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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念孙: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比较

更新时间:2015-04-13 19:50:52
作者: 钱念孙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界》(合肥)1996年05期第55-62页

   【作者简介】钱念孙 安徽社科院文学所

   朱光潜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学问家。他在二三十年代曾写过一组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文章,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精湛,析理之透辟,文笔之优美,至今少有出其右者,对今天的诗学研究仍极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

   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朱光潜首先注意到中国和西方有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是短小的抒情诗,而西方各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则是长篇叙事诗;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抒情诗一直比较兴盛,而西方各民族的叙事诗则相当繁荣。

   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一文里,他指出:古希腊文学的发端,以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为先导,这两部宏篇巨制的长诗,杂糅神话和历史传说而成,既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渊源,也开创了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英、法、德和芬兰诸国文学的发展,最早的重要作品都是长篇英雄史诗,如英国的《贝奥武夫》、法国的《武功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芬兰的《卡勒瓦拉》等等,莫不如是。与此相异,中国最早的诗歌,如《诗经·国风》里的篇章,不仅内容十之八九是抒情诗,而且篇幅千篇一律都比较短小。在随后的演进中,西方像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一类的长篇叙事诗,可说多得举不胜举。但在中国,虽然偶尔也出现一两篇长篇叙事诗,如被沈德潜称为"古今第一长诗"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却只有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多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短篇叙事歌(ballad),而无法算长篇叙事诗(epic),因为它和西方长篇叙事诗动辄数万或数十万字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为什么中国最早出现的是抒情短诗而不是英雄史诗?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长篇叙事诗一直不发达?在朱光潜看来,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中国文学偏重主观表现,讲究含蓄简约的特点所致;二是由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薄。

   就前一方面言,十分明显的是,《尚书·虞书》中提出的"诗言志"思想,可说是中国历代诗人和诗论者的共同信条。《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这种偏重主观表现的诗歌思想,在中国文人心田里生根发芽,使历代作诗者和论诗者在创作、评论时,一般都把文学当作抒发自己观感和怀抱的器具,而并不重视作品是否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客观对象。所以在中国诗话里,"风骨"、"气韵"、"胸次"、"性灵"、"高格"、"才情"等种种强调主观志趣的论说,比比皆是,而探讨如何模仿和刻画客观对象的论述,则较为少见。这一注重主观表现的倾向,加上讲究"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的含蓄风格,是长篇叙事诗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抒情短诗在中国尤为兴盛的缘由所在。而西方之所以长篇叙事诗萌发甚早并绵延繁荣,则与西方文艺思想(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一开始就强调"文艺是对自然的摹仿"密切相关。受这种文艺思想的主宰,历代西方文艺家多追求细腻、逼真地反映客观世界,以为能够像"镜子"一样再现对象才是文艺的极境。对此,朱光潜曾拿中国"游仙派"诗人描写的仙境,和西方诗人描写的天国相比较,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游仙派"诗人所见到的仙境大半根据道家的传说,他的意象很模糊隐约……,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所以我们在游仙诗中寻不出动作,找不到一个首尾贯穿的故事来,最多只有骑鹤乘云,持芙蓉,吹玉笙,饮琼浆,启玉齿之类做哑戏似的静止的姿势。……西方史诗中的天国却不如此简单,例如荷马所写的巴腊斯仙山,但丁所写的天堂,弥尔顿所写的乐园,都是一座轰轰烈烈的戏台,其中神仙仍然有婚嫁宴享,有刑赏争战,开很长的会议,起很激烈的辩论。他们所居的宫殿园囿,所用的衣服器皿,也件件都写得尽态极妍。一顶冠有几种颜色的宝石,一座楼台有几根楹柱,几扇窗牖,都很明了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李白以"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区区十四字就写尽仙境的状况和仙人的姿态,但丁和弥尔顿却要用一部书来写。[①]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比较分析,中国诗和西方诗在长短情境上的差异,很可以从中窥见一斑。由此,朱光潜进而借鉴心理学成果解释说:依瑞士心理学家荣格(Garl Gustav Jung)的研究,不论是个人心理或民族心理的原型,都有"内倾"(introverts)和"外倾"(extroverts)两类。"外倾"者好动,多把心力用到"外物"(objects)上去变化环境,表现在文艺上多偏重客观。"内倾"者好静,多把心力注在"自我"(ego)上作深思内省,表现在文艺上多偏重主观。中西民族比较,西方民族更属于外倾类,中国民族更属于内倾类;所以大体看,西方文学偏重客观,以史诗悲剧见长,中国文学偏重主观,以抒情短章见胜。

   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的后一方面原因,即在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薄。朱光潜指出:长篇史诗不同于短小的抒情诗,抒情诗以一时一地的主观情趣为主,是描写人生的一个片段或一种感情;而史诗却同时从许多角色着眼,须写出整个人生或整个社会,甚至包括全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史诗的作者须有深广的眼界,才能在繁复多变的人生世相中透析出条理线索来;同时又要有较深厚的情感和较长久的"坚持的努力",才能战胜性情的疏懒和环境的阻碍,创造出完整伟大的作品。深广的观照常有赖于哲学,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常有赖于宗教,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因为中国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哲学,重视世俗人伦的探讨而疏于纯粹"知"的寻求。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更微弱,不少人根本不信奉宗教,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恰恰不外是"怪力乱神")。这些,再加上中国儒家和道家推崇直观感悟,淡于理智分析的认识方式的影响,中国长篇叙事诗不发达和抒情短诗的兴盛,不是理所当然并势所必然的么?

