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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志:中亚国家社会政治转型——原则、特征与困境

更新时间:2015-04-06 02:49:23
作者: 孙壮志  

   从1991年独立至今,中亚国家经过了19年的艰难探索,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找到适合自己的成功发展道路。根据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地缘环境确定内外政策目标,逐步完成痛苦的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共识。但这个过程对每个中亚国家来说,经历的考验各不相同,走过的道路也充满坎坷。

  

   转型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初期,中亚国家确定的转型目标是相似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发表的纲领性文件《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建设与发展战略》中,把建立“开放的社 会与经济”、“发展民主”、“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民族国家”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卡里莫夫认为,本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稳定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开放的对外政策,坚强有力民主法制的国家和公民社会”[1]。按中亚五国领导人的理解,所谓“文明的民主的社会”和“开放的社会”系指在政治上建立民主制度、议会职业化、政治多元化,禁止建立以激进主义、民族仇视、分裂主义、破坏领土完整为宗旨的政党,保证新闻和言论自由。此外,还有加强秩序和遵守法制,保持政治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等内容。

   由于目标过于抽象,中亚国家开始提出要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目标的确定是由“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业已存在的人际关系、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宗教信仰、心理和行为准则所预先决定的”[2]。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萨·尼亚佐夫认为本国有四个基本有利条件可以使其达到拟定的目标,这四个条件是:第一,政治稳定;第二,对外开放和积极中立政策;第三,强有力的国家监控与民主;第四,丰富的原料资源与国家对基本建设的大量投资。他认为,这四根支柱可保证国家“沿着市场经济崎岖道路顺利迈向期望的未来——繁荣的土库曼斯坦”[3]。

   在由传统的苏联政治体制向新型社会政治体制过渡时,中亚国家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尊重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精神遗产,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以经济体制为例说明借鉴世界成熟经验的重要性。他说:“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必要去尝试在经济战略上独辟蹊径。我们所制定的战略借鉴了那些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转型战略的国家所积累的经验。”[4]但在执行过程中,中亚五国曾经历过一段举棋不定的时期。它们希望能从中国、土耳其、韩国、瑞士等国搬来现成的模式。然而,在借鉴外国经验的过程中发现都不完全适合于本国 国情,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混乱。

   第二,从本国国情出发,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同样体现在各国宪法中,如:“保证民族复兴”、“保证捍卫和发展各族人士的利益”、“依靠本国国家体制发展的历史经验”等。各国领导人都强调体制改革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发展战略应当由自身的力量来确定,而且要考虑到民族——国家特征、政治历史、文化、后苏联模式、民族传统的特点和其他因素”[5]。土库曼斯坦已故总统尼亚佐夫也说:“我们否定盲目借鉴,认为不可照搬某一国家模式,我们清楚地懂得,我们踏上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这种选择最终决定我们独立的命运”[6]。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设的核心路线,是坚定地、目标明确地走自己的路,既借鉴那些经过艰难探索而站稳脚跟的国家的宝贵经验,又结合我国的特点和人民的精神”[7]。

   第三,把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作为选择国家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基点。各国在宪法序言中都有“保证公民和睦与民族和谐”、“忠于自由、平等与和睦的思想”、“尊重各大小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友谊”的内容。各国领导人都把维护政治稳定作为一切工作,包括体制改革的基础。

   中亚国家社会政治转型的特殊性

   应该说,对于年轻的中亚国家来讲,摸索、完善自己的发展道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也极有可能出现反复。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有许多特殊性,在各国当局推行务实政策时,一些较为鲜明的特征就逐渐显露出来。

   第一,尊重和支持宗教文化的复兴,但坚决反对宗教介入政治。独立后,中亚五国都把伊斯兰教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鼓励伊斯兰教和“突厥文化”的传播。以清真寺为例,乌兹别克由1980年的120座增至1994年的1.5万座,塔吉克由1989年的70座增至1991年的4 000座,吉尔吉斯斯坦的清真寺几乎村村都有。伊斯兰教教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准则,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到麦加去朝圣。伊斯兰教的节日成为公休日,伊斯兰学院也相继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虽然中亚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得以广泛的恢复,但各国政府都明确表示反对把宗教狂热变成“危险”的政治倾向,坚持世俗制,多数国家都严禁宗教政治组织的存在,特别是注意防止极端主义的扩散。

