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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亚里士多德的两条道路

更新时间:2015-04-02 13:59:14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比如,我刚才所举的这个伦理学刚开始的段子,他在这段是这么表达的,只说医学的命令以及拥有医学的这个人的命令还是不知道应该对身体用什么药,这里所表达的是,医学或者医师给你的命令还是不能知道对你的身体用什么药。同样类似的一个例子,我认为是出现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里面的一个例子,当时他说,技艺和经验这两个东西,人类生活的基本东西,我们说,假设有一个人,西医会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技艺(它后面有医学的科学作为一个理论基础),中医会认为它是一个经验。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是说,你要治病,一个有经验的人可能会比一个有技艺的人(或者说工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更成功,因为你要治疗的人是一个具体的人,有经验的人更了解个别的东西,而你更了解一个科学知识不见得你更了解个别的身体,就好像说你知道的是治疗的人而不是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的没有错。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是1141b20,这个例子也是类似的,他说的是健康的情况,我翻译成,吃白肉要比吃红肉健康,这是一个道理,但是问题是你得知道什么是白肉,假设有一个人,他知道的这个道理没有这么深刻,觉得吃鱼肉是比较健康的,然而知道这一点对于做事来说更重要,因为你去市场,你知道你买什么,但是那个知道更复杂道理的人(比如说知道要吃低血脂、低胆固醇的食品)去了市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低血脂、低胆固醇的食品,他还以为猪肉是低血脂的,那么他买回来的肯定不如这个知道更个别的具体事物的人。以上这三个例子,似乎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感觉是,整个在做事的问题上,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困难是我们知道了所有的道理都是关于普遍的东西的道理,是关于人的一般意义上的道理,我们知道身体,这不是你我的身体,而是知道人的身体,医生如果只能治我个人的身体,那么他就不用开诊所,直接每天跟着我治我个人的病,那么他就不是医生,没有人会认为这就是医生。所有的工匠的这个知识都是基于普遍的知识,但是我们的做事都是个人的东西,你从来没有机会做一件普遍的事情,你说我做一件好事,那永远是对一个具体的人有好处的好事,你说我做一件对全人类都有益的好事,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基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个别的事情,而道理都是普遍的道理,所有似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一章开始讲的这个明智的问题是要找到将普遍的道理运用于个别事物之上的能力,这是整个明智的解释里面集中的一点。

  

   我们下面会看到这样一个解释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是通常的一个理解(例子)。但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有一个地方,在1105b13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另外一个说法,他说整个政治学的着眼点是做事,所以只知道政治学的知识是不够的,因为许多人是在这方面是满足于空谈,亚里士多德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讲法,他说这种空谈使这些人逃到了道理里面。政治学里面的着眼点一定是为了做事,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目的是为了做事,在这个领域,如果大家成天盯着这个道理来讨论,他说这就是一个空谈,这些逃到了道理里面就像是逃到了避难所里面,他们不做事却以为是在研究哲学,然后他做了一个类似的比喻,这就像一个人去看病,他听医生在讲,但不按医生的规定去做,这是一个和我们刚才的三个例子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个决定性的分别,许多人知道一个事情的道理,比如我知道吃高胆固醇的东西不好,但是我喜欢吃这个肉,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去做,在我知道的道理和做事之间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在政治学里是致命的,就是说你哪怕知道关于正义的无数好的理论,但你其实并不想这么去做,这样的道理实际上是你回避做事的困难的一个避难所。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前讲的一段话。

  

   在《优台谟伦理学》里也有类似的讲法,他说当你按医生的标准去做的时候,你实际上虽然知道什么是“真”的,但并不明确,明确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具体的做法对你一生的意义。简单的说一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开始谈的这个“真”和明确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真”在这里的用法好像是说道理指示出了一个“真”,但是这个“真”没有指示出对于我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怎么去用这个道理,所以它是不明确的。还原到这个医学的例子,就是无论如何,哪怕我知道怎么样使我获得健康的道理,但事实上我没有最终去做出这个行动使我得到健康,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个距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亚里士多德需要去解释的。那么为什么有人不仅知道这个道理而且还会去做,有些人哪怕知道这个道理但不会去做或者做不到,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里面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要解决的问题,他在后面引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第二章里提到的)做事意义上的“真”,关于做事意义上的“真”,他区分为感觉、欲求和理智,这三个东西都决定了做事意义上的“真”。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明确说到感觉不能够决定这一点,一定是努斯和欲求(或者理智和欲求)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决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做事如果要做好,一定要这两个东西获得一个匹配或者吻合,也就是说,你的理智上对一个事物的理解(用他的话说,思考中你肯定或否定的东西)也就是你欲求中所追求或躲避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构成我们做事的这两个基本因素(黑板上写下一些概念),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说的非常清楚,在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做事和“真”的结合关系,在这个结合关系里面,需要两个东西同时发挥作用,这两个东西之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有一个相对匹配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在伦理学里面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道德行动究竟是理智在起作用还是意志在起作用,比如你去看休谟,休谟认为理智根本不能起作用,完全都是情感这些东西在起作用。从文本上看,有两句话讲的非常清楚,一个是说思虑中肯定否定的也就是欲求中追求躲避的;另一方面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你的整个思虑要正好是想要的,而你的欲求要是能够去理解,他认为这两个要很好的配合到一起,这是第二个讲法。

