构而成,组织为这一目标而奋斗,而且就其与这一目标的关系而言,可以说,组织完全是透明的。组织是一架机器,所有的齿轮互相吻合、彼此匹配,完美地融为一体,与单一的理性相对立。从纯粹工具主义的观点来看,组织的整合由组织的目标来保证,组织的目标体现为合法性和理性,从而保证所有成员心甘情愿地服从。"〔6〕组织的凝聚力取决于目标的明确性,也正是因为目标是明确的,是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围绕目标而生成的组织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排它性的,从而使组织倾向于封闭。当然,在私人领域中,会存在诸多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目标的组织,这种目标上的相同性不仅不能使它们联合和合作,反而会使他们相互成为竞争的对手。为了战胜对手,就会在技术上、经营策略上等各个方面相互保密,因而走向封闭。总之,目标的明确性对于组织来说,是利弊参半的,然而,已有的组织都无法避免这一点,反而总是强化这一点,总是试图让组织在整体上拥有明确的目标。其实,组织中的目标明确性只有在具体的行动者那里才会更多地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在组织整体的层面上,目标的明确性则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一面。鉴于此,合作制组织在组织整体的层面上将拥有模糊性的目标,是一种原则性的和方向性的合作理念,只有在组织的具体行动单元和组织成员这里,才会是明确的和具体的。

一般说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一个组织的创立阶段所拥有的目标是清晰的,因为此时的组织任务是明确的,而且,组织任务与组织目标是统一的。这个时候,组织的运行并不表现出对规则的高度依赖。但是,随着时间向量的延伸,随着组织结构化程度的提升,组织与组织任务的关系就会颠倒过来,表现为组织不是为了承担任务,任务反而是服务于组织的存在的,出现了组织目标与组织任务的分离。结果,除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这个目标不变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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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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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4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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