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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东亚困境中的美国因素及应对策略

更新时间:2015-04-08 09:21:18
作者: 熊光清 (进入专栏)  

   当前,中国与东亚许多国家关系比较紧张,而仔细考察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又发现事实上中国与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或者重大利害冲突。我们姑且把这种局面称之为“东亚困境”。那么,东亚困境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有明显实际利益冲突的激烈对抗。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应当说,目前中日关系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并非是解不开的结,但是,中日关系却跌入低谷,并且看不到回暖的迹象。中国面临的这种困境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以求寻找到最恰当的战略策略,以便有效应对。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在世界政治版图中,控制欧洲、中东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对于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来说至关重要。欧洲相对稳定,欧洲大国大都是美国的盟国;随着反恐战争基本结束,美国逐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抽出手来,在中东地区的投入开始减弱。这为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创造了条件。加之中国发展迅速,美国增强了对中国的疑虑,开始视中国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和挑战者。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具有很强的必然性。

   2009年,美国开始启动“重返亚太”战略,力图从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2011年,美国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号撰文称,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将取决于亚太地区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她指出,未来10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实质性的投资锁定在亚太地区”。她说,亚太地区已经变成了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逐渐崛起,而该地区也是美国盟友的所在地。[1]至此,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的思路完全成型,并成为奥巴马政府“变革外交”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形成了严峻挑战,并使周边国家敢于挑衅中国或者鼓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挑衅,导致中国在处理与之相关联的周边事态方面面临更多的羁绊,事实上开始发挥对中国力量的“再平衡”作用。阎学通认为:“所谓‘亚太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国的崛起,就是防范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2]这就是中国面临东亚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经济上,美国加大了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的力度,试图以TPP为基础,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同时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TPP分化了东亚经济体,导致本已动力不足的东亚经济合作目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美国还利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逆差等经济议题对中国施压,其目的就在于压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试图将中国的未来发展纳入到美国所规划的方向,也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沈铭辉认为,TPP将无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无法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问题;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TPP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的工具。[3]

   在外交上,美国继续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联盟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新伙伴关系,还通过密切与印度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以图重组亚太均势格局。同时,美国还全面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和架构,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最近两三年来,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和机构,美国不仅全面进入,而且强力主导,试图排除和削弱中国在这些合作机制和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以图实现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

   特别重要的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非常突出军事因素,它在军事上高调“重返亚洲”,将军事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对中国东亚安全环境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它与这一地区“5个半”盟国之间(即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再加上半个盟友——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包括:美日扩大了在情报、监测和侦察领域的合作,美国宣布将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驻军的计划等等。美国还在亚太地区调兵遣将,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导致东亚地区的局势不断紧张。同时,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利用这一机会,视美国为靠山,试图在与中国的边界纠纷或领土争端以及其他冲突中牟取利益。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呈现严重恶化的态势。

   二、中国应对东亚困境的战略回旋与缓冲空间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零和”游戏的逻辑被打破,冲突会导致“双输”,合作则会带来“双赢”。二是很多以前需要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其他方式来解决。澳大利亚学者迈克·本森(Mark

   Beeson)和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供给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黩武主义(militarism)和新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方式。当最强大的武器装配不能使自己的国民免受攻击的时候,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其理论基础传统战略学说的有效性和恰当性。”[4]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加强了,并且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也在加强。更加值得注意重视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甲国对乙国的政策会引起乙国对甲国的政策发生变化,也表现为在国际政治中,多边的相互依存取代了双边的相互依存,即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边的协商加以处理而不仅仅依赖于双边的交流。因此,国家之间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中美关系也是这样。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共同利益很多;冲突和矛盾升级,双方都会招致损失;加强合作和对话,信任增强,双方都会受益。

   同时,中美两国是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两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合作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美国站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顶端,掌握着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优势,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中国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样,中美之间尽管经常会出现贸易摩擦,但是,经济上的互补性实际上使两国都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上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更需要大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即使是在东亚地区,中美在管控朝鲜核力量、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所以,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还是存在的,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

   第二,不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5]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统治阶级指导、动员、调控、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思想工具。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上升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不考虑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不应成为外交的主导性因素。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毕竟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没有什么问题会导致两个大国非要搞到必须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美国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都会极力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而不会采取破坏性很强的手段,来彻底毁损现存的国际秩序。同时,美国的霸权地位处于衰落过程中,有限的实力与宏大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所有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也能确保中美关系斗而不破,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而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从而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中断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再加上中国现在国内问题和国内矛盾非常复杂,中国更希望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挑战美国的意愿。并且,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都不具有演变成激烈或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特征。中国特别需要防范的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而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收益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如果中国过高估计战争的风险,把绝大多数的国家资源都投入军事领域,就有极大的可能被美国拖垮。

   第三,周边国家中恐怕也没有真正愿意与中国一战的国家。美国可能会不断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摩擦,使中国周边环境不得安宁。在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它可能会唆使与中国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些国家去挑衅中国。如果周边国家(例如:菲律宾、越南等国)能够认识到挑衅中国的危害或者可能对本国造成的灾难,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马前卒”。而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正常国家,提高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恐怕未必是要真正挑衅中国或者想与中国发生正面的高强度冲突。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总是不断出现分歧并上升到国家关系层面,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深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在日本不能正确反省战争罪行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走正常国家道路的主张。

   就中国的军事实力而言,执行防御性战略基本能够胜任。在外部安全挑战增强的环境下,中国切不可放松军事准备,一定要保证必要的军事实力。但是,保持必要的军事实力并不是要把军事斗争做为处理国际关系可以经常使用的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6]他进一步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7]应当明确的是,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最高的政治,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冲突的最后手段。当前中国已经拥有比较强的综合国力,面对国际冲突,可资运用的手段更多了。在黄岩岛之争和钓鱼岛之争中,中国通过渔政船、海监船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就进行了有效斗争。应当明确,在国际冲突中,只有在其他手段都不能达成国家目标时,战争才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使用。

   中国慎言战争,是因为战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但是,中国一定不能害怕战争,要有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让胆敢发动战争者遭受到应有的惩罚。况且,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只要抱定了“以战止战”的决心,没有一个国家敢悍然对中国对武。中国在处理周边外交时,应使周边国家明白:其一,任何一个国家企图利用外力获得好处,很有可能会“引狼入室”,最终害不了别人反而害了自己,自己的内部先起火或者出问题了;其二,一些东亚国家要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其结果一定是充当“炮灰”或者“替死鬼”的角色,好处没有捞到,代价反而不小。明白了这些道理,周边国家挑衅中国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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