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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军:从边缘到中心——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更新时间:2015-04-11 21:28:42
作者: 李月军  
对在下者踩踏。See,Theodorw. Adorno.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 Propananda.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Intemation University Press,1951,p103)在六十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己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8]。

   第五,教师。尽管教师只是红卫兵政治社会化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传递者,但教师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却直接影响着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从代际政治文化特征上讲,学校教师属于“顺从的一代”。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他们己为主导政治文化驯服,并将其价值观内化于心。“学校中政教合一,几乎所有教师都是政治辅导员” [9](P132)。1958年9月19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批评教育中忽视政治的错误,要求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要力求担任政治课教学和研宄工作。在选拔师资时,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0]。经过政治运动洗礼和政治选拔的教师,在政治运动中习得的常识性的政治经验规定了政治文化在他们与学生之间传承的内容与指向。显然,学生和教师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并非处于相等的地位。“文革”前,师生之间基本上是等级性的。相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在知识 权威上具有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教师有一套高度组织化的、理所当然的规则,而学生只是被规定者。学生对教师形成敬畏与依附感,教师则体验到权力存在和父性权威的快感,权威人格与子民型人格的认知模式就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

   第六,日常规范与政治评价。维持日常秩序,增强工作规范、顺从、准时等日常的行为规范建制,对于作为文化保存和分配组织的学校来说,无疑是必要的,同时也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文化形成与强化产生了影响。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主导政治文化对尚未充分社会化的学生发挥作用时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很少,因而非常有利于学生在单一的环境、鲜明的节奏、诸多的组织化政治仪式和较严密的纪律中接受规训。另一方面,学生在校都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都要面对将来如何走出校门的问题。这个关系到学生未来一生走向的问题往往又与他们在学校中所积累的政治资本(主要是政治评价)密切相关。这就使得学生们在校期间的政治“表现”具有紧迫性。学生对自己在学校得到的较高政治评价的渴望成为政治社会化最重要的自觉心理动力。能否上大学关系到学生在未来社会政治资源(如户口的农与非、工资职务的高与低等)再分配中所占份额。1958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在鉴定学生时,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后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10]。学生在校期间积累的政治评价或政治资本主要通过档案书写体现出来。正是档案书写成为 学校组织权力对学生进行政治说服与训导的有力控制机制。由此,社会可以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政治情况进行分析,作为新评价的基础与前提。此外,档案与学生本人是分离的。学生本人见不到自己的档案,档案书写也是一种组织行为。也就 是说,如果校方给一个学生作的结论或鉴定是错误的话,那他几乎永远也不可能有为自己“辩护”和纠错的机会。这意味着档案对个人政治优劣的评价将跟随本人一生,成为一个制约甚至驯服个人服从主流政治文化要求的利器。有的学生档案被班主任写上这样的评语“此人对党和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建议大学不予录取” [9|(P155)。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这句评语可能决定这个学生命运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愿意在终身伴随他的档案上留下污点,因此学生就只有始终顺从于主导政治文化的要求。

   三、同辈群体

   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具体形态一样具有群族性,即它是由一定群体(民族、国家、团体等)共享的。政治文化的群族性对其传播与维持有重要影响。在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同辈人群体的作用也很明显。红卫兵同辈群体行为的相似性及其频密接触交往,为他们互相认同、形成共同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学校中的学生自发地组成“学毛著小组”,共同学习主导政治文化。在清华附中、北大 附中、北京四中等干部子女高度集中的学校,干部子女群体政治信息灵通,并常在一起讨论政治形势和感想,从而形成了较高的政治认同感与从属 感,并开始对校方发难。红卫兵发源于这些学校的部分原因可从这方面得到解释。

   本来,革命历史及其藴含的政治文化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但“文革”之前和初期,一些学生开始通过参观革命“圣地”、重走长征路、模仿毛泽东等前辈的革命行为、编演歌颂革命政治文化的文艺节目等活动,来再现革命历史,共同回忆、想象、体认其中藴含的政治文化,异质的记忆被中止。革命神话与叙事结构被赋予现有的形态。超越了时空界限的政治文化被揭示、制造出来。作为个体的红卫兵面临群体压力,产生从众心理,通过相互模仿、唤醒、感染等形式“从有意操 演的回忆和复活原型的活动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11](P74)。从而使个体与同辈群体贴得更近,作为同辈群体共享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传播与强化。

