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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刚:互联网上的公共舆论及其生成机制

更新时间:2015-04-03 14:43:01
作者: 李永刚 (进入专栏)  

  

   尽管在今天的世界,电视、电台、报刊等传统大众传媒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互联网的快速成长并没有如乐观者先前预期的那样,彻底颠覆旧有的传播范式,但也绝不像悲观者抱怨的,它只是提供了某种“公共领域”的幻觉。

  

   一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报告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舆论的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已经成为最强舆论载体。

   从形态上看,网民意见发表与交流的主战场是网络论坛。一份民间调查机构的统计显示,中国拥有130万个论坛,规模为全球第一;38.8%的网民经常访问论坛,用户规模达到9822万人。这些论坛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由政府下属传媒机构主办的政治性站点,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二是由商业门户网站主办的附属讨论群,如百度贴吧,平均每天发布新帖多达200万个;三是只做论坛的社区门户,如平均在线人数近30万的天涯社区以及各类高校BBS等。

   作为“集市式”表达渠道的重要补充,个人博客和新兴的“围脖”(微博客)正在表现出更为耀眼的传播力量。截至2009年12月,博客应用在网民中的用户规模达到2.21亿,活跃博客(半年内有过更新)达到1.45亿。博客的个人化写作模式,博客圈的“领袖—群众”聚合交流模式,以及微博客透过follow产品设计提供的不同于以往的分众广播模式,都为局部意义上的“去中心、反控制”提供了土壤,并使得偶发事件的传播效率有了惊人的提升,“公民记者”频繁登场,象征网民偶尔掌握了意见表达的新通道。

   传播效应同样巨大的是QQ、MSN等即时通讯软件,它们也是目前中国网络中最受使用者欢迎的服务。特别是腾讯QQ,截至2009年12月,注册用户接近9亿(不排除一人多号),最高同时在线用户超过9000万。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普及大大改善了公众表达意见时的被动局面。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信息来源更多,病毒式传播更快,交互行动感染更强。

  

   二

   互联网公共舆论的兴起,不仅与易于掌握、成本低廉的传播技术形态相关,更与网民规模的急剧扩张相关。

   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宽带接入者3.46亿),大幅度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人口之和。纵向比较,网民数已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时的619倍。互联网的普及率达28.9%,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

   规模如此庞大的新式人群,从主权国家的户籍管制和身份识别系统中局部剥离出来,他们以更加模糊、更加多元的面孔在互联网上游弋,既可以轻易跨越信息化的领土边界,又能在瞬间聚集起群情激愤的议事广场;既可以冷静理性表达对单个议题的个人见解,也能快速促成地面集体行动。“民意在网络上的现身,不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的一声;不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结队。”这肯定是史无前例的现象。

   网民的构成还显示出明显的代际特征。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是互联网空间的“移民”,或者网络只是偶尔使用的外置技术工具,需要时才链接。而1990年后出生的城市年轻一代,几乎和互联网一起成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网络应用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隔。个人意愿的即兴表达,在当下的互联网已成为一种争先效仿的风格。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舆论还带有较强的“知识分子”气质,直到2003年“孙志刚收容致死案”引发“新民权运动”时,精英的主导和作用还显而易见;但到了2007年前后,随着“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数量巨大且增长迅速的普通网民开始在更大的范围自主问政问责。

   和现实世界的社群相比,网民群体的表现往往更具多元化、自组织色彩,因而更富有戏剧效果。

   首先,N重自我的放肆表达。社会学家戈夫曼曾经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区分为“前台”(剧本规定的角色)和“后台”(他们真实的自我)。他深信,人们在前台情境中的自我表演是高度控制的,甚至是刻意营造或设计的。依据主流价值的评判,表演者形成了一个个刻板化的“剧班”,观众们也一样,形成另一个个观看的“剧班”。可是,在互联网中,个体的识别信息被大幅度遮蔽,观众群模糊不清,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样和碎片化的开放世界,传统的道德标准和参照框架,淡化为脆弱不堪和变幻莫测的背景。失去某种“社会化”控制的网民,不再需要那么循规蹈矩的表演和观看,自然有胆量甚至乐意去展现私密的我、情绪化的我、夸张的我、丰富的我。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网民正像30年前的农民、20年前的乡镇企业家那样,自发地、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表达着新的权益要求。

