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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我眼中的杜润生

更新时间:2015-04-05 09:11:02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2003年7月18日,为庆贺杜润生老九十寿辰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杜老有一个答谢辞,他诙谐幽默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九十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九十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全场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答谢辞中,杜老还对自己七十年的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以我对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条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第二条实实在在。我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如今,十二年过去了,杜老也从颐寿(古人以百岁为颐)奔茶寿(108岁为茶寿)啦。他在北京医院安静地躺着,与外界的世界基本上隔绝;但,风声雨声滑落过,历史的册页却历久弥新,他常常从那里走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苦劳多,功劳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润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份“白头资料”,内中有对“四大自由”的甄别文章。对“四大自由”的批判,是幼年浸淫我们记忆的——那时的理解是革“资本主义的尾巴”,或者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所以就很有兴趣地翻看,然后就看到了“杜润生”三个字,并说这种观点是当年他提出的。

   那一年,正是杜老主持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时。即使在大学象牙塔封闭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改革的欣欣向荣,但毕竟对农村改革有一定的距离感,对杜老在这场引发中国深层次变革的农村改革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说不甚关注。所以,“杜润生”三个字,只是随风飘来或者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度过了1989年的春天,度过了1989年的夏天,这年10月开始,高校开始整顿学习,我又一次和“杜润生”三个字相遇,他在我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当然还有另外三个人:于光远、李昌、李锐。记得当时在整天学习中央精神但也常常无所事事的氛围中,我还泡过几天图书馆,专门查这四个人的资料,特别认真地看了杜老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书。

   从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润生”这个名字在媒体上逐渐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看重。这种看似有趣的悖论,其实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悖论还在于,这个人名字愈被遮蔽,他的民间的口碑中传得就愈响亮。譬如,杜老的同乡杜导正,以及他身边的朋友们,就经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见杜老,就是和杜导正一起去的。

   小杜老10岁的杜导正,在我眼里当然也是“老”。他一谈起杜老,就常常话题收不住。杜导正自称是“农民记者”,他称杜老为“农民干部”;两“杜”俩“老”俩“农民”,关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

   “我这山西老乡很了不得啊。”杜导正说。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已经当了8年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一天,杜导正告诉我,要带着我见一个人:杜润生;目的是请他担任《炎黄春秋》的顾问。

   蓦然,十年前对杜老那份敬重又涌上心头!十年后居然有这样的机会去拜见他,顿时有三生有幸的感觉。

   一路上的话题,都是关于杜老的。

   杜导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说:“老杜这个人:(1)大才子;(2)大节不亏,站得住;(3)改革开放有大功劳。”

   杜导正说,老杜,“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时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秘书长的,资历相当老——“老资格的”。

   1948年中南土改时,杜润生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没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就因为他在土改的表现,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老杜两次被毛泽东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开始逐渐偏离“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针,准备推行农业合作化,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杜调北京,担任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

   但是,毛泽东找错了人啦。在合作化问题上,熟悉农村现实的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不主张急躁冒进。老杜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现在又让他们给“合作”出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让出去。

   老杜和毛泽东的分歧就逐渐表面化了。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老杜,都只好分别做出检讨。

   这样,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老杜则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个人生关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老杜遭遇到第二次大考验,是“反右”和“文革”,那时候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反右”时,他当秘书长,他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整个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好像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他保护了一批人。“文革”时期,他也挨整,但他还是力所能及的保护科学院的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批斗。这个人是才子,也爱惜人才。

   农村改革时期,老杜当国家农委副主任,主任是他的在中南局的老搭档王任重。王任重对“包产到户”不赞成,当然,那时中央有些高层领导也不赞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产到户”。这样,他这个副主任就很难的。不过,老杜很有智慧的,他很沉着,一步一步地寻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产到户”的口子给撕开了。后来又陆续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起来。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这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1989年春夏,这个一贯温和的老人却那样的坚决,这是很少见的。退下来以后,他思考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动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这些话题,他和我常常聊。我们请他当顾问,可以让老人多发表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个“政治高参”。

   杜导正所罗列的杜老的“履历”,那样生动,简明扼要,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当我听到杜老在九十寿辰答谢辞中说自己“苦劳多,功劳少”时,不禁莞尔:这老人家真是太谦虚了。

   砖塔胡同杜老的办公室,不宽敞也不明亮,台灯需要常明才能溶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拥书城,倒显得他有些矮小了。办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是一把镶嵌着玉石的躺椅。杜老说,他不知道是玉石还是石头,价钱不重要,但很珍贵,因为这是与他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这是农民对我老杜工作的一点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说。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黄春秋》顾问的邀请,从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我们的顾问。他不是那种“顾而不问”的人,大到为我们办刊出谋划策,小到约稿子,兢兢业业,以至于有人说他在办《炎黄春秋》。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杜老还特意说:办炎黄的,不是我这个杜,是我的同乡,那个杜(他指着杜导正说)。“那个杜”说:是俩杜。你是顾问嘛。俩杜孩子式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而对我来说,自从这次与杜老相见后,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历史“活化石”。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编稿子,遇到问题就向老人家请教。此外,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访。

   在杜老九十寿辰时,杜老的老部下刘戡在发言中说,国务院一位领导说过,杜老一生是不顺的。1955年不顺,1989年不顺。在这“两个不顺的年代”,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说的“苦劳多,功劳少”的话。所谓“苦劳多”,大致是指这两个不顺的时期,付出劳动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苦劳”又何尝不是历史进步的一份“功劳”?至于“功劳少”,但就他十年不遗余力的进行农村改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大功劳”。

   “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参加革命后,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而就中共历史来说,“左”、右之间,往往成为一条评判这个组织成员的一条线,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说,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权后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风审干以及土改时“左”倾之风盛行过,其他历史阶段还基本上算是平稳。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来,就“左”风不断,基本上是在折腾中过来的,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过结论的。

   作为中共组织的成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身处“左”、右漩涡中如何取舍?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换句话说,是党“左”的时候我“左”,而党右的时候我右——这是党组织对成员的要求的结果,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加以苛责。但是,唯独杜老能够说出或者说敢说出“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这样的话,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点,值得后人铭记。

   1947年开始的土改运动,“左”倾之风大盛,尤其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为甚。杜老却提出“四大自由”,这是太明显的右了。试想一下:“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若这些“自由”都能实现,这倒给富农甚至是地主的生成提供了便利的土壤。可是,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地主和富农啊,而且是那么“暴风骤雨”的,你提“四大自由”,不是在当土改中的“石头”嘛。多年后杜老反思土改时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这是对当年“左”的做法的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来就是1955年。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脚女人”的断语,是对杜老右倾最好的注解。那时,杜老对毛的做法有意见,就跟农村工作部副主任陈伯达说,却遭到了陈的批评。杜老说:“陈伯达批评我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而我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6年,杜老因“小脚女人”的右被贬到中国科学院,1957年就迎来了给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反右派运动”的“左”。杜老不长记性,还是继续右。曾经在杜老身边工作的吴明瑜老在杜老九十寿辰的发言中,着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国科学院这一段的历史。他说:

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要保护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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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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