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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跨学科主张的陷阱与前景

——​――基于预防艾滋病领域的实践

更新时间:2015-04-13 10:37:28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一)各学科的世界观的冲突

   任何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之所以得以存在,首先在于研究者们对于本学科的世界观取得了高度的认同,形成“学科的规范化”,并且持续地以此来训练入门者,最终形成本学科的可确定性与可传承性。这不仅被视为整个学科的基础,而且往往被作为无需检验的“公理”来加以贯彻,只不过该学科中的很多应用者并不一定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现有文献中提及的各学科之间的“理论联系”,已经初步触及到这个根本点,但是仍然不够清晰与深入。[⑨]笔者认为,一个学科的世界观主要由五个“元命题”构成:研究对象的界定、其同一性、其差异性、研究中的思维逻辑、价值取向。

   生物医学学科群的元命题是:其研究对象是有机体的世界,人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物种。研究对象具有“生物同一性”,因此任何一种治疗方法的动物实验结果才能够应用于人类。研究对象同时也具有“局部差异性”,因此才会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这样的划分。在面对艾滋病的时候,生物医学的思维逻辑倾向于“生物问题只能用生物手段来解决”;价值观是倾向于“治病才是真的救人”[⑩]。在这样五个元命题的指导下,中国的生物医学侧重于艾滋病的治疗与疫苗的研制,基本上不直接参与预防工作。

   中国的公共卫生学基本派生于和隶属于生物医学,因此其研究对象就是生物病变在人类中的相对广泛的存在。其元命题是“病变的同一性”,因此该学科中存在着“我们是在开大药方”的说法,就是志在使用同一性的方法来处理相当规模的人类疾病。在“病变载体的差异性”方面,它倾向于最关注如何确定人际行为的艾滋病传播可能性。它的思维逻辑倾向于“阻断传播才能预防”;价值观倾向于“防病才是最好的救人”;在实践中则主要是确定和干预各种“高危人群”。

   早期经典的“社会科学”其实是一种模仿自然科学的不懈努力;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研究”的世界观日益兴起。它的元命题把人类视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主体,而且其能动性与历史和社会形成互动与互构。它的基础首先是“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同一性”,然后是“人之存在的社会差异性”。对于预防艾滋病而言,它的思维逻辑倾向于“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才能更好地防病”;价值观则是倾向于“人与社会的协调才是救人之本”;在实践中则主要是关注那些作用于防病的社会因素。

   上述的三大学科都是研究“人类”这个对象的,这就是它们有可能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就充分条件而言,三大学科不仅是元命题大相径庭,而且思维逻辑与价值观也截然不同。

   虽然“学科分割是一种历史的错误,……我们同是错误的产物”(冯钢,2007);但是任何学科的划分都来源于最近数百年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其世界观都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之处。尤其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学科划分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福祉。结果,跨学科的主张就进退维谷:如果外在地要求任何一个学科脱胎换骨,那么不仅不现实,而且等于否定现有的所有学科;可是如果不能在元命题的层次上实现各学科的相通或者提不出路线图,那么跨学科或者“去学科化”(张小军,2007)[11]就只能是美好的理想。

  

   (二)方法论的瓶颈

   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差异不仅是操作层面上的区别,而是方法论的冲突。

   生物医学和预防医学都遵循着广义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客观地测定对象之真实”。在操作中则都仅仅承认“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之结果”(例如钱兆华,2004)。因此在预防艾滋病的实践中,公共卫生工作只能依据现有的感染率来确定什么人是“高危人群”,也只能把“传播”定义为生物学的意义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例如谭晓东,2004);还只能延用18世纪末出现的医学模式,用一种科学的、生物的、自然的的视角来看待人的身体与健康;(Tiefer,1996)而且只能以“病”为中心和判定标准,而“病人”只不过是病的生物载体而已。

   经典的社会科学,由于根本不可能贯彻上述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只能以各种调查方法来获知研究对象的“行为及其结果”并且把它假设为“客观的真实”,然后开展研究(汪丁丁,2010)。但是模仿毕竟仅仅是模仿,自然科学很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研究“不科学”;往往会损害双方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新兴的“人文社会研究”并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而是把社会现象视为“人”这个主体的能动性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它的研究资料已经不仅仅是“调查结果”,而是“人的主体建构”,尤其是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意义所做出的标定(潘绥铭、黄盈盈,2007)。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看来,这简直就是背道而驰,已然失去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条件。

   对此,目前的文献主要提倡三个努力方向:克服“跨学科的悖论”(例如沈跃春,2003;曹澍,2011);实现方法论层次上的结合(例如鲁兴启; 王琴,2004);创造新的方法(例如李春景; 刘仲林,2004)。但是对于“何以可能”的讨论尚未深入到足以推动进展的地步。

  

   (四)陷阱之由来

   以上分析并不是要否定跨学科的主张,而是试图从“不可能”的假设出发,论证这个主张很可能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靶标究竟何在——许多主张者其实并没有了解和理解各个学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没有认清其间的差异及其意义,仅仅停留在“是好事就应该去做”的认知层次上,甚至表现出“呼吁多了自然就会有人去做”的倾向。