   其次,公众舆论的瞬间收放。互联网上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在它通过线路搭建起来的巨形蛛网中,住着太多亲切的陌生人,“交流”在这里成为某种可以随用随取的物质。更妙的是,它还设计了一个连线或者脱机的“开关”,使得交往可以随时展开,也能够戛然而止。在这种没有门牌号码、没有科层结构、没有章程规范的松散社群中,网民们有社区无单位、有意见无领袖、有集结无纪律。意见表达无需长时间酝酿,没必要精心组织动员,暴风骤雨说来就来,厚重乌云说散就散。

   第三,流动空间的“蝴蝶效应”。互联网社群的特别之处还在于,网民的意见表达和信息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把关人”的审查,把个人电脑变成了公共生活的“界面端”,在卧室、办公桌、网吧等“幽暗”处就可以“公开喊话”,模糊了公共与私密空间的感知和界限。在这里,“流动空间”取代“地点空间”,构建了一个空前巨大的、人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网络“舆论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互联网通达的地方,一件“小事”可能在“黄金4小时”就被放大,一个“小地方”的一点“小动静”,也可能立即就被世人瞩目。

  

   三

   海量的网民,娴熟地借助传播技术,大字报漫天飞舞,小喇叭随处作响。听上去是散布有余,力道不足。但实际的观察却是,经常有清脆的乐音穿透厚重的噪音,引发普遍的瞩目与倾听。那么,纷繁的民意究竟是怎样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表达、扩散,继而聚焦施压的呢?

   (一)热帖、跟帖、转帖:汇聚偏好的草根投票机制。

   和以往传播机制最大的不同在于,遨游于信息海洋中的网民民智已开,逐渐壮大为“第三方”,未必被权力和资本设置的重心牵引掌控,在许多时候,他们有可能按照各自的兴趣发言评论。当网民的反应达到一定强度时,他们的意见或情绪,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几何级数的震动与共鸣。

   推动这个传播流程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三种:

   1. 公共论坛的热帖机制。大型BBS每天自发生产的内容无数,管理者为了吸引用户浏览,设置好首页或者“置顶”的话题至关重要。但很多时候,编辑没有足够信息或能力来判断网民的阅读喜好,于是就研发出了依据点击数和回帖量来判断内容热门与否的管理程序。当一个话题被不同的网民反复点击,或者被许多网民回帖评论,该内容会自动推送到首页或“置顶”,从而被更多后来的网民点击评论。

   2. 官方新闻的跟帖机制。跟帖不单是网民对新闻的简单态度和评议,它还可以相互取暖,可以不断追问,可以谐谑现实,可以一针见血,可以表达诉求,可以呼唤正义。在不人为干预的情形下,跟帖的多寡与网民的关注度明显相关。跟帖呈现出的民意,貌似散乱,却显然更接近真实世界的原生态;它还在无意中聚集了散户的偏好,彰显了草根抱团的力量。2003年开新闻跟帖风气之先的“网易”几年后向网民致敬,其创意标题就是“无跟帖,不新闻”。该网站还公布说,2008年他们总共发布了2397339条新闻,却收获了41658635条跟帖。

   3. 蚂蚁搬家的转帖机制。互联网缓解了网民的信息饥渴,但也造成了信息超载的巨大焦虑。转帖并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不同背景的人对不同信息和意见的个性化筛选和再传播。一些激发读者兴趣的内容,很快就会被他们在论坛、社会化网络、博客和微博上转载推荐。这种机制的最大功效是“信息不死”,即使在此地被删除,也会在更多的别处幸存。一传十、十传百的古典交头接耳模式,借助信息技术无损耗低成本的“群发”功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将事件或意见传递到广阔且纵深地带。

