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永刚:宽容: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5-04-03 14:47:56
作者: 李永刚 (进入专栏)  
我们现代社会则代之以宽容。因为情谊只有在幅员小而同构型高的城邦中才能发挥作用,而宽容则能无限延伸。某些情感或信仰的藩篱被打破之后,要宽容五百万人就像宽容五百人一样地容易。”{18}

  

   二、宽容:内核、层次与边界

   当大家的偏好一致或者共识很容易达成时,我们是无需讨论宽容与否的。可惜,现代公共生活充满了冲突和不一致,而且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现实。那么,当某些思想、准则、行动及存在方式与我们秉持的见解、信念相乖离,并让我们感觉陌生、难以理解、产生排斥心理时,我们该做何选择呢?或者说,面对那些不能唤起我们愉悦和认同的状况,我们是去改变它、否定它、打压它,还是不去干预,顺其自然呢?这就是宽容问题的发生情境。此时,宽容既是我们应对多元生存处境必不可少的手段,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多元和冲突的较低规则。

   但是,并非在多元和冲突中做出不干预的选择,宽容就立即成立。因为在不干预的这一侧,类似的选项还包括纵容、懦弱或者冷漠等。能把它们与宽容区别开来吗?

   ——宽容不是纵容。宽容不是无原则地认同一切,宽容者不但有自己的立场,而且有清楚的底线;只有在不触及底线时,他才不轻易去谴责或压制与他不同的偏好。尽管宽容者这么做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有一点他确信,在界限之内,被宽容者的作为对己对人应不会造成明显伤害。纵容是没有原则的,纵容者或许有自己的立场,但底线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或许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沼,完全没有清楚的底线。但他明知这么做可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他也不去谴责或阻止,因为对被纵容者的迁就和保护,压倒了其他一切价值。

   ——宽容不是懦弱。宽容是在宽容者有足够力量去干预的前提下却保持克制,换言之,如果情况恶化突破了宽容者的底线,宽容者随时可以结束克制,制止危机。强力在手却不滥用的宽容,既凸显出了容忍的道德感,又为防范恣意妄为保留了最后手段。懦弱则是一种对强权的恐惧,是无能为力时的消极,是苟且投生的策略。它不仅不能制止强权的扩张,还可能留下被强权耻笑的屈辱。

   ——宽容不是冷漠。宽容在表面看来和冷漠一样,都是对负面判断的事物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虽然有人指出,宽容不过是对他者的一种不充分的、容忍性的勉强承认,{19}但基于宽容的不作为仍然是积极的、自由的和审慎的,其克制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认可他人的选择有其合理价值,是谦逊的自觉。冷漠则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逻辑,既不认同,也不抗争,只是表达着与世界的隔膜,不判断,不介入,无所谓,心如死灰。

   在辨析了“宽容不是什么”之后,要正面回答“宽容是什么”依旧不容易。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宽容的各种含义如今形成一个复杂和难以辨认的迷宫”。{20}它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裹挟着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在空间维度上牵涉到个人、机构和共同体等不同层面。我们只能尝试用三组关系来粗略界定宽容的内核、层次与边界:

   1、从宽容与权力的关系看,宽容是权力的自我节制,这是它的内核,是宽容的资格。宽容实际上是一种放弃,是有权力的人放弃把他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如信仰、行动偏好等)强加给其他人。{21}当权力不肯克制或不能放弃时,宽容就不复存在。

   宽容者必须拥有对自己认为不可容忍的人、言语、行为进行否定对抗的力量,否则宽容会成为一种笑谈。我们不可以说一个平民宽恕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某个宗教信徒宽恕了上帝。宽容总是强者对弱者,或者两个势均力敌的存在者之间才会呈现的美德。面对不愿容忍的东西,宽容者本来有可能、有力量发起否定对抗的行动,但最终抑止了这一行动,这才体现了禁欲、自我控制的道德优越性。

   权力之所以愿意自我节制并表示出善意,可能是因为权力者认识到权利和自由比权力具有更高的价值,也可能是纯粹基于成本-利益得失计算的行动策略。达尔在论述现代民主政治的政府宽容时曾经论证过,当宽容的预期代价减低时,一个政府宽容一个反对派的趋向将提高;同样,当压制的预期代价提高时,一个政府宽容一个反对派的趋向也将加大。{22}

   2、从宽容与权利的关系看,宽容是对多元权利的容忍,这种尊重或容忍的程度构成宽容的层次。我们可以把宽容的层次由低到高排序如下:{23}

   (1)我不赞成你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努力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尽管并不坚持这种生活方式;

   (2)我不赞成你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尊重随意生活的自由,而且承认你有公开显示这种生活方式的权利;

   (3)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你和我过着不同生活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也许表示一种与由于人类的理解力有限而我没有注意到的善的关系;

   (4)我赞成所有的生活方式,只要它们并不明显地伤害第三者,总之,我不干涉一切类型的生活,因为它们是人类多样化和差异性的表现。

   3、从宽容与自由的关系看,宽容是对自由价值的尊重,自由的边界就是宽容的边界。什么事能宽容,什么事不能宽容,这个边界在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中一直在调整。随着自由内涵的扩张,宽容的边界也在放大。自由是免于无理干涉的权利,但自由止步于他人的合法权利,据此可以提出宽容或者不宽容的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法律禁止的事不可宽容(合法原则);其二,如能证明某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也不宽容(伤害原则)。反之,只要一个人的自由行为既没有违法,也没有伤害他人,就应当宽容。“在一定的界限内,宽容坏事是一件好事。但跨出这一步之后,进一步地宽容坏事就不再是好事,而是一件坏事,一件几乎和被宽容的坏事一样严重的坏事。”{24}

