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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会通的核心与“现代的苦恼”中的新会通

——会通效应通论之一

更新时间:2015-04-02 11:19:14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一、会通的核心在通

   会通,或融会贯通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所趋同的一种基本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长期处在频繁的思潮变换和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及对话之中,知识形态和学问品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际确实大有众声喧哗之概,各种文化思潮和学术体系以不同的声音、言语、观念,诉述着自己的合理性,于是热闹中求深沉,一些视野开阔的学者面对丰富的智慧闪光和思想要素,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综合,或综合性创造。学术在质问和反观自身时,它发现自己的生成和存在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首先是视野和视野中的对象改变了。现代世界视野的形成,西方数百年、尤其是近百十年历时性发展而成的各种思潮、术语和思想要素纷相涌入,经过译介、解释、应用和转换,却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沉积成、或筛选出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思想材料的布局,一种互为矛盾,又可以互相折射和吸收的思想回音壁。这种思想回音壁的效应,提供了异常开阔的思想空间和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在七嘴八舌中把中国数千年间的思想文化资源惊醒了,激活了,它要求对话,要求创造性的解释,要求在去芜存精中再振自己的当代价值。其次,学术的身份和价值改变了。也许在某些学者心中还有“名山事业”的情结,但报刊媒体和学府讲台的存在,使许多学术著作的稿本和讲稿,一经成形,即以比较明白有趣、甚至掺上水分的方式,面对社会公众和莘莘学子。学术成为人师或业师的文化手段,在世俗的层面上说,它甚至成了稿费和职称薪水的交换物。其三,学术的生产场合也改变了,寂寞的书斋之外,还有热闹的会场。会场有政治性的,有文化思潮性的,也有学术交流研讨性的。学术也由此出现了启蒙性、开拓性、建设性和投机性等等不同的流品。

   据说莎士比亚用“变化无穷”来概括美的全部奥妙,证据是埃及艳后征服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安东尼,是由于“习惯也腐蚀不了/她的变化无穷的伎俩”(注: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英国威廉•荷加斯:《美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持此说法。)。其实,变化无穷一语用来形容20世纪中国学术在广纳百川的过程中的性格,也许更为合适,可它变出来的却不是单纯的“美”。而广纳百川、变化无穷的学术要获得实质性的文化智慧积累,是离不开博采而能消化,兼容而能创新,并且纳入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之中;也就是说,是离不开融会贯通的。

   融会贯通是面对复杂纷纭的文化思潮现象而不满足于只是对其进行分类排比之时,进而在深层学理上求其本质的一种思想方式。这本是儒学在宋代追求内在化和体系化的思想方式,《宋史•道学传》说:“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敦颐),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馀蕴。”(注:《宋史》第36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710页。)正是基于这种新认识,朱熹评议孔门弟子:“曾子偶未见得,但见一个事是一个理,不曾融会贯通。”(注:《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论语九》。)朱熹回答门人也说:“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中,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注:《朱子全书》卷三《答姜叔权》,四库全书本。)这种思想方式讲究的是博闻中的通识,透入一层而追求学理的本原。作为一个术语,它又分别表述为“融通”、“贯通”或“会通”,其他字可以省略,唯“通”字不能省。通,是中国学术的化生包容的气度;与之持异的是“格”,格,则往往令人联想到西方某些学术思潮的批判性和颠覆性。

   融通一词,较早见于《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表里融通,渊然万顷”,讲的是人物的道识,却涉及事物的表里。《朱子语类》卷三十一的“八窗玲珑,无不融通”,已在讲格物致知了,但没有忘记心灵向八方敞开,玲珑机敏。会通一词更为常用,因为它源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朱熹对此进行疏解,认为:“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谓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却,寻大可{J1Q401.jpg},此是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处,自然通贯得,所以可行其典礼。盖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注:清程川编:《朱子五经语类》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元代董真卿依据朱熹的解释,作《周易会通》十四卷,于《凡例》中说:“历代诸家之说莫不究揽,故总名之曰《周易会通》。朱子又曰:会便是四边合聚来处,通便是空处行得去处。会而不通,则窒碍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亦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顾名思义,则于随时变易以从道者,皆可识矣。”由此形成了儒家五经的“会通体”疏解之书。