   值得指出的是,朱光潜说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篇史诗,可谓确论;但说古希腊文学的早期作品都是长篇叙事诗,似不甚严密。事实上,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早三百年左右,古希腊文学中即出现了相当精采的抒情诗,如萨福(Sappho)和品达(Pindar)两人都是当时写抒情诗的大家,尤其是萨福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第十位诗歌女神"之称。她共留下九卷诗,由于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会认为其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有伤风化,曾作为禁书查毁。尽管她留下来的诗篇不多,但对后代还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古罗马时期朗吉纳斯(Longinus)写的重要文艺批评著作《论崇高》,就引用了她的抒情诗,并认为是诗歌的一个楷模。英国著名诗人拜伦(George G·Byron)在《唐璜》中咏叹希腊光荣历史,一开始就提到"如火焰一般炽热的萨福"。在近现代欧洲,不少诗人袭用她用过的一种诗歌体裁,称之为"萨福体"。

   不过,亚里斯多德在其名著《诗学》中,主要大谈史诗和悲剧,认为它们是文艺的正宗,对于抒情诗只说是"另一种艺术,用语言来模仿,用不入乐的散文或不入乐的韵文,这种艺术至今没有名称"[②]。抒情诗当时连个名称也没有,其在正统文艺家那里不受重视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英国访学时得知,直至本世纪初,西方教授开英诗课时,讲的都是史诗和诗剧,抒情诗一般提都不提。像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这样的大诗人,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并以此闻名遐迩,但他仍立志要写一部伟大史诗,定名为《隐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朽,名垂后世[③]。西方文艺史上重视长篇叙事诗而轻视抒情诗的传统观念之顽固,由此足可见出。就此而言,朱光潜从总体上比较中西诗歌发展的差异时,忽略古希腊抒情诗也并不算什么过失,也许他仅仅是为了论述的简洁明了,有意略而不谈罢。

   总之,尽管朱光潜这里的一些看法并非十分精当(如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也不一定非信奉宗教才能获得),但他能在当时自觉地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率先提出"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的问题,并作出比较系统且有相当深度的论述,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二)

   中西诗歌的差异,除了在发展轨迹上有侧重抒情和偏向叙事的分别外,还在相同题材的不同表现方式上,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朱光潜不仅从宏观上对中西诗歌发展的不同路径进行了比较,而且从微观上对中西诗歌的情趣差异,做了精微的分析。他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谈中西爱情诗》等文,即从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等方面,发掘了中西诗歌在情趣上的异同之点。这里先评述他从人伦方面考察中西爱情诗的论说。

   人类诗歌虽然千差万别,但从题材上看,人伦却是各国诗表现最多的方面。在《谈中西爱情诗》里,朱光潜很独到地指出:

   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当然也很多,但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恩谊在西方诗中几无位置,而在中国诗中则为最常见的母题。把屈原杜甫一批大诗人的忠君爱国忧民的部分剔开,他们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他们便不成其为伟大。友朋交谊在中国诗中尤其重要,赠答酬唱之作在许多诗集中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他们的来往唱和的诗有很多的杰作。在西方诗人中像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雪莱与济慈,魏尔兰与兰波诸人虽以交谊著,而他们的诗集中叙朋友乐趣的诗却不常见。[④]

   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他还指出:

   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雪莱和布朗宁诸人的短诗是"慕"的胜境;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⑤]

   为什么中西爱情诗有这样的差异?或者说,在倾诉男女恋爱情感方面,为什么中国诗远比西方诗逊色呢?在朱光潜看来,这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发展较充分,以至常常掩盖了其他人伦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这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侧重国家主义,文人往往大半生的光阴在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朝夕相处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更兼儒家所宣扬的"礼教",在男女之间筑了一道很严密的防线,男女恋情多半为社会所不齿,这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气的影响,尊敬女子是社会称颂的事,女子的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契合。在中国得之于朋友的乐趣,在西方一般都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男尊女卑"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且许多男子把女人看作一种牵挂或不得不有的一种累赘。女子的最大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一种伦理上的义务,情投意合和志同道合是十分罕见的事。更何况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侧重功名事业,"随着四婆裙"多半被社会视为耻事呢!

第三,中西恋爱观也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至上"的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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