   热帖、跟帖和转帖,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其发挥作用的核心原理,却十分接近民主社会中的投票模型。单就个体网民而言,他的每一次点击、回帖、跟帖、转帖,其效果都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他在这样做时,也未必清楚同类和同伴在哪里。但就是这样看似无力和孤立的行动,一旦快速聚集起来,孤掌就变成了共鸣,小众就扩张为大众,陌生人就组成了声音嘹亮的行动集团。更加有趣的是,互联网草根投票所表现出的民意取向,极有可能迥异于精英们自以为是的判断;其聚合爆发出的能力,偶尔也会改变信息市场的力量对比,进而改变事件的结局。

   (二)话题、词语、故事:推波助澜的怨恨表达机制。

   在前互联网时代,几成定论的看法是有人组织方能有群体行动;现在,我们看到了围绕话题和内容而产生的随机行动。

   然而,除非有权力和资本的强力推动,否则大多数个体的意见表达在互联网的海量内容中很快就会湮没无闻。对于网民而言,只有依托于爆炸性的事件载体,上演一次次人多力量大的“人民舆论战争”,才可能触动既有的威权体系。仔细观察互联网年年出现的热点事件,其诱发和快速扩散往往和三个因素有关:持续热烈的话题、出人意料的词语、一波三折的故事。

   网民对公共生活的关切,表现为某些话题的经久不衰。在宏观领域,这些话题涉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领域。触及民族情绪的中西对抗,只要有人稍加引导,就能滋长集体行动;官家仗势欺人、执法不公,或者资本豪强对贫弱者的直接蔑视与挑衅,也能迅即煽动大众的怒火;或者事件有关住房价格、教育负担、医疗保障、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由于事关民众生活幸福,民意的扩散也在情理之中。

   在微观领域,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极容易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例如以“史上最牛”、“天价”等词搜索,就会发现“史上最牛处级官员别墅群”、“史上最牛官员语录”、“史上最牛公章”等话题,而且无一例外都是“滚动散发型”,并直接引爆人肉搜索等抗议方式。

   比较特别的是,由于网络围观和围殴不在第一现场,要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持续参与,就传播效果而论,需要出人意料的“词语”、“感情丰富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故事作为载体,以便引发共鸣,酝酿情绪。

   值得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这些词语和那些故事,而不是别的词语和故事被网民选择性传播?诸多个案分析的结论是,弥漫在民间社会的怨恨情结,可能才是传播扩散的真正温床。

   中国改革在累积可观物质成就的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的多层面紧张与冲突,这种朝野之间时刻紧绷的“道德紧张感”,尤其突出表现为官与民的对立、富与贫的敌意、西方列强与民族悲情的碰撞。在这几组矛盾中,相对弱势的“民”、“贫”与“本民族”,很容易被特定词语和事件点燃义愤情绪。

   在群体心理的意义上,怨恨是一种依附和认同,通过怨恨,形成对被怨恨者的一种敌视,其他怨恨者因此都成了自己人,并以此来划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分界线。互联网的怨恨阶层覆盖甚广,夹杂着传统精英(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和离退休“老革命”)的地位挫折感,新的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的加速生成,不利的经济契约关系(例如业主维权和反拆迁/反征地运动)和针对权势者的泛化的不满。

   群体的怨恨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它因无法或无力跨越因比较产生的差异鸿沟,一般只能在隐忍中持续积蓄,或心怀不甘,或忍气吞声、自怨自艾。无权势的网民,要释放道德紧张,舒缓怨恨情绪,一种廉价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聚焦于此类词语和事件,完成一次次“想象的报复”。

   在这里,零成本的故事传播,慷慨激昂的道德指控,探究真相的游戏趣味,使得期冀“正义凯旋”的怨恨表达,弥漫成极有声势的深度动员。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的舆论场域也不时表现出某种迷狂的特征,民众的良性参与和温和表达仍需要时日历练提升;而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利益博弈和政治参与平台,则是更为持久艰巨的国家任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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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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