  

   在第二个讲法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考虑做事和“真”的地方里面,逻各斯在起作用。那么上面这个东西明显是理解性质的东西,就是说我要理解一个事情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之前谈的要获得健康,那么我们会去理解相关的饮食的道理,同样地,问题就在于我们何以理解了这个道理就一定要去做它,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部分的核心是要讲这个问题。但是,用什么去讲是海德格尔比较重视的地方,他认为在这个过程里,实际上是有一个被称为做事的“真”的东西,这个做事的“真”和体现在道理里面的逻各斯的“真”不完全一样,我们下面会看到这是一个微妙的差别,海德格尔注意到了,但是他把它用到了形而上学的用途上,我们希望把它还原回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的意涵。我们现在简单看看亚里士多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基本划分,他的入手点是说,我们前面看到的伦理德性部分的那个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德性。而灵魂中理性的部分,他在这里做了一个重新的区分,理性的部分不是单纯的一块,一块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算计或者权衡的部分(在黑板上写了一些概念),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给出的“真”的(廖先生翻译成获得真,李猛翻译成成真),那么关于人和“真”的关系一共有五种不同的方式(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德语概念,形成一个二乘二的表,第一排从左到右分别是:灵魂获得的不可变的知识、科学、智慧,第二排从左到右是:灵魂推理算计的知识、技艺、明智,努斯位于科学、智慧、技艺和明智之间),这是亚里士多德做的基本划分。

  

   海德格尔认为基本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二乘二的表,这个表是有高低顺序的,这个低的部分是(这个词是说)灵魂进行推理算计、斟酌审议的部分,这个高的部分是灵魂中获得不可变知识的部分,如果你去看《理想国》的话,它会说这个高的部分是比较接近灵魂中理智的部分和思虑的部分。灵魂中高低秩序的划分对应的是存在秩序里的划分,存在秩序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灵魂中有一些去对应、(思考)、理解、把握不变的部分,面对世界里面可变的东西是灵魂中较低的这些东西,所以灵魂的高低划分是严格对应在自然秩序里面的存在者的等级秩序,这是一个基本的安排,严格说上面比下面要高,右边的要比左边的高。也就是说,在思考可变世界的可变区域里面的东西时,明智要高于技艺,而在思考上面部分的东西时,智慧要高于科学。比较麻烦的是努斯,它是整个第六卷里面讨论的最少的东西,但大体上它在几乎所有里面都出现,我们下面会去详细讨论努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二乘二的表的左半边和右半边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下面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通常我们认为技艺是制作(制造一个东西),明智是做事,这是相关的一个区别,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就是说你明显不能用来解释科学和智慧的区分,这是一个通常的理解。我今天主要的讨论部分是想说,在这样五个东西中,其实亚里士多德是明显地有一个不同的思路区分了两条不同的路径,这两条不同的路径最后对我们理解明智这个东西是什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整个的研究顺序当然是非常奇怪的一个顺序(技艺

   明智 努斯 智慧,科学 智慧,具体走向不是很清楚 )事实上,我们真正最熟悉的恰恰是从科学到技艺的顺序,为什么这一点能证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反而最熟悉的,本来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最多的是做事,但是在政治科学的把握里面,做事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东西,因为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都是这边的例子(猜测是第二排的走向)。我讲一下我的基本理解,整个第六卷的结构是,在引论之后(引论讲的是基本关心的问题,是从第一章一直到6.3的开头),整个第六卷的理解分成了两轮,两轮都是在基于科学、技术,第一轮是关于科学与明智的对比,是从6.3到6.5,第二轮是关于明智和智慧的对比,而归根结底呢,实际上揭示的是明智这条整个人的处理生活的方式与科学、技术和智慧有什么差别,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科学和技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面的分析是强调科学实际上是对不变的必然事物的一个考察,科学归根结底是一个被他称为证明的体制(或者说秉性)。这些是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容易理解的东西,但仔细一想,这是需要推敲的,比如说我们研究医学背后的科学,我们看到人的身体其实是可变的。科学研究的所谓不变的事物的意涵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说所有这些可变的事物最后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它的本原,科学恰恰是从这个本原来证明可变事物的种种现象。科学作为所谓证明的德性或品质就是由那个普遍的本原出发去证明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动物的身体摄入了过高的血脂,血液就比较粘稠,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就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判断。

  

   那么我们会看到,科学作为一个证明的品性,它有两端,一端是证明它出发的东西,一端是证明它要达到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分析会非常关心它的开端是怎么得到的,它的那个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严格来说,技艺和科学是处于一个相反的结构,这是他在《形而上学》Z卷第七章所做的分析,他说的非常清楚,什么是技艺和科学的差别呢?也就是说,你要产生健康,你的血液就比较稀,你就不能摄入过多的血脂,那么科学的整个研究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你会总有一天会推到这一步,推到人的能力所及的地步(在黑板上画图,科学是从A<本原,或逻各斯>到B到C到D<终项即感觉,人的能力范围所及>,技艺是从D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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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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