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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亚里士多德的两条道路

更新时间:2015-04-02 13:59:14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我主要是想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做一个解释的尝试,它算是古代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在当代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兴趣(近20年来),相当大的程度,是来自于当代学者希望摆脱或克服康德伦理学对20世纪伦理学决定性的影响,自从康德的道德现象学【疑为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个架构出来之后,对整个伦理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康德的基于道德法则和义务的伦理学形态。实际上很多人对于此形态有很大不满,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大致有两个方向,在康德之后,比如黑格尔,他实际上希望将康德的思想继续往前推,把他和其他的一些思想如伦理生活的实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是复兴在康德伦理学占有优势之前的其他伦理学资源,我们看到比较突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这一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思想的复兴,那么我们看到新托马斯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还有功利主义借福利经济学还魂】

  

   在这一个方向的努力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所讨论的明智的概念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和明智概念提出了一种非常明显不同于康德的义务法则的道德形态,也就是理解人类道德生活可以从个人的性格、美德以及个人不同于道德法则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入手,来思考道德法则。这是一个许多人在不满康德时转向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动机,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因此看到了在整个20世纪有一些重要的努力,去重新阐发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或者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整个实践哲学。那么这里不详细去谈整个做法,比如说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面非常重视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概念,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明智概念中对理论和实践的区分,可以提供一个线索,来呼应人文学科,或者我们通常说的精神科学来对抗笛卡尔,有点现代科学的努力(精神科学对抗现代科学),那么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或者说帮助维科这边有力的回应现代科学,这也是明智的概念在伽达默尔这本《真理与方法》里面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伽达默尔本人的这个努力可以回溯到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解释的努力是在1924到1925年的时候,他讲过一次课,讲得是柏拉图的智者,在课程的一开始,海德格尔系统研究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我认为这个研究直到目前仍然是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最强有力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在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体系的形成中,特别是《存在与时间》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24到1925年的这次演讲中,海德格尔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讲法,这个课程本来的安排是讲柏拉图的两个对话,实际上只完成了对智者的对话的解释。在解释柏拉图之前,海德格尔的解释原则是,我们去理解柏拉图,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只能通过我们更熟悉的亚里士多德来理解柏拉图,所以解释柏拉图的钥匙在亚里士多德手里。

  

   然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解释的核心的要害文本,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他认为第六卷里面提供了一个亚里士多德分析“真”和“存在”的关键性文本,那么整个海德格尔的解释,我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考察。我提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海德格尔的整个解释是非常强调真理或者“真”的概念,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外在强加到文本上的,这实际上是文本本身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谈论整个伦理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今天通常说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他实际上最终落在了一个“真”的问题上,那么海德格尔认为,恰恰是在第六卷提供了一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希腊人最初关于真理概念的重要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索其实就是明智这个概念。

  

   第二点,这个“真”的方式很系统的是和灵魂与存在的关系联在一起,那么海德格尔会说每一种成真的方式(我翻译)对应的是不同存在者的性质,而这个成真的方式揭示的是存在者本身的本原。海德格尔明确的讲,他在对亚里士多德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解释来说,比起整个第六卷的篇章结构以及甚至整本书的篇章结构而言,他更关心的是对成真本身现象的具体理解,就是海德格尔考察的焦点是(他心里关心的)存在问题,落脚点是真理概念。海德格尔是说希腊人“真”的概念我们都很熟悉了,也就是他所谓被称为解密的理解,那么这个理解呢,(海德格尔说)我们是要找到概念何以出发的一个原初根源。实际上,他的做法是,海德格尔认为呢,一般意义上希腊人关于“真”的概念最初恰恰是来自于这个“真”在做事或实践中(就是做事),实际上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一个他称之为做事的“真”,恰恰在做事里面有一个“真”。我们通常认为在哲学上最重要的“真”的概念是一位犹太哲学家表述的,“真”是指一个数位或者一个陈述与外在事态之间的符合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判断真理或者这种陈述意义上的“真”是后产生的,那么更根本的“真”概念是在做事的时候有一个“真”的概念,那么这个做事的“真”的概念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里系统阐述的,其实这也是他在分析【左眼】【疑为着眼】明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翻译成明智,应该比实践智慧这个词更明确些)。

  

   海德格尔的这个思路是用在做事中的“真”来解释“真”的概念,然后他去关心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的意义。这就是他的整个解释思路,他认为西方整个形而上学或者西方思想中关于真和存在的概念恰恰是在海德格尔分析做事的里面,分析做事的“真”时,最终找到了“真”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个要素对海德格尔非常有启发的一句话,是在做事的时候这个本原是不能显现出来的,所以海德格尔说希腊人说的“真”的概念是一个否定的行为(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是把一个遮蔽的不能显现的东西揭示出来。我认为海德格尔的这个解释思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这个最初在做事里的“真”的用法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分析伦理的或者政治的现象,也就是在我们说到《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自己看来是他的整个政治学的一部分,他自己没有把它称为伦理学。所以说这里“真”的概念在做事里的体现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是海德格尔的研究从这里出发,把在做事里的“真”用来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来理解。

