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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

————河南“性奴案”引发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5-04-13 10:49:58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边缘人群,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

   --

   ——河南“性奴案”引发的思考[①]

  

  

   黄盈盈  潘绥铭

  

  

      摘要:河南“性奴案”引发了社会上就“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缺失”问题的热议。本文试图探讨:“性奴案”讨论中体现了什么样的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话语?这些话语表达了国家与主流社会对于边缘人群的何种治理态度?这种治理态度又蕴含着怎样的理念与情感结构?目前的治理模式存在什么样的弊端?我们又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本文提倡在“善治”的框架下,关注边缘人群的社会特征、主体性与治理需求,提倡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

  

      关键词:性奴案,边缘人群,社会治理,社会管理,

  

      作者简介: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北京,100872

  

  

  

      2011年9月的河南“性奴案”让全中国人民再一次震愤,也再一度引发报刊网络就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所折射的诸多社会问题展开热议。人性与社会管理的缺失是其中的两个关键词。由于被囚禁的“性奴”是六位发廊、歌舞厅小姐,囚禁的动机是“为了组织被囚女子从事色情表演,并外出卖淫牟利”,性产业再一次进入社会视野,以小姐为代表(至少是包括小姐在内)的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与面临的社会管理的“缺失”与“黑洞”也再度引来社会的聚焦。[②]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试图要探讨的问题是:“性奴案”的讨论中体现了什么样的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话语?这些话语表达了国家与主流社会对于边缘人群的何种治理(governance)态度?这种治理态度又蕴含着怎样的理念与情感结构?目前的治理模式存在什么样的弊端?我们又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一个大的话题,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依然是一个大的话题,可是如果以大论大,形同虚论。本文拟从“性奴案”这一具体的案例入手,以卷入其中的小姐人群为代表,希望能以小见大,就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这一话题激发一些思考与争鸣。

  

  

   “性奴案”讨论中的“社会管理”话语

  

   社会管理的定义,众说不一。[1] 从社会学的主流观点来看,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2] 作为当前中国最为时髦的话语之一,“社会管理”在“性奴案”的讨论中也频频出现。

   “性奴案”的讨论首先涉及到针对四种对象的社会管理。

   第一种管理是单位对于公职人员的管控。犯罪嫌疑人的公职人员身份挑战了社会对于“公务人员”的道德想象与期待。除了个体因素之外,各种讨论将其归因为单位制的衰落,典型地表达为:“传统意义上无所不管的‘单位’出现功能弱化,直接表现在职工乃至公务员对单位的依赖减少了,单位对职员的管控放松了” [③];

   “那些疏于管理的单位,肯定是人员素质不过硬的单位,常有问题发生,教训不可不吸取”。[④]

   第二种是社区对于居民的管理。“性奴案”中,犯罪嫌疑人耗时一年在闹市居民区开挖地窖,并囚禁她人长达近两年时间,可是周围的市民一直毫无觉察。这一情况引发了人们对于社区管理的失望,以及对于“陌生人社会”的感慨。例如有人评论说:“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重要载体,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对于居民的管理往往是靠通知,靠找上门来办事,却不能走街串巷和入户开展工作,没有形成一支得力的管理队伍――也让犯罪嫌疑人钻了空子,有了空间。”[⑤]

   第三种是政府对于网络的管理。据报道,犯罪嫌疑人是因为看到网络色情可以赚钱才引发了拐卖小姐的念头。对此,有人提议政府要“加强动作,引导和约束网民远离来自互联网的有害信息,由此导致一些顽固的色情信息渗透到一些人的心里,才出现了像李浩这样骇人听闻的犯罪嫌疑人。”[⑥]

   第四种是对于小姐这种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以往对于小姐的新闻报道几乎全都是谴责与蔑视,可是这次却不同,小姐在这个案件中以被害者的身份激起“社会边缘人,谁来保护她们”的呼声。例如有人说:“洛阳性奴案里6名歌厅女子被诱骗,失踪,有人为他们报警了吗?‘自救’之外,‘他救’的力量在哪里?如果警方早些介入,也许她们就不会遭受非人的囚禁与虐杀了。社会边缘人群的安全是社会之痛,如此缺乏保护和援救,才是最可怕的。”[⑦] 与此相关,小姐人群面临的暴力、被杀事件也开始见诸于报端。[⑧]

   可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关注边缘人群的安全,则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加强扫黄、加强对于娱乐业场所的监管与清理,正如河南警方所采取的实际整改行动一样[⑨]。与之相对的是,有人开始质疑警方的行为并提醒社会:在“性奴案”中,小姐是受害者,提议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与保护,尤其是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注意,是保护,而不是清理、赶走、甚至‘消灭’她们”[⑩];还有一种声音提到:除了政府的管理,“弱势群体平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11]

   如果说以往有关“社会管理”的讨论偏向于概念化、理论化,那么,“性奴案”引发的“社会管理”讨论是具象的。管理对象很明确而且很细化。尤其是小姐这个边缘人群首次以受害者身份出现在社会管理的话语体系之中。

