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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为什么要推行非普选民主?

更新时间:2015-04-16 15:50:07
作者: 阮炜 (进入专栏)  
加强法治建设同时从形式上扩大政治参与(而非仅满足于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宽松)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什么应扩大政治参与?巨大经济成就不是在政治参与明显不如西方,甚至不如新兴国家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正是某些论者的观点。对这种看法的回答是,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虽离不开“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却主要是在“后三十年”取得的,而“后三十年”恰恰是一个政治宽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广义民主化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众开始前所未有地享有种种重要权利和自由,也前所未有地表达着自己的意志。十八大后,这一进程更将得到进一步推进,他们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被动沉默,其利益诉需要得到比先前有效得多、即时得多的表达。他们不仅已具有表达其意愿的意志和能力,更已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表达的渠道和表达的资源。故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民众不再以卡理斯玛权威的追随者角色出现,而是在执政党认可的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权威基础上发声,挑战着卡理斯玛权威及其官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推动着执政党由表及实地走向法理权威……各种社会矛盾如社会不平等、维稳中民众与官僚体制的冲突随着经济发展而凸显出来,以国家政策和官僚体制为主体的资源分配机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对国家支配方式和官僚体制权力的种种质疑和抗争。”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终于认识到,民主可能并非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却确然是适合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全球化和信息化因而民众权利意识高涨状况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社会达成了推进民主的共识,“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云云甚至被写进十八大报告。

   为何应推行非普遍民主?

   回答了为何要继续推进民主本身或广义上的民主,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为何应推行非普选民主而非西方式普选民主?

   作为一个有着超大规模的国家,我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大一统格局,政治统一已然是刻写在民族基因里的全民共识,更有已运行了大半个世纪的党政一体体制,而推行多党竞争、全民大选式的民主,同时又得兼顾政治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操作难度之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着历史所赋予的执政合法性和权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半个世纪里从贫穷落后、备受欺凌的弱国走向文明复兴,一跃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而在极复杂的国情下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一下子放开,搞多党竞争、全民大选式的民主,显然很难有效维护中共的执政权威,显然很难有效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小范围可控的竞性公选、言论开放下的舆论制衡,以及领导干部财产登记并公开、政务信息公开、行政问责、群众测评等“基层民主”,也可以说实行一种半威权主义的非普选民主。

   除了超大国家规模、历史沿革和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等显而易见的考虑,几十年来非洲和南亚诸多国家以及2011年春以来阿拉伯诸国乱局也表明,在经济发展尚欠火候,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社会共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匆匆实行西方式的一人一票、全民大选、政党竞争的民主,极可能使国家得不到稳定、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得不到安定,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从而造成严重的治理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乱。事实上,在许多实行西方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选举作弊、官员腐败、族群分裂、经济停滞、政变不断、军事干政早已是见怪不怪,国际媒体也早已对此产生审美疲劳,不多作报导了。不仅移植到非洲、南亚、西亚的西方式民主出现了严重弊端,一人一票、政党竞争式的民主就其本身而言也有政党恶斗、讨好选民、拉票买票、金钱操控等殊难克服的弊端。

   推行非普选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1979年以前我国取得初步的工业化成就,1979年以后我国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和政治环境之宽松化和广义民主化,人大、政协和党代表大会等民主性组织形式之初具规模,各级权位终身制之根本废除,各级领导职位之实现和平更替,各级领导职位年限之得到制度性限定……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一直处在民主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的民主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很清楚,当今中国已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民主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这使充分程序和制度意义上的非普选民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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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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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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