   四、社会政治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政治记忆与文化的形成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2] (P68- 69)。 红卫兵一代生活在高度封闭且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红卫兵一代的社会日常生活,几乎不存在非政治文化色彩的空白。课外所接触到的是一些与学校正式政治教育同质的文学作品,主流政治文化悄无声息地注入青少年的心田,征服了他们的思想。社会还把他们纳入各种政治和道德教化运动,进行政治实践。但这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他们只是被动的参与者,被当作教育的对象加以改造或被当作敌我双方的阵地进行争夺。他们在运动中获得的不是独立的政治人格而是对主导政治体制甚至是个别领袖权威的顺从与依附,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影响政治过程。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指出, 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5|(P100)。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22万余名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起,在少数高等学校和140余所全日制中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并进而开始部署面向学校的社教运动[6](P272)。这些政治运动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之巨可以想见。在参与了诸多的社会政治运动后,红卫兵一代对政治社会化的动员技术十分熟悉。早在1958 年,大字报作为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就被运用到学校中去了[13]。

   媒体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社会机制。“文革”前,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状况,“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14]。年轻的学生只是接受大众传媒传播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容器,他们的声音不过是大众传媒及主导政治文化的共振荡箱。

   五、红卫兵青年心理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影响每一代的集体记忆的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的时期的生活经历,[12](P52)。“文革”前后的红卫兵一代人正处于少年向青年转变的成长期,其心理与人格处于形成阶段,远没有定型。他们爱慕虚荣,不仅具有浪漫情怀而且更渴望献身正义, 既充满激情又极易走向极端,富有理想而又难以分清梦幻与现实,倾向独立反叛而又极易模仿盲从和冲动。他们的心灵犹如一张被风吹动而又等待着色的白纸。这一时期的政治训练和政治经历对他们政治价值观、政治思维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文革’前的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与理想主义、革命化、阶级斗争的思想政治教育恰好填充了他们的心理空间。卜大华回忆说,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己,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 趣。“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是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5]。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系列思想教育运动史,“是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青年时代”[3](P116)。而且,其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主体就会用其设定的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来认知政治社会现实。除非受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或外来异质政治文化的冲击,它一般难以改变。

   六、余论

   从上述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可以看出,红卫兵在家庭、学校、社会政治中分别面对父辈的、学校(校领导、教师、次级政治组织)的社会政治权威。这些相同结构(等级式权威)的组织和同辈群体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红卫兵一代,强烈地塑造着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其政治文化内容趋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青年学生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青少年心理文化特征、教育水平、社会与群体环境,使他们对强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红卫兵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这些特点加速红卫兵一代的政治化,使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时,就是戴着“阶级路线”枷锁的单向度政治人。

作为青少年学生,红卫兵的心理与人格特征本远未定型,他们应该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边缘角色。与其社会政治角色相应,其政治文化也应是边缘性的。然而,“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化却把具有动员性、革命性、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主导政治文化对红卫兵一代人的“接班人”社会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们原有的对成人的渴望感,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责任感;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对革命有无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动员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倾向张扬个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唤醒了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感;主导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变成了他们纯粹的心理渴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满足放大了他们偶像崇拜的需要。动员型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固有心理的相互揉杂、激荡、积累,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使红卫兵形成了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共享激进的政治情绪,进而将之与宏观社会政治运动联系起来。政治权力系统出现纷争与缝隙时,在外在约束和管控消失的条件下,通过政治社会化积累起来的阶级斗争、对敌仇恨、对革命的渴望、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等,犹如长期被挤在地壳里的岩浆喷发出来,把红卫兵推到社会政治运动的前沿和中心。然而,红卫兵社会政治中心角色只是表面的,是政治权力意志支配的结果。红卫兵终宄只是拱卫元帅的士兵,只能在政治高层权力政见纷争的战场上冲锋陷 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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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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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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