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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更新时间:2015-04-06 22:29:04
作者: 曹锦清 (进入专栏)  
也是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而有待于诸位的努力。

  

   二

   讲第二个问题。我这些年来进行了一些调查,在全国各地走,是不是能够进行分类,在不同类型里面分别找到不同的个案来进行调查,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解放前,费孝通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到云南调查,按照经济增长的不同,按照商品化和工业化的不同选了三个村进行调研,然后试图得出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一般结论。当然这个方法还是有些问题。所以我在自己的实证调查当中,对于如何从具体的研究当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我也很困惑。然后我看了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好像他也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如何回答呢?他提出“古今中外法”。所以我讲的第二个方法是“古今中外法”。什么叫“古今”呢?就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背景里面加以理解。我不知道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时间的因素有多么重要,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时间的因素非常关键。因为历史的时间并不等同于物理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时间的变量就特别的重要。因为事物在时间中发展,在时间中变化。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必须把它放到它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

   这里也举几个我在调查研究当中看到的例子。有一次我到开封包公祠参观,发现有一个碑,上面记载了包公前后150年里开封的行政长官的名单以及任职的时间。我一算,平均任职的时间大概是十个月,包公在开封任职的时间也就是1年多一点,也就是说任期是非常之短。因为我当然知道宋以后,不仅采取了三年一任的短任制,实际上官员都没有满任就转任了,而且还采取了回避制,以家乡为中心500华里之内是不能做官的,以防止官员和地方豪杰勾结,防止地方权力做大,这是为强化中央权力的一个举措。因为唐中期以后到五代一直是地方权力过大,地方形成割据,中央权力衰微,所以到宋代就采取了短任制和回避制。

   为了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县级官员任期情况,我们调查了十几个县,我只调查县的一、二把手。县级的任期三年,但实际任期满3年的甚少,平均算下来是1.7年,也强调回避制。1994年县级的任期从3年延长到4年。十七大规定县这一级,包括乡这一级的任期延长到5年,并且同意连任第二届,这样就可以做10年。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5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这就是说,现在的某些制度放在历史长河里来看,有时历史的因素在当代并未消失,这个制度仍在运行,不管这个制度以什么样的名义,用什么样的名称。

   另外关于土地制度,现在我们是82年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起源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耕作制度,也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之前是土改,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这之前是土地私有制。宋以后因为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流转的加快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士大夫们对此有大量的议论,一种议论就是要限制土地兼并;一种议论就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我们过去读这些士人的议论总觉得他们食古不化。现在看来就是宋以后的土地私有发展加快、土地流转加快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现在土地承包以及劳动力流转加快产生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古代士大夫推崇的井田制、公有制其核心是要使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结合,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新近出台的物权法还规定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不允许抵押。城市的房子是有抵押权的,为什么要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权呢?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因为抵押是通向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途径。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像城里人失去工作,但又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障。那么他们就变成既失业,又失地,又失房的“三失”农民,他们将构成中国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如何来安顿这个群体?有人从农民的人权出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土地的私有权是农民的人权。这个说起来也没有错,因为我无法反对这样义正言辞的结论。但是要考虑到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目前做这样的安排确实是从历史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除非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财政总量高到能为所有的农民提供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都能够解决了。在这个时侯土地能否私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时侯土地已经不承担责任,不承担农民的养老和失业的责任。

   这是我举的几个例子,还有很多,再如现在中国政区的划分,不要小看中国政区的划分。我们只要从历史上来看,县级政区是极其稳定的,为什么县级特别稳定?为什么县级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当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或者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县为中心、为主体?我觉得也要从历史上来追寻解释。把制度经济学引进中国的张五常先生,凭心而论,他说的我听得不舒服的多一些,这次在美国的会议和在国内的会议 ,他有一通讲话。他说他仿佛研究出了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原因在哪里。过去我们找了中国改革开放这样那样的缺点,腐败了,犯罪啦、道德沦丧啦、城乡差异啦、环境污染啦等等,他说从这些问题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经济应该崩溃才是。应该崩溃,事实却没有崩溃这个事实已经摆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今后这一、两年该怎么对付,当然还是一个问题。但这30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段,作为一个事实确实已经摆出来。他说现在我们要研究为什么增长,我们要找出理由来。他找来找去找到的就是中国30年来县级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竞争,是中国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是我讲的“古今”,毛泽东叫“古今法”,就是要把当代中国的很多经验放到中国的历史经验里面加以考察。当然,现实中存在着的历史因素往往在启蒙运动看来是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要加以批判。我觉得传统中确实有愚昧的、落后的东西,包括官与民的的关系当中确实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腐败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认为传统就意味着落后、愚昧,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传统自“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批判,但是它在暗中护佑着我们的民族。它使得我们的商品经济、改革开放还能够相对的比较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对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毛泽东还讲过“中外法”,这个中外不仅仅指的是中国和外国的比较,他的“中外法”还指要把你调查的全部经验、局部社区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来加以理解。研究某个村或者乡镇,必须把这个村放在乡镇,把乡镇放到县甚至更大的范围来考察。当然最好能放到全国这样一个整体来考察。就是说你要考察的对象以及与这个对象相关的外部因素都要加以研究。

