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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

更新时间:2015-04-09 15:14:08
作者: 卓新平  
而世人不可希冀的“理念”世界却是真实、完美、绝对不变的。柏拉图依其“理念观”而将世界加以绝对与相对、彼岸与此岸、完美与破碎的二元分割,但在二者之间却构设了一种信仰意义上的关联,倡导一种对绝对实在的间接感知或认识。这样,柏拉图亦为西方宗教提供了理性宗教精神的多种因素。正因为有柏拉图“理念观”意义上的演绎推测,才可能发展出此后亚里士多德“形上学”意义上的逻辑论证。

   最后,古希腊的宗教神话亦为西方宗教精神提供了丰富资源和灵性积淀。正如中国古代文化的楚、汉之分,南、北之别那样,古希腊宗教神话中亦有奥林匹斯诸神与狄奥尼索斯的区别,构成其日神与酒神精神的鲜明对照和各自的独特个性。在以宙斯为主神的奥林匹斯众神谱系中,日神阿波罗为古希腊宗教文化主流精神的象征。阿波罗作为太阳神和光明之神是对古希腊文化中“稳健、遵守秩序”、“自我肯定”、“自信、好强”等精神特性的“形象化想象”。阿波罗的外观被塑造为驾着太阳车运行的青年英雄,英俊潇洒,并因其追逐达佛涅却遭拒绝的风流韵事而给人浪漫、执著之感。日神形象的外观“美”所表达的古希腊主文化精神乃是稳健、秩序和中庸,是一种“史诗”性的展示。与之相对应,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则是古希腊亚文化传统中宗教情感、追求和精神的绝妙写照。集酒神、水果神、葡萄之神和狂欢之神于一身的狄奥尼索斯表现出古希腊精神的另一层面,即“热情、好幻想”、“自我否定”、“激昂、冲动、放纵”、“空灵、逍遥、无拘无束”,其最高境界在于其忘我之“醉”所表现的心醉神迷、如痴如狂状态。酒神精神突出了在磨难中达到的解脱、在痛苦中感受的狂喜、在沉沦中经历的净化、在毁灭中获得的永生,因而揭示了“悲剧”性情怀的深沉、凝重和扣人心弦。酒神精神表达了消除灵与肉之间的张力、克服人与神之间的分离这样一种努力或尝试,但其展示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其陶醉自我的颠狂之态却是一条通往神秘主义体验的幽径。实际上,这种与狄奥尼索斯崇拜相关的酒神精神对此后西方宗教精神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具有古希腊宗教主文化地位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的成功及其传承,则主要体现在其表达的与神合一的沉醉、自我否定的苦行和向死而生的超越。

   (二)古希伯来精神

   古希伯来及其承续者犹太民族被视为“谜一般的民族”,在其数千年的经历中一直是以“孤独流浪者”的悲剧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但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一民族及其文化精神最突出的特色即“多涉信仰教诫”。这些精神遗产通过犹太教而对早期基督宗教产生影响,其观念多被西方宗教精神所吸纳,由此达至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多元重叠。

   首先,古希伯来传统中形成了追求绝对一神的精神,即具有“至高一神”的观念。在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常提及“耶和华”(Jehovah)神,“耶和华”之读音后据学者考证乃其古音的误读,正确读法应是“雅威”(或“雅赫维”、“耶畏”,Jahweh, or: Yahweh)。误读原因是在古希伯来人传统中,自公元前3世纪左右人们不能直呼神名,而以“阿特乃”(Adonai, 意即“主”,或“我的主”,以此指“神”)一词代替神名发音,在书写时则只写神名中不发音的辅音JHWH或YHWH,习称书写的“四字符号”。其结果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忘掉了神名本来的发音,又因在古代手稿等文献记载中人们一般会在神名不发音的辅音底下写上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一词中的元音,后人将“阿特乃”一词元音与神名的辅音结合在一起读音,故误读为“耶和华”。在19世纪,格•艾瓦德在其《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1852年,哥丁根德文版)一书中指出了这一错误,此后人们遂逐渐纠正了这一误读。其神灵观念最早乃从古希伯来人的“雨神”崇拜演变而来,在沙漠地带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雨神”曾被尊为古希伯来人的民族神。他们将自己视为“神”的“选民”,认为会得到特殊的“神宠”,但其民族屡遭磨难的事实使其开始反思其神明信仰,在公元前586至前539年古代犹太人被虏往巴比伦这一时期(史称“巴比伦之囚”)之后,他们终于发展出彻底的宇宙一神论,将这一神明尊为全世界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一神。这一至高“上帝”的观念,作为古希伯来信仰精神的重要遗产不仅被犹太民族所持守,而且也被基督宗教所继承。