   第二,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作用有限,领导人的“权威”被强化。中亚各国的新宪法都规定,政党、社会团体及其他政治组织“禁止承担国家机构的职能”。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内,各国领导人都强调没有“执政党”,国家也不给政党以财政支持。各国虽然都宣传实行多党制,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还处于发育阶段。为了保持社会的和睦和信念的统一,各国非常注意树立领导者的威望,这也符合古老的农牧业民族崇拜“英雄”和“哲人”的心理。正如乌总统卡里莫夫和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谈到的,中亚的民族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苏联式的集权统治,“民主水平”不会太高,领导人的素质十分重要。

   第三,转型带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各国当局不会采取“过激”的政策。中亚国家民族众多,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从经济上来说,中亚国家在原苏联时期属于落后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独立后经济发展经历的困难比较多,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走出困境。要同时完成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制度的转型,对于中亚社会而言,是缺少必要的物质和心理准备的。由于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现象严重等,加上不少官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都使社会的肌体不断受到损失,也迫使各国当局采取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免发生社会对抗。

第四,中亚国家的城乡和地区差异比较突出,对政局的走向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发生了内战和暴乱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地区间的矛盾根深蒂固,代表不同地区利益的政治集团争斗不休,导致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社会的凝聚力不强。

   多数中亚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了政局的基本稳定,原因是;(1)盲目的和无原则的多元化被有限的和可控制的多元化乃至一元化取代;(2)各种各样的极端势力的活动成为“非法”,受到比较有效的遏制;(3)独联体国家之间加强政治领域内的合作,有利于共同应“变”;(4)各国领导人多数威信比较高,手中的权力增大;(5)普通居民人心思定,对急剧的政治风暴态度冷漠; (6)俄罗斯不希望中亚地区出现动荡和战乱。

   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面临的主要困难

   中亚国家获得独立的时间不长,经济发展又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几次陷入危机当中,加上安全形势一直比较严峻,实际上没有给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提供基本的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传统经济联系中断和财政困难带来的生产下滑、恶性通货膨胀,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再到20世纪末“三股势力”合流导致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后来是2005年“颜色革命”的冲击,最后是2008年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有阿富汗战争对中亚安全的沉重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不可能顺畅地进行。

   主要的困难包括:

   1.社会的分化与国家认同的现实矛盾;

   2.伊斯兰政治化与国家价值观的现实矛盾;

   3.威权体制与西方式“三权分立”的现实矛盾;

   4.利益集团与政治精英的现实矛盾;

   5.本国传统与外部影响的现实矛盾;

   6.“主体民族至上”与社会和谐的现实矛盾;

   7.长期目标与实际措施的现实矛盾。中亚国家提出的政治转型目标过于虚幻,缺少战术层面的考虑。政策上偏于保守,不利于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一方面提出了诱人的口号,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借助于传统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反映出中亚国家社会政治转型的目标并不明确。

   国家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通常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带有国家精英们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主观色彩,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权威主义政体,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尽管各国都确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和长期战略,但不意味着已经找到了成功的国家体制和发展模式。虽然在历史文化传统、基本经济结构、一些政策和做法上中亚五国有相似之处,但决不可携手共创一个“中亚模式”。各国领导人强调“不模仿、套搬任何国家的模式”,各国当局根据客观情况的需要和本国的具体实际“审时度势”,决策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如果详加比照,准确的说法是,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类型,彼此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步,这种政治上的距离也越来也明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

   注释:

   [1]〔乌兹别克斯坦〕伊·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页。

   [2]〔乌〕《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言论集》(俄文版)(第1卷),第39页。

   [3]〔土库曼斯坦〕萨·尼亚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4]〔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5]〔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6]〔土库曼斯坦〕萨·尼亚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第196页。

   [7]〔乌兹别克斯坦〕伊·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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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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