  

   这是海德格尔整个真理概念和存在概念借助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来构成的非常奇怪的现象,有学者解释说,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的伦理分析翻译成了形而上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真正构成第一哲学的即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其实是和智慧这个概念联在一起的。他的这个“真”的概念本来应该是在智慧里面体现的那种成真的“真”的形态,在这里面体现的“真”的形态,是就做事而言的,是和明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做法在他自己这里面的架构是非常完备的。那么海德格尔的解释呢,是把他的这部分哲学作为解释他那部分哲学的真正的线索,但是他在解释的同时,如果你去整个看海德格尔不管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还是他在《存在与时间》里面的一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惊讶的一点是,他完全扔掉了整个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政治和伦理的部分,就是说,本来是伦理学的概念,他拿过去做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概念,但是用过后,完全没有政治的意味。当然海德格尔的哲学有政治的结果,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比如像《存在与时间》,他描述的人,此在的这样一种生存分析的基本结构里面,其实是没有政治。这就是海德格尔分析的一种基本形态,我今天的主要努力是,希望能够回到亚里士多德自己在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所讲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如果大家读过的话,会知道他在这里面分析了成真或者通常称为理智德性和思辨德性这样的几种主要方式),我的解释主要是希望看亚里士多德这些不同的方式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而我集中想看在这些关联里,明智和智慧这两种形态的真正差别在哪里。然后我特别想去理解明智这样一种指导我们做事或者在我们做事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德性,它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这是现有文献里面有很大困难的地方。其实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明智这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的想法,第一是想谈谈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整体意图,然后我想着重谈谈我认为的,明智和智慧在第六卷里面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处理人的生活的方式。那么整个第六卷经常会单独来做一个研究,很大的原因是,第六卷有超出整个伦理学的意涵,我们知道它讲了五种基本的和“真”有关的方式,有科学、技术、明智、智慧和努斯。其实呢,大家感到只有明智才会直接和伦理德性有关系,因此整个第六卷在什么意义上和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有关系,一直是亚里士多德这个本书的解释的关键。如果我们去看这本书本身的文本,亚里士多德讲的非常清楚,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和第五卷的整个研究里面或者说从整个第一卷到第五卷的研究里面,实际上是着重讲了人的幸福生活是要落在人的伦理德性的培养和活动上。而伦理德性,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核心学说,是说伦理德性是和中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勇敢这种德性就要在鲁莽和怯懦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道,这个中道是在过和不及之间的一个东西。

  

   亚里士多德说,这个中道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道理所决定的,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逻各斯。如果去看《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和第五卷的思想的发展,我们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的时候,不断在揭示一个通常我们比较(大家都知道,勇敢呀,正义呀,都是一种道德德性,伦理德性,这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找到这个中道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这个困难性是在第五卷正义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他的整个分析可以揭示出,实际上我们要做一个伦理德性意义上的好人,我们不仅要靠习惯养成,我们还要明白每一个中道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正确道理所指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伦理学第六卷的考察是开始于对道理本身的一个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逻各斯(或者说道理)在整个伦理世界里面的影响。

  

   在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讲法,他说,知道一个正确的道理,我们这样做说虽然是真的,但却并不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在所有的知识领域(比如说在医学)都要找到正确的道理,盖房子要知道关于房子的道理,都需要我们所说的逻各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们所处理的道德世界里面,这个逻各斯的用法和意义是否和在其他的领域完全一样。所以他说,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本身即这个“真”,是否足以使这个“真”对我们而言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明白或者一个清楚的东西。当时亚里士多德经常举一个医学的例子,这个例子说,你哪怕知道感冒就要吃药才能知道感冒,你知道这样一个道理(逻各斯),但是你在具体得一个病时,要不要吃药,或者吃什么药,这是仍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知道这个道理是“真”的问题,后面这个问题(能不能把病治好)并不完全能由这个道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医学的道理距离我们能治好病之间差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是整个为什么需要一个(他称为)思虑德性或者理智德性来解决我们道德生活的困难。

  

这个例子是一个明显从技艺领域的例子,不是道德生活的例子。换句话说,一个更好的例子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知道得病要不要吃药,但是我可能吃了药后(比如感冒药)就昏昏欲睡,然而我马上就要上课了,我昏昏欲睡以后课上的非常糟糕,这是一个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德选择,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道德选择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我们会看到这个例子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在几处所提到,用的是不同的说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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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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