   其次,古希伯来传统发展出了一种罪感意识和谦卑精神。在古希伯来历史文献中,有着许多人类始祖犯罪而失去乐园、犹太民族虽作为神之“选民”却因背弃上帝而受罚蒙灾等记载。而针对人的自主、自信和自我称义,则有着《约伯记》这类对义人受难的解释和对自以为义的驳斥。这里涉及到古希伯来人对人类“受苦”及对上帝“正义”意义的理解,正因为“义人”约伯“无辜受苦”,故有约伯的委屈和诘问。但古希伯来信仰传统中却产生了一种更深层的灵性或宗教性理解。在此,“正义”乃政治层面的,即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正义”,而在上帝那儿却根本没有这种世人所熟悉、所要求、并且习以为常的“正义”,因而“德性不再许诺幸福”。所谓上帝的“公义”、“智慧”和“仁慈”乃另一维度,具有奥秘性和神圣性,世人对之不可测度。因此,古希伯来传统中的这种罪感意识和谦卑精神就是让人彻底放弃“自以为义,不以上帝为义”之举及其思维进路,而认识到人自身的“有限”和“卑贱”。此即约伯由委屈和诘问改为沉默和柔顺的根本原因。对自我之“义”的放弃和对自我之“罪”的体认,遂形成了在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中源远流长的“忏悔意识”。

   再次,古希伯来传统中具有一种契约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的意义上。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于犹太初民与上帝的契约关系,至少有三次“立约”之记载。第一次乃“洪水灭世”后上帝与义人挪亚及其后裔以“虹”立约,故“彩虹”成为神圣立约及由此而至的神人沟通之象征。第二次为上帝与犹太先祖亚伯拉罕立约,始定“割礼”,这种有着皮肉之苦和血的见证之“割礼”在其相关民族传统中保持下来,成为其神圣立约的标记和秘密。第三次则为上帝在西奈山上与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的古代英雄摩西订立“十诫”律法,设立“约柜”,让犹太人永守其“约”。在古希伯来传统中有“永远的盐约”之说,“盐”在其生活中乃“永不废坏”之物的象征,故而“盐约”即神人之间“不可背弃的盟约”。基督宗教形成之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立约”之说。基督徒认为救主耶稣降生即上帝与人重新立了“新约”,因而将以往上帝通过立法而与犹太人所立之约称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宗教的传承和弘扬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从神人之间的神圣契约演化出一种以平等为原则的社会契约、人际契约,而近代清教徒在移居北美时更是将这一“契约”作为其立国、立教的基础和原则。在承认上帝的唯一性、绝对性权威这一共识下,这种契约观意指教会与国家得以共构的基础乃是其参与者的平等、自愿,人们按照契约来将其权利委托教会或国家的执掌者来行使,但执掌者若失职,渎职或滥用权力,参与契约者则可以收回其权利,重新考虑这种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因此,契约精神乃以一种神圣维度和平等共构的法治原则来保证其立国、立教所应有的民主制度得以实施和维系。

   另外,古希伯来传统还孕育了一种救赎精神,追求其宗教境界中的神圣拯救。古代犹太教中有着“救世主”的观念,它从“受膏者”意义上演化、发展而成,由此形成人们对其复国救主“弥赛亚”(Messiah)的期盼。本来,“受膏者”指其民族传统中国王或部族领袖涂油受膏,有着临危授命、肩负其拯救民族的重任之意,亦象征其授任者被神祝福、赋予神圣权威。这种“救赎”精神蕴涵着一种危机感、危难感和悲剧意识,象征着一种挺身而出、自我牺牲。其意趣后在基督宗教所信奉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形象及作为上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救赎”不仅意味着其救赎对象的希望和喜乐,而更突出其救赎者本身的奉献、牺牲

