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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龙 周招满:论柳宗元的黄老思想

更新时间:2015-04-06 11:39:16
作者: 张靖龙   周招满  

   “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形态的社会思潮,滥觞于先秦,大弘于汉初,显赫一时,武帝之后,渐趋沉寂;而作为“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与官员执政御民之法,却如地下潜流,渊源传承,并无衰歇。尤其在兵连祸结,民生凋弊的社会大动乱之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往往成为医治疮痍满目的战争创伤的最佳政治策略。隋末战乱后的魏征、李世民,安史乱后、藩战之际的李泌、陆贽、杜黄裳、白居易等都因此积极倡导“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柳宗元亦是如此。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失败者,参与王叔文集团改革弊政,头角才露便遭贬窜流离;而作为一个“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一心想使“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柳宗元集》P.840,以下简称“集”)的进步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一直在其作品中批判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探索合乎时宜的施政方针,描绘、勾勒他的政治理想。据笔者所见,柳宗元的政治观点与黄老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撰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以前的研究者较多地注意到柳宗元思想与儒家系统的尧、舜、孔子的关系,而较少触及与道家老、庄乃至于杂家(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之间的关系。唐玄宗大肆尊孔(参见《旧唐书》卷二四、《新唐书》卷一五、《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的结果,使中唐文人很少敢明目张胆地宣扬儒家系统之外的各家观点,而只是把他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溶化在对于现实问题的具体思考中,在外观上尽量扫除自外于儒家系统的“不纯”的痕迹。出身官宦世家的柳宗元概莫能外。早岁嗜进,谓功业可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集P.780)。一旦柄用,齿少心锐,径行高步,隽杰廉悍,踔厉风发,一派以天下为已任的儒士之风。但获罪之后,蚤夜惶惶,为消磨时日,排遣闷怀,“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与杨京兆凭书》,集P.789)。结果发现世俗所谓对立的学说,从有益于社会这一点来看,原来好多都是可以互相兼容的:“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所以他主张在有补于世“与孔子同道”的原则下“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这样一种“恢博而贯统”的学风(《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集P.662)。《种树郭橐驼传》(集P.473)就是典型的宣扬黄老无为思想的文章: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孽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淮南子·原道篇》亦云:“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漠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黄老帛书《十六经·观》云:“天因而成之,弗因则不成,(弗)养则不生”,“静作之时,因而勒(整顿)之”;《十六经·称》云:“因天之则。”总而言之,重在一个“因”字,所谓“因”,即指对天时、规律的顺应,包含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意思。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可能勉强地去创造机遇,而只能抓住自然呈现出来的机遇,及时顺应而获成功,“天地刑(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十六经·宾客》),也就是司马谈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为物先,不为物后”。《庄子·天道》云:“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天地万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有自己的规律,而规律的本源就在于天地万物自身。郭橐驼的“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使“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种树经验,便是顺应自然规律这一思想的形象化说明。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又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之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他植者的错误就在于忘记了“因”,违背了物质自身的发展规律,结果可想而知:栽树树死,治民民困。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其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飨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乎?吾问养树,得养人术”。

   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寄慨遥深,因为当时“(治)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一大批士大夫表面上都自负其才,治大国若烹小鲜,实际上治国乏术,救世乖方:“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心内混混,死搬教条,“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所谓一些比较实际的官员往往以苛为循,以劳为良,“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檄,不能从容(不知自然之理),率泥乎大道”(《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集P.822)。柳宗元“常欲立言垂文”、以明治道,却“恐而不敢”,因为得罪以来因人废言;“动作悖谬,以为谬于世,身编夷人,名裂囚籍”,但考虑到“(治)道之穷”,而自己今后已没有机会将思想付之以政治实践,“施乎事者无日”,故借寓言“以志乎中之所得”(同上)希望由此引起有关人们的注意与重视。黄老思想主张: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淮南子·齐俗》),认为“事愈烦,天下愈乱”(《新语·无为》)。“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清净无为,目的在于无不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新语·无为》)。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转化的关键在于:“清净”、“得时”、“贵清净,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十六经·姓争》云:“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苛令也罢,烦治也罢,其症结俱在于妨碍了百姓的正常运作。百业失时,无以“蕃吾生而安吾性”,“故病且怠”。帛书《经法·观》以农业要获得丰收必须不违农时为例,反复说明“守时”之重要:“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圣人不朽,时变是守。”与此意相类。)《经法·君正》亦云:“节赋敛,毋夺民时。”柳宗元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守时”“安民”的重要性: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经术,相士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士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劳农以休息之……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时令论》上,集P.85~86)。