   当然,宽容者面临的实际处境远比上述三组关系复杂得多,尤其是在保护权利和自由时,宽容的边界到底划在哪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或者成本计算问题。例如,有人打了你一个耳光,给你的肉体造成了伤害,按照伤害原则,你可以不宽容打人者;你写了一本书,有人对此写了批评性的评论,使你受到感情和自尊心的打击,你可能认为这种伤害远远超过了人家打你耳光的伤害,但你却不能援引伤害原则而不宽容评论者。因为你有要求自己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却没有要求别人不批评你著作的权利。这就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宽容的代价。

   比这个小小案例更大的难题,我们也时常见到。例如,冷战期间,西方社会在是否让共产党人有公开说话权利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今天,在是否让新纳粹或其他种族主义者享有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幸亏,在处理复杂事务时,人们不一定非要在宽容或者不宽容之间做单项选择,有的可以交由公众舆论或道德去评判,有的可以交由法律去裁决,有的可以通过民主程序仔细斟酌,找寻解决之道。

  

   三、宽容:难度、限度与高度

   (一)宽容的难度

   宽容知易行难。宽容发生于别人的言行不合自己的心意,一目了然地令人不快,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时,我们仍保持克制。何谓不合心意,何谓令人不快,何谓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但牺牲自己的愉悦来成全他人,则是宽容的共同特点。如果说这么做其实很容易,这肯定不符合我们的经验直觉。所以,尤其是在宽容那些令自己道德反感的事物时,内心的挣扎是巨大的;我们的反感愈大,我们消灭它们的欲望也就愈烈。

   事实上,宽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确实无法提供两全的解决之道,这是因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力量在左右宽容:一是道德绝对论,一是无原则道德多元论。道德绝对论往往尽量缩小宽容的适用范围,把宽容转变为“不可宽容”;而道德虚无主义则往往无限放大宽容的运用尺度,把宽容当作“不关我事”。{25}

   更进一步的困境则在于,我们越是宽容自己在道德上反感的事情,宽容的难度越大,而宽容作为美德的一面却越是凸显。我们宽容不道德的事物越多,宽容的道德价值就越高。如果我们是在这一意义上宽容,我们就势必宽容一切。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的困难在这里就变成,到底该宽容到什么地步,既实现了美德,又不至于滑落到无道德的深渊呢?如果只宽容那些令我们不快,让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对其他事物则不宽容——如果是这样,宽容就会是一种非有限的应急之物。但是,如果我们将它视为一种道德理想,就如我们已发现的那样,它很不可靠,很难界说清楚。{26}

   在普遍不宽容的社会中,宽容尤难做到。这个道理换成正面的表述就是,只有在相互承认宽容交往规则的基础上,普遍宽容才有可能。在各种专制政治权力、原教旨宗教、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公开主张压制和不宽容,怨恨蔓延的社会中,宽容势单力薄,作为策略显得愚蠢,作为道德显得矫情。只有社会中的多数人对相互宽容的前提达成共识,彼此承认并接受他者的视野时,宽容的难度才能降低。

   (二)宽容的限度

   是否应该宽容不宽容的言行?这也是宽容者的难题。在逻辑上说,如果我们宽容了异己者的不宽容,就是接受了不宽容存在的合理性,既然不宽容是合理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宽容呢?对这一疑惑的一般解答是:宽容是一种相互性的美德。如果对某些事物的宽容居然让宽容本身成了问题,这些事物就不应再被宽容。正如伏尔泰所言:“由于他们不是疯狂者,所以开始值得被宽容。”正是由于宽容是一件好事,所以,为了让它得以被保持下去,我们才必须反对企图消灭它的阴谋策划。从短期或长期的角度对宽容的存在构成威胁的行动、言论和个人行为均在不应被宽容之列。这是界定宽容限度的第一条准则。{27}

   卡尔·波普尔也认为,“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甚至扩大到那些不宽容者身上,如果我们不准备保卫宽容的社会,使之免遭不容忍者的侵犯,那么,容忍者就会被消灭,容忍亦随之不复存在。”{28}但在政治实践中,要不要对不宽容者直接施以暴力,依然是一个必须慎重抉择的决定。

   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宽容的限度还涉及到公/私领域的区分。如果说,宽容在个体的层面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在具体事情上的容忍和原谅,那么在国家层面,则主要意味着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权利承诺和保护,它可以被理解为国家的某种价值中立性,即:“国家的目标是共同的行动或合作,但决不是建立起某个真理,更不是通过强制个人放弃错误的信仰和采纳正确的信仰来将这一真理强加于人。”{29}个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应当作为与政治不相关的因素,从公共领域请出来,置于私人领域,政治当局不使用公共权力裁断其优劣。当掌权者认为某些人的言论和行为确实不能宽容时,必须向公众说明理由,而不是由无权者向掌权者恳请宽容。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公共权力对私人行为随意上纲上线和无限上纲上线的可能。法制社会之所以坚持严格的定罪程序,是因为冤枉好人比放走坏人更有害,更不能容忍,更不可行。

   在公共领域,政府宽容的限度是法律。它为公民提供法律保障,以防止那些不愿宽容他人者随意加害他人;同时,政府也自觉地遵守法律以约束自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规定哪些社会行为为非法的时候,尤其不应当滥用自己的权力。所以,比较合适的说法或许是,宽容是在高压和纵容之间的一个精致平衡点。

   (三)宽容的高度

并非所有人都承认宽容是一种美德,这很容易理解;但有趣的是,自宽容观念萌发普及以来,一直有人因为宽容没有达到美德的高度,而强烈批评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616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