   最后,古希伯来传统亦体现出一种先知精神,显示出其对现世的警醒和对未来的洞观。“先知”代表着一种批判意识和激励精神,是“启示者”和“预言家”,他们站在了时代的前面,因而会有其孤寂和悲壮。在古希伯来文献中,“先知文学”与“启示文学”有机交织,预示着一种前瞻、展望,更意味着一种变迁、变革。这种先知精神在西方文化发展中亦促成了其社会和人生之维中“神性推动”与“自强不息”的交汇及共构。概而论之,古希伯来精神为基督教哲学突出其启示观奠定了牢固基础。

   (三)古罗马精神

   古罗马时代是“两希”(“希腊”与“希伯来”)文明汇聚、互融的时代。除了上述“两希”文明的种种遗传和嬗变,古罗马时代亦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精神,从而与“两希”文明一道为共构西方文化或基督宗教文化做出了贡献,使西方文化或基督宗教文化精神乃希腊、希伯来和罗马精神之结晶,由此形成其“三位一体”、“三流共聚”之奇特景观。如果说,古罗马在哲学、宗教精神上的原创性不如“两希”文明,那么其帝国氛围中形成的律法精神、团队精神、共和精神和帝国精神却别具一格、独有意义。

   首先,律法精神乃古罗马精神之重要遗产。人们习称西方文明三大源头乃古希腊的哲学、古希伯来的宗教和古罗马的律法,其意义可见一斑。古罗马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故少了许多古希腊思想的形而上之探和古希伯来宗教的空灵之思。在其帝国崛起的基础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罗马法精神的厚重及有效。本来,罗马法受到古希腊人立法实践的启发,古罗马在制定其“十二铜表法”前曾专门派人到古希腊学习,对梭伦立法、雅典政制等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古罗马先后选出两个十人委员会来制定法典,前者完成了十个法表,后者补入两个法表,这十二个法表经森图里亚会议批准后刻在十二块铜表上在罗马广场公布,由此形成了罗马共和时代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对古希腊人立法实践的重大突破,即跳出了古希腊城邦本位主义的狭隘范围,从而使罗马法律从一开始就有其广泛性和普遍适用性。十二铜表法包括私法、公法、刑法和宗教法规等,除了罗马贵族和祭司之外,其他普通人甚至小孩子也都可以学习和掌握这些法律知识,因此人们对之乃能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就其内容而言,现代西方立法理论的三大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不容侵犯”已在这些古罗马法中有了充分体现。罗马法影响了后来基督宗教教会法的形成与发展,而其律法精神亦扩展为西方社会“法的精神”。

   其次,古罗马在其帝国的形成中促成了一种团队精神的发展,这在古罗马社会强调群体、国家、纪律、秩序中得到充分体现。古罗马在其走向帝国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提高了其务实精神和尚武精神。但这种征战和征服仅靠个人的尚武和英雄主义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罗马人在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实践中构成了其典型的团体精神,这种分工、合作,配合、协调在罗马军团的构建上达到了完美之境。与之相关联,古罗马人则形成了其群体意识,国家、团体的利益要高于自身利益,其存在亦是个我存在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古罗马社会强调纪律、秩序和法治,个人对其民族团体、对其国家整体须绝对服从。黑格尔为之曾感叹说,罗马人的勇敢“是根本上和同伴联系时表现的勇敢”。这种团队精神对古罗马帝国时期诞生并发展的基督教会颇有启迪和影响,从中我们亦可窥见罗马教会所强调的团体性、整体性之奥秘所在。它为西方群体宗教意识和宗教团队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再次,古罗马社会曾营造出一种共和精神。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儿,“共和”乃一种“理想”。而在古罗马的历史上,“共和国”则为一种“现实”。尽管从总体来看,古罗马共和国的政体仍为一种贵族寡头统治形式,然而从其基本理念和精神上分析,古罗马共和国却因其或多或少、时隐时现地体现出“集体领导”和“公民权力”这些原则而已经具有现代意义上之“共和国”政体的精髓。在古罗马共和时期,国家权力乃集中在元老院、人民大会和执政官身上。这样,管理国家至少在名义上乃为“全体人民的事务”。其中元老院由数百人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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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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