   社会管理的实施者在某些讨论中是明确的。在针对公职人员、社区居民、网络的管理中,人们所期待的管理机构是单位、社区、警察等政府部门或者行政部门。对于小姐等边缘人群,人们也仍然主要是期待以警察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只不过微弱地浮现出弱势群体自身作为实施主体也应该“自救”、“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这类话语。

   在管理的措施上,自上而下的“管控”(政府介入社会与生活)是“社会管理”话语中最为主要的内涵;而自组织的社会力量与边缘人群的自管理的内容非常微弱。不管明确地提出,还是字里行间的透露,加强政府管控的声音是最强的。这来源于“性奴案”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曝光,极大地强化了民众对于“社会失控”的恐慌,刺激了民众几近崩溃的道德神经。在不知所措的恐慌中,人们期待强大权威的出现,因此“政府的管控”成了人们的救命稻草。至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至于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管控意味着什么,或者将以什么为代价,则变得难得糊涂了,或者说,是真糊涂了。

   总之,对于“性奴案”的热议,除了在管理对象上开始注意到边缘人群的现状之外,在管理实施者与管理方式上并没有独特性,反之,恰恰集中地具体地体现了中国现时情境中“社会管理”的内涵与治理理念。[1] [3] [4]

  

  

   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背后的治理理念与情感结构

  

   社会管理,在中文语境中首先出现在政府文件中[12]。尽管根据其定义,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是被提及的实施主体,但是从其实践情况来看,政府的管控无疑是主体。相对而言,还有另一个概念:“治理”。它作为英文governance的翻译,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其主体与理念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多元的。在治理的概念中,即便政府的权力与统治形式是一个重点,但与统治行为相比, 治理行为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5],或者偏向于某种治理艺术[6]。因此“善治”就成为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也就是提倡一种建立在协商与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的良性运作。[7]

   本文倾向于主要分析目前社会管理的话语与实践所体现出来的治理理念,并在更为学术性的“治理”的概念框架下来讨论对于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问题。同时,我们还将以“性奴案”中涉及的小姐人群为例,来剖析现行的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背后的情感结构。

   在“性奴案”的讨论中,针对被囚禁的小姐,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有人在不断地呼吁警方应该加大扫黄的力度;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民众开始不安了。有人说:“首先,让我们看看,要打击黄、毒、赌,要清理‘五小场所’与藏污纳垢之地,最大的矛头对准了性工作者与那些有可能犯罪的群体——诸位,在‘性奴’案中,性工作者是受害者,不是罪犯啊。你不去加强对买房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李浩这类人的管理,却让每一条整改都直接针对‘性奴’案中的受害者?莫非要用消灭受害者的办法来消灭犯罪?这是哪门子逻辑?”[13]这种质疑直接抓住了警方试图“弥补社会管理漏洞”的逻辑错误与荒谬之处。总体来看,在“性奴案”的语境中,同情小姐的声音、把小姐回归“妇女”的行列、保护边缘人群的安全的声音几乎以一边倒的气势盖过了扫黄的执法鼓吹与“小姐活该”的道德谴责。

   这表明,针对小姐这个边缘人群的社会态度与情感结构已经出现了分裂。

   第一种社会态度,也是主流的态度是强化扫黄。可见小姐“非法”、性产业必然引发犯罪这种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其背后的情感结构则是

   “卖淫必然导致家庭的破裂、社会的退步,甚至是人类的毁灭”[14]。至于如何“必然”,则未见论证,或者无需论证。这并不单纯是思维逻辑的问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其实仅仅需要有人来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仅仅需要为伴随着社会疾速变化而来的焦虑与无措找一个替罪羊或者出气口,但是又绝不能指向任何本应对社会秩序负责的人。这种民众情绪契合了当局运用道德优越性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毫不奇怪,“性”这个最能触及人们道德神经的问题,总会出现在几乎每一次社会热议的风口浪尖上。“小姐”除了“伤风败俗”的卖淫之外,还被认为是在“玷污妇女形象”和“毒害青少年”,因此每逢需要整肃社会道德与加强社会控制的时机,她们都会被拿出来作为“生动范例”与“公共痰盂”。这种情感结构并不鲜见,也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争论中。[8] [9]

   在这种理念与情感结构之中,小姐永远不会被承认是社会的受害者以及社会问题的结果,而是“必然”会被视为社会的“损害者”与社会问题的起源,而且必然面临

   “被扫除”的命运。可是正如有学者提到的,这种“清扫”式的治理理念“问题在于,……,无论是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到社会的管理中来,以及如何有效地治理社会这一事关干预的合理性以及管制的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明确” [4],甚至没有讨论。

第二种社会态度也已经开始突显在“性奴案”的讨论中。正如有民众所质疑的那样,以消除被害者来消灭犯罪,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种理念背后的情感结构是:小姐与其他边缘人群首先是弱势群体。如果说我们都生活在风险社会[15],那么,她们的风险则是倍增的。因此,有报刊杂志专门就小姐面临的暴力(包括抢劫、被杀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与讨论。这样,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受害者的生存状态得以浮现。[16]这些论述背后的情感结构主要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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