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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更新时间:2015-04-02 11:23:32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一、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的流派

   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每个时期都有它每个时期作为一种生命的发育阶段和关注的焦点。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它首先关心的是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经过十年左右的激昂奋发的开辟性的工作,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前期,它开始更多地注意自己已经是新文学的自身,关注自己的文体建设。今天要讲的京派和海派(主要指上海现代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建设的流派。

   所谓京派和海派,都没有成立一个稳固的社团,它们的流派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体特征,以及在以文会友过程中因趣味相投而形成的群体意识上,京派的成员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滞留在北京的部分成员,比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林徽因、萧乾、芦焚(师陀)、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理论批评家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刘西渭)。鲁迅在1929年7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已敏锐地感觉得到这种流派的分化重组:

   “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沈从文作为流派中人,在四十年代这样回忆道:

   “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从现实学习(二)》载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

   京派组合的方式虽然很多:比如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家里按时举行的“读诗会”,在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在北平东总布胡同的“太太客厅”的文人聚会,以及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每月一次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约稿会。但是从沈从文上述的话来看,他最重视的是两条:(一)报刊的理想的态度,包括《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骆驼草》《文学月刊》《水星》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二)大学的风气。这些人多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或哲学系的师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学院派,对中外古今的文学能超越具体派别采取宽容的态度,选择他们指认为精华的东西加以融合,把浪漫激情消融在古典法则中,于写实之处焕发出抒情的神韵,讲究文风的浑融、和谐和节制。

   海派的情形更为复杂。它是洋场派,却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品位。清末废科举之后,一批苏州、常州、扬州的落魄才子在上海洋场写鸳鸯蝴蝶派小说,被称为“老海派”。四十年代张爱玲、徐讦、无名氏以洋场男女、或爱情传奇为题材,写了许多新颖圆熟,或充满现代主义的浮躁的作品。就是三十年代的海派,也有张资平为代表的平庸的三角恋爱小说,以及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探索性文学之分,其间的文化品位的差异,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着重讲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叶灵凤等人组成的现代派。这个流派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是上承前期创造社的。因为二十年代前期,郁达夫写的《银灰色的死》、《青烟》等小说,引英国十九世纪末的黄面志The yellow Book和日本的佐藤春夫为同调,已带有现代主义色彩了。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都有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味道。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滕固的《壁画》和叶灵凤的《鸠绿媚》等小说,说是采取“新浪漫主义”手法,实际是前现代主义作品。叶灵凤在创造社一些元老作家左倾之后,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加盟进入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派。

   上海现代派是一个青年人的流派,它是一批青年人追踪外国先锋文学思潮而产生的,带有鲜明的探索性和试验性。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是杭州之江大学“兰社”的成员,1926年3月合编小旬刊《璎珞》,每本定价三分钱。三位编者被称为“文坛三剑客”。1928年9月,台湾作家刘呐鸥,由日本来到上海,同时也把日本当时的先锋文学新感觉派的影响带到了上海。他与当时在复旦大学法文班读书的施蛰存、戴望舒同办《无轨列车》半月刊。还把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片罔铁兵等人的作品译为“现代日本小说集”《色情文学》,在他们几个合办的水沫书店出版。《无轨列车》被查禁后,1929年9月施蛰存主编《新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写成的历史小说《鸠摩罗什》。戴望舒、刘呐鸥的译作也在这里发表,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了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小说,这些作品写下层人物桀傲不驯的性格,被时人称为“普罗小说中的白眉”。1932年5月,拖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其后又有杜衡参与编辑,叶灵凤作装帖设计。创刊号首篇是穆时英的《公墓》,这标志着穆时英转变创作方向,他后来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的圣手”,就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说明,外间常称这个流派为新感觉派,这种称呼对于刘呐鸥,穆时英是合适的,但对于包括施蛰存,戴望舒在内的整个流派就显得帽小头大,施蛰存在1933年曾经有一段反批评,说:“因为(楼)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灯下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二、文学流派的地域文化母体

   一个流派感受周围世界的特殊角度、特殊方式,是受它周围的文化气氛所影响、所制约的。京派海派的产生与这种地域文化因缘有深刻的关系,文学和文化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它的整体生命形态,割裂文学和文化的内在联系,就象把一株禾苗拔回实验室来做隔绝性分析一样,很容易割裂它的生命过程。中国地域辽阔,内蕴的子文化系统非常丰富复杂,向来有“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特征。列代史书的“地理志”除了记录地名的沿革之外,最重要的篇幅是记录各地的民俗民风。可以说,中国古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文地理学,因此在古代目录学中,地理书是附属于经史子集四部的史部的。

