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绥铭: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

————河南“性奴案”引发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5-04-13 10:49:58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在承认小姐是受害者的同时,依然认为她们是问题化的人群。这种态度与情绪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所显露,并逐渐积累[17],在“性奴案”中体现得更加直接。只是,在这种既同情又痛恨的纠结情感结构之下,“如何保护边缘人群”这个问题虽然被提出来了,却没有得到细致地讨论。

   除了这两种社会治理理念之外,第三种声音则是指向边缘人群自身,也就是主张“弱势群体平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如果说前两种理念都是把边缘人群当作客体对象的话,那么这种声音则含有边缘人群作为主体,作为社会管理实施者的色彩,尽管并不浓烈。虽然把“弱势群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指称可能模糊化了“小姐”这个具体的边缘人群,但不管怎样,这种理念背后的情感结构更加人性化,更加具有积极的动力,尤其可贵的是与弱势人群如何赋权存在着逻辑关联。只可惜,如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在这次社会热议中尚未得到讨论。

   以上在河南“性奴案”的社会讨论中出现的三种声音,其实对应于国际上针对妓女问题的三种主要学术话语:废娼派、中庸派(帮教、拯救派)、妓权派。[18]在国际上,争取性工作者权益的妓权派运动风起云涌,极大地挑战了主流女性主义有关妓女的前两种论述。但是,在中国的学界,我们几乎选择了集体沉默。[19]

   尽管在话语的层面上,针对小姐这个边缘人群出现了至少三种强弱不一的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情感结构,但是目前的社会管理的实践则是统一的,也就是强化政府扫黄。因此,在进一步探讨第二种与第三种社会治理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目前针对小姐这一边缘人群的治理实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与弊端。

  

  

   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现行实践的问题与弊端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早有研究。二十世纪初的民国,围绕娼妓问题的讨论就是现代性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地位与论述,但是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的健康、民族的进步的社会问题:“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讲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导致弱国”。[10] 二十世纪中期的大规模社会改革以“拯救妇女”和“消灭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为口号,采取一系列国家强制措施实现了“一举禁娼成功”。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二十一世纪依然有人坚信禁娼法律与扫黄举措能够“根除卖淫”历史来源。他们认为娼妓之所以屡禁不止,唯一原因在于政府的执行力度不够。孰不知(或者不愿意承认),当时的治理理念、情感结构与实施措施都与现在大相径庭。当时的领导人在理念上信奉的是

   “剥削产生卖淫”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情感上是把娼妓视为与贫下中农同样被老駂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姐妹;在操作手段上绝不仅仅是关闭妓院,而是同时对娼妓进行了教育、治疗、工作培训以及促进婚配。唯有在这样的整体治理情境之中,那段历史才会如此彻底。[11]

   对于现实状况,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现行以禁娼为法律依据、以扫黄为具体举措的这种治理模式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历时三十年而且步步强化的扫黄实践[20]实际上是失败的。除了大众都能感受到的“繁荣娼盛”之外,笔者近二十年的多次多处多方面的红灯区研究也可以证明扫黄的基本无效[21]。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了。

   第二,扫黄带来了强烈的负面效应。扫黄,不但不能治理小姐这类边缘人群,反而恶化了她们的生存环境,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扩大了制度偏差带来的不良作用。随着对于“性奴案”的热议,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已经揭示出小姐所面临的暴力侵害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可以举出大量的实例来展示在扫黄的模式下,性产业的地下化与进一步组织化(寻求保护势力逃避扫黄),警察的暴力甚至于盖过了来自客人或者鸡头的暴力,乘机勒索与敲诈在不断增加[22]。可是,这些遭受来自不法分子与施法分子双重暴力的边缘人群是谁?是我们身边的妇女,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选择用身体去赚钱的女儿们与母亲们。我们可以在道德层面上展开争论,可是绝不应该与暴力侵害者们同流合污。正如有的评论所言:作为社会管理执行者的警察们应该道歉[23],不仅仅为打击犯罪分子不力道歉,更该为暴力对待这些边缘人群而道歉,还应该向国家领导层道歉,因为从我们的调查结果和社会对于诸多恶性事件的反应来看,扫黄不是在赢得民心,而是在逐渐丧失民心。[24]

   面对这些社会现实,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针对小姐这个边缘人群的治理模式其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某种道德而进行管控,还是真正“以人为本’,其中包括保护边缘人群的权益(至少是不伤害之)?有学者论述,我们应该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12] 在积极管理与“善治”的框架下,要谈清楚针对小姐这种边缘人群的治理问题,我们恐怕不得不正视扫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不得不探讨现行治理实践背后的逻辑与情感结构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至少需要放开空间让社会去讨论与争鸣这类问题。

   扫黄的最大缺失与漏洞,是把治理实际上建立在某种道德假设的基础之上,无视于社会的现实,把治理对象客体化与模糊化,对小姐而言则是“罪化”。社会似乎可以在治理对象缺位的情况下来谈论怎么去管理她们,似乎可以在完全不了解某个人群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也不听取主体感受与诉求的前提下去讨论如何自上而下地控制甚至清理她们。这种把边缘人群完全“他者化”的强者心态是非常可怕的,不但不可能实现善治及巧治,而且背道而驰于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甚至会损害之。