   我这里也举几个例子讲,这次我有几个研究生到湖北去考察,在某个乡镇他发现,土地的流转已经发生了,包括房子的买卖已经发生了。300多户中有将近20户它的产权已经变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能够得出什么判断呢?我就告诉他,这是一个乡镇里的特殊情况还是周边很多乡镇或者周边许多县都发生了呢?你必须要调查。如果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都发生,而其他的区域没有发生。那么就要进行比较为什么这个区域发生。否则你得不出结论。但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调查了一个乡镇,没有向外扩展,所以他提供的是一个个的个案,我无法从这里得出结论。而接着还要他下去调查谁来买这个地、买这个房。他说大部分是其他山区里的农民,那么那些山区农民的房子和宅基地又发生什么变化呢?是不是也买

   卖了呢?那些卖掉土地和房子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到城里去了的获得什么职业和住房呢?我说这些相互关联着的事实必须加以追问。

   如果我们从这些个案里面要得出一般的结论,就必须把个案放到更大的区间里面去加以比较的研究,然后谨慎地得出结论。当然也可能做出某种假设,这个假设是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不是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中间环节呢?如果是,对这个趋势我们通过法的形式能不能加以阻挡呢?如果不能阻挡,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事实呢?如果农民失地进城,进城又失业,那么是不是给那些农民城市户籍并给他相应的城市保障呢?如果给他城市保障,甚至解决他们的住房,哪怕是廉租房,那么是不是会引诱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呢?这些都值得研究。这是我理解的毛泽东讲的“中外法”,就是必须把局部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里面加以研究。

   另外还要把现实经验放到历史的流程里面去加以理解。经济学,也包括社会学对历史缺乏认识,缺乏知识,尤其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缺乏认识。这样它就只有一个面相,它就只有一个共时性的研究而没有历时性的研究。所以必须把共时性的研究和历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历史感的民族来说,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除了历史的维度、整体的维度,还要加一个维度就是理论的维度。社会科学的理论,近代以来全部来源于西方。没有这个理论我们无法观察中国自身的事物,而有这个理论我们又常常误读中国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近代的悖论。有人说我不要这个理论,我从直接的经验中上升到理论,从感性的知识上升到理性的知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从直接的感知上升到理论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存在。整个研究的过程是实践和理论来回往复的过程。中国被西方打入近代,所以我们只能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也引进社会科学知识。我们必须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观察中国当代的社会事物和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用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经验的时候,我前面谈过,要让中国的经验有一个申诉的权利。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必须按照中国的语境加以语义学上的改造。通俗来讲,就是中国化。如果这个过程不完成,输入的西方的理论直接套裁中国是要误读中国的。另外,把西方理论后面隐藏着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普世的观念我们也会犯错误。价值观念从来不是普世的。价值观念的来源从来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只能是本民族内在的需求和当下实践的需求,价值来源于内部而不来源于外部。如果西方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的,那么这个普世对西方中世纪是不是普世呢?另外,这些概念在西方产生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内涵的演变过程呢?如果有演变过程也就是不普世的。价值只能来源于民族的需求,来源于民族的实践要求。我们民族的实践要求,在近代是要实现富民强国,结束挨打、挨饿的历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输入西方价值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是以自由平等为口号来反对封建等级、封建专制。但是孙中山就觉得纳闷,他说中国这一个社会,西方说我们是封建专制,专制应该是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才是。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一盘散沙,而之所以是一盘散沙是因为中国农民自由度太高了。他讲西方的革命是为了自由而革命,而中国的革命是要革自由的命。他说中国恰恰乱在一盘散沙,中国最大的需要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他说沙砾如何组织呢?要加些水泥、水这样就变成了水泥块,这样变成坚如一块才可以和西方斗争,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才可能摆脱被殖民统治的命运。这差不多是孙中山的原话,但是孙中山的问题是没有找到一个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共产党找到了,通过土改把失地、无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当然解放后就更厉害了,把所有城市居民都组织在单位里面,把所有的农民都组织在公社里面。我讲这个事情是在讲孙中山确实是西方化的,他对西方理论相当熟悉,他发现这些理论、概念进入中国以后就发生了惊人的变故,所以这些概念必须要按照中国的经验来加以重新解释。

   所以我讲我们的研究要有三个维度:整体的维度、历史的维度和理论维度。理论维度是对源于西方的理论要按照中国的语境、按照中国的经验进行有效的修正,使它能切合和切中中国经验。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三

最后我想讲一讲社会事实和社会心态。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强调问卷调查或是去田野调查,我们比较注重的是看到的经验事实或者统计上的一些数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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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如何研究中国》,第0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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