   然而,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化的分野,具有不同的形态。古中国东隔于海、西阻于山,疆域和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从南、北两翼展开的,北方兼融了“胡人”文化,南方兼融了“蛮人”文化,形成了北方文化沉实而强悍,南方文化温柔而富于幻想,北方是黄土地文化,南方是绿水文化,从诗与骚两个传统发展下来,到明清时代又有绘画的“南北分宗说”。当然南北文化是有分有合,不能完全一刀切,但合中有分,有其不应抹煞的地域特征。晚清以来,这种南北分宗的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出现了东西的分野,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承受着声势浩大,咄咄逼人的西洋文化的撞击。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逐渐地汲取西方工商文明;西部相对闭塞,对外来文明的接纳相对滞缓。这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域性,深刻影响了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观察世界的眼光,在相当程度上,一者是“乡土中国”的眼光,一者是“洋场中国”的眼光。眼光不同,你看我、我看你,难免就会有不顺眼的地方,这就是在两个流派发展成熟的时候,发生于1933—1934年的京海派之争。

   这场争论不同程度地触及北京文化、尤其是上海文化的特征,触及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空气对两个文学流派的不同的养育和刺激作用。他们在表演着一场别具一格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双城记”。上海自1842年清政府在英国战舰的大炮下签订屈辱的《江宁(南京)条约》,辟为五口通商的主要口岸之后,英、法、美诸国利用所谓《土地章程》,巧取豪夺地圈出“租界”,先后占地万余亩,形成“国中之国”。西方殖民者在发展工商金融洋行的同时,也使那里的教育、新闻出版和娱乐事业出现畸型的繁荣。外国教会开办医院、中学,以及圣约翰书院等大学。1850年,英人办《北华捷报》,其后改名《字林西报》,与英国驻泸领事馆关系密切,逐渐成为“英国官报”,出版时间长达102年,为上海寿命最长的报纸。1868年又有林乐知、李提摩太等知名传教士办《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戊戌变法前后许多官僚直至光绪皇帝都订阅它,影响极大。由英人主办的《申报》也在1872年发行,但主笔的经理是中国人。八十年代以后,印刷技术机械化,原来用牛来拖动的印刷机,改为蒸汽机推动,进一步刺激了新闻出版业。墨海书馆由王韬任编辑,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如《格致西学提要》、《重学》、《几何原理》、《光论》等。国际性文化组同文书会于1887年成立,后改名广学会,标榜“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纶”。40年间出书二千余种,编译出版物近三亿七千万页。其中李提摩泰译的《秦西新史揽要》初版发行达三万册。到了1897年商务印书馆也创办了。与此同时,畸形的消费事业也膨胀起来,跑马场三易其所,愈来愈兴旺,除游艇俱乐部、抛球场、网球场之外,赌场,妓院,烟馆也生意兴隆。旧上海的文化不是以平等的身份、而是以屈辱的身份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它带有明显的开放性,但开放性中又参杂畸形,在瓦解中国古老文明规范时割裂人们的灵魂。

   北京是明清帝都,传统文化气氛极其浓厚。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四合院式的规整严实的平民建筑,使它弥漫着典雅、规范、浑融的古典主义气氛。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以文明中心自居的心理稳定感,如老舍《离婚》中评点北京人的心理:“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老。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其实在洋风吹拂的上海人眼中,北京也许是城市中的土包子。北京向来是以主体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是以其先锋性,而取得其尊贵的地位的。中央机构设置和科举取士制度,使这里汇集了众多国家级的学者文人。康熙年间,万斯同入京主修《明史》,讲学都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纪昀、戴震、姚鼐、王念孙参与其事。随着四方文士云集,书籍聚于京师,琉璃厂书肆发展到数十家。北京又是《红楼梦》和《镜花缘》的故乡,文学写作也处于高档次上。北京的新式学堂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为最早,是1898年维新运动保留下的一项“新政”。清末民初又出现了北京师范大学、京师法政大学堂,以及美国国会以退还庚子赔款方式创办的清华学校(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二十年代前后,外国教会办起了燕京大学和铺仁大学。北京的大学之盛是与上海的洋行之盛形成鲜明对照的。至于报业这个信息流通迅速的事业,在北京的起步比上海几乎晚了半个世纪。明清时代北京有《京报》,那是专门抄录上谕、奏折的,算不得近代报刊。1872年外国教会出版《中西闻见录》月刊,但三年后就迁到上海改名《格致汇编》出版了。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办过一份《中外纪闻》,不久停刊。北京的近代报业是二十世纪初才成为“业”(行业)。1901年日本人办《顺天时报》,其后由日本使馆接办。1916年又出现了《晨报》。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把《新青年》迁至北京出版,其后才陆续出现了《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语丝》等报刊,形成巨大的声势。至于娱乐场所,除了平民的茶馆、庙会和天桥杂艺场之外,文人学士逛琉璃厂,是和上海人在跑马场上孤注一掷形成对照的。

   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它们在中西文化撞击时采取的不同姿态、方式和速度,以及由此所提供的人文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学的信息,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和上海的文学艺术形态。换言之,京、海两地的不同文化形态,成了京派和海派的母体。

  三、京派和海派作为相互对比的流派名称的起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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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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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师院学报》(海口)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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