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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熙:历史上真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吗?

更新时间:2005-09-08 00:06:22
作者: 朱明熙  

  1860-1900年期间,随着经济的跨州的发展,州和地方政府面对急剧发展的经济陷入有心无力的困境。内战的爆发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直接干预经济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历来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民主党议员在内战期间退出国会,而秉承联邦主义思想的共和党历来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力量,积极干预经济。而且在内战后至1900年期间基本上由共和党主导参议院和白宫(除两届外)。这样,内战期间和内战后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六个方面对美国经济发挥了促进和干预作用:

  a. 推动土地立法,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赠与土地,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据统计,在1860-1900年期间,国会共处理了7200万英亩土地;

  b. 大力扶持联邦银行,稳定货币,避免金融危机发生;

  c. 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d. 扶持和推动铁路建设,比如,1862年国会通过“太平洋铁路法案”,为了建造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干线,于1872年前免费拨给铁路公司土地1.7亿英亩,价值相当于5亿美元(还不包括州政府拨给铁路公司的免费土地),同时,还给予铁路公司大量的优惠贷款;

  e. 自1870年代起美国国会开始干预托拉斯和大垄断企业。

  f. 美国的不断侵略扩张和对外掠夺为它获得了大量的领土、资源和发展空间。1803年购得路易斯安那(827192平方英里),1809年占领佛罗里达(72003平方英里),1845年强占得克萨斯(390144平方英里),1846年占有俄勒冈(285580平方英里),1848年侵占墨西哥土地(529017平方英里),1853年得到加兹登土地(29640平方英里),使美国的领土面积在1860年达到3022387平方英里,是1790年的3.4倍。⑩

  C.后起之秀――德国

  18世纪中期,英、法已接近工业革命完成,而当时的德国却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并处于几十个诸侯国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如何摆脱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统一国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并尽快赶上英、法等先进国家,是德国人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头号问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的“经济学之父”,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以大无畏的精神,公开反对当时在欧洲盛极一时的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德国实行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李斯特曾经到过美国,并深受汉密尔顿思想的影响。李斯特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6)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并以此批判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他认为,古典学派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和特点,错误地以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唯一的模式应用于所有国家,而实行的结果,只能是对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有利,而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只能永远落后于英国,成为英国的附庸。因此,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出于自私目的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起来,就不能实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恰恰相反,必须利用国家的力量,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关税保护政策。而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使某一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提出“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循的政策”。

  丁建弘先生在其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写道:德国的统一从四个方面对于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这种具有统一货币、统一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比如,1871年在德国流通的尚有126种硬币、108种钞票和43种国家货币。1873年7月公布货币法,规定实行帝国金本位制,1875年统一实行帝国马克,同时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德国帝国银行。再如统一经济法规。70年代上半期,帝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诸如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关税法等等,使经济发展有了法律保证。再如创立帝国铁路局,统一管理铁路,同时通过国家购买提高国有铁路比重。

  第二,德国统一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打下基础,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则促进了德国经济的起飞。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限制大量谷物从东殴、俄罗斯和美国涌入,1855年和1887年又提高关税税率。由于集约化、关税保护和国家援助,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农业得到蓬勃发展。

  第三、统一的德国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得非常突出,国家在促进德国现代化的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德国不同于英国等当时其他先进国家的独特之点。这在当时不仅是发展经济,在激烈的世界市场上为德国争一席之地的客观需要,也是出于争霸欧洲的军事和国防上的需要。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德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充军备和与军事生产有关的重工业上,同时在工业方面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如对进口原料实行免税,对进口半成品实行低税,对产成品区别情况实行高低不等的关税。

  在对外方面,俾斯麦推行稳健的、均势的“大陆政策”,力求避免过早卷进大国争端的漩涡,力图营造一种欧洲大陆的均势,从而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第四,统一后的帝国非常注重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注重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的工业化经验,注重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德国的文盲率,1841年是9.3%,1865年为5.25%,1881年为2.38%,1895年只有0.33%。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使当时德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教育中心。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德国政府善于瞄准那些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组织和设立许多科研机构,鼓励和促进德国科技的发展。德国人在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转变:把科技转向应用于生产。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联系起来,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加快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加速发展,使德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成为经济强大科技先进的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讶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里,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S•平森认为,甚至美国的进步也不如德国的经济革命那么不同凡响,因为德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移民。

  德国的这条道路在日后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前苏联和中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以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充分说明西方国家的发展根本不是信奉自由放任,自由发展的结果,国家在促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或者阶段不过是一个人为编造的、使人误入歧途的“美丽的神话”。由前所述可知,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老牌的先发展起来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从来就不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在它们早期的相当一段时期中,都是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依靠国家的各种保护和扶持政策,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关税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等,肮脏的黑暗的残酷的血腥的殖民战争、殖民掠夺、殖民贸易、奴隶贸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等中发展起来的。即使在英国实行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那也是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经济已经成为称雄全球的“世界工厂” 之后,英国需要向全球扩张才能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之时,才改弦更张鼓吹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所以,当时李斯特们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是包藏祸心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如果德国实行这套政策,那么,德国只能永远落后,成为英国的附庸。单纯从理论上讲,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显然,各国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按照比较利益进行产业分工和交换,是各国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但问题是在实践中全球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利益也各不相同,也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在世界市场上各国都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就如同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讲的,盛行的是“狼与狼”的“丛林法则”。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那么,美国当时就应当主要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农业和棉花种植业,而不应当发展工业以及金融业等,而使美国成为英国的北美“粮仓”和纺织业的原料来源地,英国工业品和纺织品的销售地。德国也应当主要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使之成为英国的欧洲“粮仓”和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地。日本就更不需要发展钢铁、机器制造业、汽车工业等等。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恰恰不是按照亚当•斯密们的古典经济学的教导,实行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而是实行各种“重商主义”的国家保护与促进政策,最终发展起来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后起的发达国家身上。

  

  注释:

  ①、②、⑦ 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⑤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⑩ 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参见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钱乘旦主编的《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⑧ 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⑨ 道格拉斯•诺思《美国历史的成长与福利》,新泽西1983年版;纳什《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载于波特的《美国经济史百科》,第二卷;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0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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