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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中“性教育”理念的建构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15-04-05 12:40:46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中国情境中“性教育”理念的建构及其意义


潘绥铭

  

   性教育要教育的是人,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是处于具体的性文化的情境(context)中的人。因此,只有搞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才能讨论我们要去哪里。

  

   一.Sexuality在20世纪中国的建构

  

   到1985年之前,中国人继承了三大的性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的产物,是高度政治化的结果。

  

   1.传统的断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满清王朝的性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基本上被摧毁,到21世纪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很难再影响到一般的中国人的性观念与性实践。

  

   2.性文明旗帜的确立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精英阶层从文化的层面上引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开始不断地推动作为“精神文明”一部分的性文明。它与传统的不同而且续存至今的主要内容有:

   l  浪漫爱情的高扬与夫妻恩爱的持续之间的紧张

   l  情爱与性爱、精神与肉体的被分割与被对立

   l  同性恋问题的被基督教化

   随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需要通过道德纯洁化来争取政治合法化,因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终于基本实现了“性文明”的主要理想:

   l  专偶制(一夫一妻制度)

   l  禁娼

   l  扫除宗教与封建迷信,使得性的禁欲主义力量基本消失

   结果,性被建构为:异性婚姻之内的、男尊女卑的、一本正经的、为了生孩子的、排除老的与小的、许做不许说的。

  

   3.文化大革命

   首先,它把人民的性视为“私心杂念”的一种,是破坏革命的政治敌人。此后,每当政治需要的时候,这种念头都会冒出来。

   其次,它确立了“接班人情结”,延续至今,成为“反青少年之性”的思想来源。

   它来源于中国最古老的祖先崇拜与家族主义(父权制),试图通过复制明天来实现万寿无疆(革命江山万年红)。它的最直接产物就是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中国独有的话语--早恋(school-hood dating)。

  

   二.性革命与性化时代的到来

  

   从大约198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性革命(sex

   revolution)。从21世纪之初开始,性革命转化为常态的“性化”进(sexualization)程。性革命就是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l  独生子女政策(one child policy)使得性与生殖(reproducetion)相对分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最基本的变化;

   l  性的公开化(sex 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包括性研究(research in sexuality)的出现;

   l  性行为出现了革命,各种“反传统”的(非男上位、非插入、非生殖器的)方式急剧增加,性生活质量提高了;

   l  性、爱情、婚姻三者的相互关系开始变化;从婚姻主宰变成爱情主宰,而且性正在获得独立性;

   l  女性至少在性表现方面开始了革命,同性恋浮出水面,但是仍然缺乏整体社会性别(gender)革命;

   性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冲击文革时代的反性文化,1992年到2000年主要是冲击1949年以来的“共和国性文化”,21世纪以来则是挑战五四运动以来的性的现代制度,开始走向多元平等的后工业化社会形态中的性文化。

   但是21世纪以来,配合着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兴起,性的本土化运动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性的消费主义()开始在大城市中出现。它们与性革命形成三足鼎立。

  

   三.Sexuality建构中的理念之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构sexuality 的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价值取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形成了三大力量:党和政府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旗帜的社会控制力量、民间社会以“性的自然主义”为纲领的自组织(auto-organized force)力量;公共知识分子以人权与自由主义为方向的舆论力量。它们的理念在如下问题上的冲突格外激烈。

   1.欲望与秩序(social order)

   政府力量倾向于把sexuality视为对于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民间力量倾向于通过“性是本能”的述说来实现性的合理化;公共知识分子则试图把sexuality权利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黄”(reception of pornography)问题。警察破门而入,把看黄碟的夫妻抓走而且罚款。老百姓以法不责众反击说:“人人都看,你抓得过来吗?”公共知识分子则说:“公共权力不能侵犯私人空间。”