   这就很可能成为陷阱。

   在操作层次上,如果研究者仅仅因为“有用”就贸然地投入某种跨学科的研究,对于所涉及的各个学科的世界观却缺乏深刻的理解,那么只能是徒劳无功,甚至可能为了得到“产出”而东拼西凑,制造出“搭积木”式简单罗列的、不具有内在联系和行为逻辑的、甚至是拉大旗做虎皮的成果,于人于己都有害无益。

   由此,在合作层次上才会出现“强势学科吃掉弱势学科”的实践或者对此的担忧。尤其是,如果跨学科主张仍然囿于调整学科关系,甚至仅仅是人际关系,那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包办婚姻中的同床异梦。

   在理论的层次上,如果上述失误成为常态甚至主流,那么其产出不仅难以成为学术成果,而且会作茧自缚,阻断各学科的前赴后继。

   在社会效应的层次上,盲目的跨学科主张,如果真的成为一种学术的甚至社会的话语,那么它就会挟带相当大的权势(power)去影响甚至支配现有的各个学科原本的研究路线,很可能造成不可预计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这种思潮不幸而成为一种市场需求甚至行政需求,那么就可能诱导更多的研究者盲目投入其中,甚至可能扭曲学术的整体发展方向[12]。在人心浮躁的当前中国,这绝非杞人忧天。

  

   (五)现有的策略主张很难跃出陷阱

   上文讨论的其实就是“怎样才叫跨学科”,但是问题远不止于此。

   跨什么样的学科?

   跨学科主张倾向于建立在既有的学科的划分之上。其元命题是:现存的学科划分还是可以的,只不过需要“跨”而已。可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存在着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分支学科、研究方向这样一整套相当行政化的概念体系和操作机制。我们究竟提倡在哪一个层级上去“跨”呢?甚至,这还需要我们来提倡吗?例如在《国家标准学科代码》中,并没有心理学这个一级学科。带有心理学字样的36个二级学科被分别隶属于18个不同的一级学科;标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则分布于8个一级学科之中;生理学也分散在5个一级学科之中。按照这样的规定,心理学和社会学天生就已经是跨学科了,而且跨的是最基本分类的一级学科。

   当然,笔者相信,跨学科的主张主要是指按照学理来划分的应然的学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研究者发表文章或者评聘职称之时,经常受到上述学科划分的桎梏甚至损害。因此仅仅主张纯学术的跨学科,固然可能促进国家划分的改善,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却无助于其主张的实现。

   誰和谁“跨”?

   跨学科主张,基本上还是按照研究对象的类似性来论述的。这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要两个学科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题,它们就具有了跨学科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其假设就是:对同样的对象可以做出同一的研究,只不过被现存的学科划分给割裂了。

   但是两个问题随之而来:首先,这个假设可以被检验吗?其次,无论哪一个学科,现在还是大一统的吗?

   仅就社会学而言,某些不同学派的争论早已深入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次,呈现出“道不同,不相与谋”甚至是“不共戴天”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也比比皆是(例如叶浩生,1998)。那么,究竟应该是社会学与另外一个学科“跨”呢,还是社会学自己的各个学派应该“跨”?还是干脆两个学者“跨”?若缺乏讨论,跨学科的口号就难免有空洞之嫌。

   同一个人如何才能“跨”?

   上述疑问的最佳答案就是:应该从一开始就培养全面发展的跨学科人才(例如王续琨、常东旭,2009)。这虽然是用心良苦,但是在逻辑上却是这样的:如果学好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该学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那么同时学好两个学科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跨学科,而是恰恰相反。因此这个人必须打破上述逻辑的前提,去做一个在两个学科中都离经叛道的人。

   因此真问题其实应该是:任何一个学科,能不能宽容甚至鼓励“不务正业”和“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后来人?

  

  

   三.跨学科的条件

  

   (一)必要条件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历史事实:现存的、具有跨学科可能性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往往都不是不同学科的人有意为之,更不是其他学科入侵或改造的结果;而是某个学科自己内部的人,首先通过反思甚至颠覆,才得以提出和发展起来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医学模式从单纯生物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的漫长过程中,不但没有任何其他学科的参与;就连较大的影响都谈不到。因为在学科隔绝的历史状况下,双方都根本不会去关注对方在说什么,更谈不到容许对方 “插足”。

   医学模式的转变来自于医学界内部的那些“异端思想”的主流化。1977年美国的精神病学教授恩格尔(George L. Engel)首次提出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Engel,1977)。当时整个精神病学的主流是试图向生物医学回归,因为后者具有清晰 确定的还原论的学科基础,强烈地吸引着一直被认为“不够科学”的精神病学。恩格尔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干脆把生物医学整体颠覆了,没想到却发聩振聋,迅速地得以主流化,给医学界带来了春天。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跨学科需要条件。

   其必要条件是:“异端思想”得以在学科之内生存。

   其充分条件是,必须有一批“异端分子”作为载体。他们必须自甘边缘、乐在其中。

   其发展条件则是:异端思想必须得以主流化。

   由此,这个学科本身也就出现了质变,才会出现吸收其他学科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可能性。

   但是,这仍然并不必然带来跨学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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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27卷5期136-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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