   “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狷大也得其耕,实之坚好也得其获,京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非国语上·不藉》,集P.1267-1268)。

   要做到“俟时而行”,安民劝农,柳宗元认为必须清静无为,“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恬以愉则安而久于其道也”,故能达到“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的效果(《问答·晋问》,集P.427—428)。柳宗元向吴武陵盛称“晋国之风而欲一诸天下”(同上),缘由即在于“晋国之风”符合他心目中“安其常而得所欲”的“无为而治”和理想模式。《种树郭橐驼传》的寓意,我以为除了上面已经论及的民事,还有意于中唐德、宪等朝对付内忧(藩镇割据)外患(吐蕃入侵)的军事策略上的误区:中央干预。德宗李适习惯于每次军事行动都由他亲自下达详细的作战计划给前方主将按照执行。兴元元年五月,德宗准备派浑·{、李晟围剿盘踞河中的李怀光叛军,叫陆贽替他拟一份详细的两军共同作战计划,以便浑、李能够一致行动。陆贽不奉诏,反过来劝说德宗,认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只能提出任务目标,交付给他自由行动的全权,而不能作具体的·限制。因为前方与中央相隔千里,而战争形势变化无常,“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藏皆凶。上有制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建中四年(783),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反叛中央,包围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于河南襄城,德宗命永平、宣武、河阳三镇都统兼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与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军救援。李勉认为:李希烈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襄城,其根据地许州一定空虚,直接增援襄城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不如用围魏救赵之计,突然袭击许州,襄城之围不救自解。因此抓住战机,一边向中央奏报,一边就派部将唐汉臣与刘德信一起率军挺进许州,到距离许州几十里的地方,德宗派宦官赶来,斥责他们违诏进兵。二位将军大吃一惊,狼狈撤军,归途在沪涧水遭李希烈部队伏击,死伤惨重,二位将军落荒而逃,征讨淮西的战役形势急转直下。尽管经常因此遭到惨败,唐德宗还是不肯放弃“机失于遥制”的恶劣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倒是吴少诚等藩镇放手派各将领四出作战,不受任何约束,由他们各自作主,每人都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经常获胜(《资治通鉴》卷二四○)。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唐诸帝都派宦官监军,以此来监督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各军事重镇,甚至一个守城的将领,一支单独驻扎的部队,皇帝都要派一个宦官前去监军,直接发布指令。由于各军各镇都有钦差宦官的原因,彼此不相归属,谁也管不了谁。河东节度使严绶,在职九年,所有军政人事大权,都掌握在监军宦官李辅光手里,严绶只是呆坐在那里而已。当时的将军大都靠贿赂宦官取得高位的,所以对宦官都敬重三分。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韩全义每次举行军事会议,数十名监军宦官坐在营帐里,高谈阔论,直到散会始终找不到一个答案,结果在溵水战役中大败而归。只要有监军宦官,统帅就不能单独发号施令。战场上有一点小小胜利,监军宦官就立刻派人乘驿马车飞奔京师告捷,好象仗是他一个人打的,全是他的功劳。一旦失利,就对统帅威胁迫害,叫他负起全部责任。甚至“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同上卷二四二)。所以元和元年杜黄裳推荐高崇文征伐四川割据军阀刘辟时,专门向宪宗提出不派监军的条件:“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同上卷二三七),结果确如黄裳所料。

《老子》五十七章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云:“大道之要去健羡”。《史记集解》如淳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羡也”。太宗皇帝深知此要,曾对大臣王珪说过:“夫安人(民)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卷八《务农》)。黄老思想所经常强调的安民之道,除了“无欲”,而且还要“从民之欲”:“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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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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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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