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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摆脱的“囚徒困境”?

更新时间:2003-02-27 11:44:00
作者: 任羽中  

  

  公元前434年,一个叫做埃皮达姆努斯的小城邦发生了内乱,民主派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们相互争斗起来。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原本发生在希腊世界边缘地带的小规模的危机,紧接着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科西拉、科林斯、帕提地亚、墨加拉乃至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都先后卷入到纷争中,最后竟愈演愈烈,蔓延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性的大战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描述了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告诉读者,所有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也就是说,雅典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竭力追求权力增长,但是它的行动使斯巴达深深感到不安,于是也要增强实力以制约雅典的力量。这样,每一方都是完全理性的(没有战争狂人或者极端的民众情绪),都只是在努力确保自身的安全(雅典和斯巴达都认为停战的局面有利,并不愿意卷入大规模战争当中),但最后的结局却使得双方都更加不安全。这样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对于国家间“安全困境”的最好的解释,当属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合伙犯罪的囚徒面临警察的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则各判刑三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判三个月而沉默者判十年;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则每人判一年。

  对于缺乏沟通与互信的复数的独立理性行为体而言,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它们总是不得不面临着和两个囚徒一样的结构困境,大家都在追求最优的结果(三个月刑期),最后下场都不好(各得三年刑期)。而我们也知道,国际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和国内政治不同,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强有力的统治权威与秩序,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国家也就只能依靠扩张权力来保障安全,于是在所谓的self-helping体系中,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也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所言:“一千年来,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并未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不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各独立实体间为财富和权力而争战不已。修昔底德的历史本是写于公元前五世纪,然而其对国家行为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别无二致。” 换言之,尽管影响国家安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空前发展,但是无庸讳言,今日的世界大国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仍然处于“囚徒困境”之中,时时感到安全的缺乏,而大规模战争的阴影也并未消除,理想中的永久和平状态还远远没有到来。

  毫无疑问,假如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国际机制”来确保“囚徒”之间的信息畅通和相互信任,那么“困境”就可以摆脱,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但我们也发现,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这样一些被中国学者目为“大师”的理论家,在利用经济学原理研究国际问题时,他们的推理过程甚至逻辑前提都往往有重大的缺陷,他们的结论也未必完全符合常识。本文将首先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批判。

  同时,本文还试图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由国内社会推演至国际政治领域,也就是构建一种正义的国际契约来实现理想的和平状态,在这个契约得到普遍尊重的情形下,“囚徒困境”将不复存在。至于保证国家来接受这个“正义契约”的办法,本文也将借用罗尔斯在《正义论》和《万民法》中的设计。

  诚然,这将仅仅只是一种规范性的原则探讨。我们不能完全离开对事实的经验性描述,在进行价值判断时,现实存在也无法回避。但正如休谟所告诫的,我们不应该从事实中导出价值,价值判断有其自身的前提与逻辑。 本文只追求一种“纯粹”的理论的成立,它的价值也就不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循环论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源自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发现,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所谓的“交易费用”,而这一点被以往的学者长期忽视。他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这个概念,用以阐释企业存在的理由和制度的运行成本。这个突破实际上把经济学从“无摩擦”的理想世界带入到真实世界,因而大大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 以奈和基欧汉为代表的一派国际政治学者则在批判新现实主义理论时大量借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尽管他们仍然标榜自己与康德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与传统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指责现实主义者“不道德”,也并不抛弃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而是试图论证新现实主义的“不现实”,并提出建立“国际机制”来避免战争、实现安全与合作的方案。

  新自由主义学派不否认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假设(即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以理性方式采取行动,国家根据权力计算利益),基欧汉指出,在他的“改造的结构研究计划”中,仍然把国家当作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但是也强调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家和跨政府的关系;仍然保留对理性的假定,但是必须考虑到行为体信息的完整;仍然把权力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否认追求权力在所有情况下都构成压倒一切的利益,或者说追求权力的形式长久不变,因为行为体的认同感和操作程序会随着国家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通过对新现实主义的“改造”,基欧汉认为,国家追求的不是相对收益而是绝对收益,因此国家间的合作并不是稀缺的;国际法、国际组织这些东西,对于世界政治的变迁有着重要作用,而不只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工具。总之,完全可以用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来回答现实主义提出但未能解答的问题:在没有超级权力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从无政府状态中创造出秩序,和平变迁如何能够实现?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兴起,还有赖于以下两个现实难题的出现:1)伴随着1970年代以后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明显增多,共同利益的范围也随之扩展,如何实现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呢?2)自修昔底德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历史学家总是相信,伴随着旧霸权衰落而来的总是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甚至暴力冲突,而现实主义者(比如吉尔平)也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秩序只能由霸权来缔造,那么美国霸权衰落了之后怎么办?按照霸权周期的逻辑,世界将陷入一场新的霸权战争吗?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答案也是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