   2.快乐与健康

   随着艾滋病的开始流行,政府力量倾向于把艾滋病恐慌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试图在把艾滋病加以性化的同时也把性加以艾滋病化,(linked AIDS only with sexuality and take sexuality as the only

   reason)健康成为后集权社会的控制工具,sexuality在此被污名化。民间力量倾向于把性与艾滋病分开对待,快乐与健康同时都要。公共知识分子则坚持sexuality的快乐原则,认为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政府所承诺的每个人的健康权与性权利都还没有得到实现。

   3.激情与亲情,性与家庭

   中国一直是一个亲情社会。家庭人际关系中的亲情与个人的性的激情始终处于紧张之中,因为个人性行为的“越轨”,意味着对于整个“初级生活圈”的破坏。这是中国性文化的特色与context。现在,政府力量正在转向利用激情来发展经济,利用亲情来巩固政权,因此对于性的社会控制开始从阻塞走向引导。在民间社会中,激情与亲情的紧张最为明显,人们之所以反对包二奶、sex worker、一夜情,往往并不是因为它们犯法或者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们侵犯了亲情。例如,阻止许多人的婚外恋的,不是法律与道德戒律,而是夫妻恩爱;同样,如果有了,觉得最对不起的,一是孩子,二是父母,甚至是对自己不错的岳父岳母。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女性主义者)对此则是语焉不详,或者是因为食洋不化,或者是因为他们还无法理顺这个问题。

   当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恰恰就是打着亲情主义的大旗,而且势头日增。

  

   三.性教育的操作层面上的争论

  

   1.为什么需要性教育

   在主流社会看来,性教育的目标无疑是控制[1]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性”,也就是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来使用。

   但是,这种“灭火器”的目标其实只是一个错觉。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进行或者不进行性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轨”性行为发生率都在整个20世纪里攀升,而且居高不下。也就是说,所谓“性解放之火”,是由于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教育作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大的因素,既不能独自完成“灭火器”的使命,也不会全都发挥“助燃剂”的功效。性教育普及所改变的,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2]

   笔者以为,性教育只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sexual pleasure and happiness)。

   在这个目标下,性教育的“受众”这个主体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讲授,而是如何讨论。

   在这个目标下,任何一种性知识都不存在该不该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才能讨论得最好的问题。同样,性教育也就不应该局限于“性知识”,更不是某种既存的性道德,而是着重培养人们在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而且是自主发展的能力。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实践的提法,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

   2.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课堂的性教育?

   在中国,最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各样的性知识普及读物就已经如水银泻地般地逐步遍布城乡了,现在更有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网上性信息。因此,如果说现在的青少年的性知识还不够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究竟是什么在阻碍着青少年去方便地、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知识呢?

   3.应该由谁来进行性教育

   许多人所说的性教育,其实主要是“正规”的,是国家实行的。可是,性教育为什么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或者说,国家究竟为什么要负责进行这样一个其实靠社会传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从最浅显的层次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在当前中国依然非常浓厚的“国家崇拜”意识的产物。尽管“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多年,但是每当遇到具体的问题,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责任统统推给国家,其实就是想“逃避自由”。

   再深入分析下去,我们不得不指出,大多数主张和推动性教育事业的人士,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一元化”的思路来设计性教育的,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力量,在“性”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某种单一话语的绝对霸权,而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希望与主流社会对于“灭火器”的急切需求不谋而合,于是终于在2002年促成了“正规”性教育的“闪亮登场”。

   可是,无论什么具体内容的性教育,只要是“一元化”的,那么首先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操作障碍。例如:假设某个高中二年级的全体学生中,已经有5%的人发生过性行为,15%的人在恋爱,20%的人连最起码的性知识都没有,其余的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那么“正规”的性教育无论讲什么和不讲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超前”,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是“马后炮”,还有一些学生则如坠云中,甚至会有因此而“逆反”的。结症就在于:如果非要把性教育纳入目前的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受众年龄与教育内容这两个方面拼命地达到“一刀切”,不得不忽视受众的任何个体差异与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

这个无解之结恰恰说明:性教育其实是最不适于“一元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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