  

  

   边缘人群,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

  

   边缘人群,其最大的特征是弱势化、底层化、散沙化与沉默化,因而更加容易被客体化与问题化。她/他们的最迫切需求首先是生存环境的安全。在目前的治理模式失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怎样的尝试?在此,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在学术探讨与争鸣的空间里提出一些建议。

   其一,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上,我们能否把治理的对象主体化?在有关人口治理的论述中,人口是治理的对象,但同时也是需要的主体和欲望(aspiration)的主体。面对治理,人口可能不知道治理的具体技术,但是他们知道自身想要什么。[6] 不管实施治理的主体是谁,治理作为一种政治技术,只有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可能运用得当而且行之有效。在积极管理与善治的理念下,己与彼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为了建立和谐关系的两个互动主体。因此,作为治理的实施者,至少必须走进边缘人群,将其作为能动的主体,了解其生存状态与需求,然后再来讨论如何进行治理。即首先要把治理对象恢复为“人”而且主体化,而不是客体化或者物化。

   再进一步,治理对象不仅必须主体化,还必须细化,而不是模糊化。每种边缘人群“被边缘”的理由、被治理的理念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情感结构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生存处境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用一个“边缘人群”概念统而括之,得到的只能是“做秀”而丧失的则肯定是治理的实际效果。例如在“性奴案”中,受害的确实是小姐,可是如果社会管理者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这些在歌厅工作的小姐与那些在街头、路边店、出租屋、中高档娱乐场所、封闭会所中工作的小姐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有哪些区别,她们的安全诉求又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么不仅“善治”无从谈起,就连“恶治”也注定无效。同一个“小姐”概念下的群体都是如此多样,更别提小姐与其他边缘人群之间的差异了。

   其二,作为治理的实施者,我们的社会是否可以开放一点空间给民间组织,尤其是那些自组织的草根团体,积极发挥它们的治理作用[7],让它们来衔接和调整政府与边缘人群的关系?治理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管理责任。[7] 以小姐人群为例,政府是否可以跳出要么是扫黄要么就是设立红灯区这样的两难困境,把空间留给民间组织,让它们去参与“增强边缘人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包括防病与健康的促进)?如果能够废除,或者退一步架空目前这种无效的治理模式,或者再退一步,弱化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管控,那么许多民间组织实际上很有能力促进善治的效果。这在其他社会与我国的某些地方得到成功的实践。

   如果是为了保护边缘人群,如果是从边缘人群最迫切的治理需求——安全的生存环境出发,那么政府的治理职责应该首先是减少边缘人群所面临的暴力侵害问题,打击暴力的实施者以及任何损害边缘人群权益的人,尤其是那些利用边缘人群的弱势地位与缺少保护的生存环境乘机进行各种侵害犯罪的人。正如在“性奴案”中,有民众已经意识到的,警方应该集中精力去打击犯罪分子,而不是对作为受害者的小姐进行扫黄。

   只有在淡化道德主义色彩,明确治理实施者的分工、治理对象以及治理内容的模式下,“性奴案”中的受害者才可能不容易被拐、被拐骗了才可能报警、失踪了才可能被同伴发现、犯罪者才不至于那么大胆轻易地犯下如此令人心寒的罪恶。

   行文至此,恐怕不得不再次提及道德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在面对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之时尤为突显。在国际上有关“治理”的讨论中,道德更多地是与个体的“自我治理艺术”相关联的,却较少出现于国家治理的层面。[6] 在中国,道德不是不重要,治理行为当然会体现一定的政治价值甚至是道德意识形态。[1] 但是,犯罪分子那种泯灭人性的道德、损害他人利益与伤害他人的道德,与小姐那种有伤某种社会风化的性道德相比,孰轻孰重?再者,“有伤风化”的性道德应该是社会加以讨论与争鸣的领域,是否一定有必要动用那么大的警力与社会财富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治理?是否应该以恶化边缘人群的生存环境与牺牲他们的基本生存权益为代价?

   只有在对于以上两种可能性进行充分讨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就某个具体的边缘人群进一步讨论更为细致的治理措施,才有可能弥补如“性奴案”所暴露出来的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的漏洞与缺失,才可能达到积极的管理,良好的治理效果。

  

  

  

   结语

  

     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在“善治”的框架下讨论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需要检视捆绑着现行治理实践的理念、逻辑与情感结构;第三需要各种社会力量,考虑被治理对象的生存状态与主体声音。最近30年来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那种想当然地利用道德优势和国家权力对弱势群体进行自上而下的管控,只能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25],将把边缘人群推向更加边缘的境地,将在风险社会中再度叠加风险。

  

  

  

  

  

  

   [①]中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②] 有关“性奴案”这一事件的综合介绍与详细报道,可以参考“河南洛阳性奴案”:http://baike.baidu.com/view/652758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663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