  新自由主义学派就是这样强调对制度的功能主义解释,比如制度能够保障合作、能够减少不确定性、能够克服政治市场失灵,能够减少交易成本等等。但是,这种解释只考虑到制度收益的一面,而忽略了制度成本的一面。国际机制确实能够保障合作,但是它也只能来源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大家都要遵守这个机制;而是否合作,完全取决于国家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所谓合作的成本,可以看作“因合作而遭致损失”的风险成本,如果这种风险以某一确定概率发生时,我们可以计算出合作的成本,并通过与合作的收益相比较以决定是否合作。因而,合作能否达成取决于两个因素:合作招致损失的风险和合作的收益。除非这一风险足够小或者合作收益足够大,否则合作就无法达成。

  我们再次回到前文提到过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对于囚徒甲、乙而言,如果选择合作(保持沉默)的话,“被出卖”的风险是很大的,而且一旦被出卖就可能面临最坏的结果(十年刑期),因此合作的成本大于合作的收益,合作无法实现。那么,什么情况下可能实现收益大于成本呢?博弈论证明,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博弈重复无穷次;2)双方都采用“触发战略”;3)未来的收益比较大

  按照条件1),国家间的合作不应该是“一锤子买卖”,合作将反复进行;条件2)则要求,一方如果不合作,就将受到对方“严厉”的惩罚,不仅下一次对方不会合作,而且今后永远不会合作,这就加大了背叛的成本;条件3)是指某种“长久利益”的存在,也就是说“背叛”一次虽然能得利,但是如果长期合作的话肯定比这点眼前利益要大得多。

  上述三个条件在国际政治中似乎是可以满足的,因为即使在安全领域,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当然不会只进行一次,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合作还会越来越频繁,而且我们也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那么为了长久的和平它们当然愿意付出某些代价。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苏(俄)之间关于核军控的一系列协定,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以及SALTⅠ、SALTⅡ、STARTⅠ、STARTⅡ的签署和执行,两个超级大国对自己的核力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个代价换来了双方在核安全领域相对稳定的关系,也就大大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

  可以说,“合作的收益大于成本”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立论的逻辑起点。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分析,却又不得不发现,在国际政治中这三个条件其实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首先,“重复博弈”还隐含了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每一次博弈的环境不能改变,但在大很多的时候,上一次博弈的结果必然影响到下一次博弈,上一次胜利的成果很可能成为下一次博弈的资本,从而使得决策环境向着某一方的利益倾斜,也就是说,两个还在审讯程序中的囚徒和两个已经打入大牢的囚徒是不一样的。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我们也看到,国际规则并非天然生成,而是由处于中心地位强势国家来制定,其他的国家多半只能被迫接受,对于一个已经被判了十年的囚徒来说,他是否会选择与那个只判三个月的“背叛者”合作呢?

  其次,“触发战略”的假定也往往被现实证伪。我们知道,现实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反反复复,有时合作、有时背叛,没有永恒不变的朋友或者敌人。比如说,中美之间曾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当苏联的扩张对双方都产生巨大威胁时,尼克松很自然而然的就把手伸过了太平洋,中国也并不因为曾经被对方制裁甚至兵戎相见就拒绝合作。在现实政治中,“背叛”确实有成本,但是这个成本还远远不够大。

  至于“未来收益”,这更是一个难以确切衡量的概念。对于“长远利益”的估算,必然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有大相径庭的意见,而且“未来”总是充满变数,任何国家都不能指望现在的付出就一定能在若干年后有正面的收获。

  我们确实假定国家是理性的,但正因为理性,国家才需要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做出某种平衡,避免过大的风险。比如,美国政府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明文限制,竭力谋求建立NMD和TMD,这种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很可能导致其它国家的“绝对不安全”,必然“对国际军控与裁军事业、防扩散的国际努力、国际战略平衡、区域层次上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发展以及大国关系的协调与稳定,带来沉重的打击”。这些后果并不是那么难以意识到,作为盟友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就以“剑和盾之间的竞赛”来讽谏美国当局,但对小布什而言,NMD、TMD能够带来的直接收益似乎更加可观。

  一言以蔽之,制度虽能降低交易成本,但制度的建立也必须首先降低交易成本(即制度成本)。我们因此也可以明确,由于无法满足前述的三个条件,所以在理性的国家间会长期存在“囚徒困境”,所以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各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国际机制是那么的艰难。新自由主义学派所描述的国际机制的功能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不是功能产生途径,也不是因为需要国际机制就有了国际机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减少建立国际机制的制度成本?

  

  正义的国际契约:达到理想的和平状态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

  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内社会中,人们的经济交往同样是“理性人”之间的博弈,但是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和“囚徒困境”却大大的缩小了。“背叛”将导致法律的惩罚,骗子则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不容,而政府也致力于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人们出于利益的考虑,便会更加倾向于互信与合作。于是,尽管没有出现“人对人是天使”的状态,但“人对人是狼”的可能也被避免了。

  新自由主义者所重视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政府”与“法”的作用。而实际上,“在任何一种交往中,政治团体都应当被看作一个法人” ,我们完全可以把国家比附为个人,并通过考察国内正义是如何实现的,进而思考国际正义如何实现——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正义”,其标志就是普遍的安全感与互信合作,就是一种理想的和平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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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园评论首发(www.yyp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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