   如此解说的会通,不再是空泛的浮论,而是不回避各种材料、观点和思潮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充满机锋的思想于关节筋脉丛集之处进行辨析剖判,剔出潜哲学的意义和创造性的学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20世纪谈会通,在本质上已不是重复12世纪朱熹们的命题,因为它已经处在中外文化碰撞和对话的新语境,它应该具有充分的批判意识和超越姿态,或者说,它应该在现代理性的历史高度上,融合中国久经训练的贯通性思维和西方特长的批判性思辨,从而形成一种新形态的现代性的会通境界和方式。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经历了长时期的价值震荡和结构重组,其局面有点类似诸子百家争鸣,而争鸣的不是百家,而是百学,因为许多思想资源是从外国和古代转移过来的,缺乏独立自足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只能说是“百学争鸣”。自海禁开通,西学东渐以来,传统学术的关注中心发生旁移,由经学而诸子而佛学,再移至史学、杂学、俗学,逐渐淡化和消解了原本以儒家道统为中心的价值结构。同时,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19、20世纪的思想文化思潮如波浪式地起伏涌进,拓展了新的思想维度、话语形式和学术科目。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直到最高思想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中国学术拓展了新的境界。学科建设和学理建设同步发展,并借助教育制度在研究分工、知识形态、人才队伍诸方面,都取得了比学理创造上更加实在的进展。据统计,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23个,重要的二三级学科在100个以上(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北京: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百科并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生态系统,改变了天下士人皓首穷经、注疏经籍、苦练制艺的单调的封闭状态。知识的分类化和职业化,减少了叠床架屋的重复用功,易于在各个专门领域达致精深和施展才能,这就比任何经世致用的口号,更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新学科为它们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名家巨匠提供了学理探索的广阔空间,它们在展示各自知识系统、层面、维度和科学规范中,丰富了现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的范式和总体格局。

   知识多样性刺激了对之进行融会贯通的要求。一方面,深度的知识分割,对于原生形态的文化生命的整体性是伤筋动骨的,分门别类的知识精深化隐藏着某种人为的、机械的文化割裂。另一方面,人文学科是中国人借鉴和接受西方知识分科的方式,重新清理、阐释和认识自身文化的学术体制,新的学术框架既拓展知识开发的巨大可能,又带来了对中国经验的概念性把握的或大或小、有时是带根本性的错位。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入和成熟,人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外来知识的本土化过程,相对于本土经验的现代化过程,既存在着知识论上的紧密联系,又不能在本体论上丝丝入扣地加以代替。因此必须进行会通,进行平等而深入的文化对话,才能以现代性的形态,重现中国智慧的神理和滋味。

   这就有必要在面对现代知识分科的时候,重提与会通的思想方式相关的“专家与通人”的古老命题。东汉的王充也许有感于当时经学的派别门户,把儒林人士分为四个等级,《论衡•超奇篇》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又说:“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抒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注:《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6~607页。)他是推重博览通识,远超过专守一经的,之所以在通人之上另设文人、鸿儒,是强调“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之外,还要“著书表文,博通能用”,因而与后世的专家、通人之辨用意有所参差。

   专家、通人之辨的价值倾向,往往与时代风气相关。王国维论清代学术,概括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宏观地把握了学术风气、方式和价值的推移。明清易代之际,大学者往往由文化反思达致文化通观。顾炎武(1613~1682)为学力求博瞻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辨别源流,审核名实。其门人为其体大思精的《日知录》作序时,就非常强调博通:“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通儒也。”(注:潘耒:《日知录•原序》,《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此序作于康熙乙亥(1695)年。)这里是通儒、俗儒之辨,推重的是通儒超乎流俗的会通百家、洞悉原委、断疑考信的思想能力。然而知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博通的相对性。学而后知不足,这是人对自己的清醒的认识。当清学由博大经历精深又面临新变的时候,渊博的学者俞正燮(1775~1840)也只能把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取名为“类稿”、“存稿”(注:俞正燮为道光举人,治学博及经史诸子、医学、天文、释典、道藏,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发表过“通人不专家,专家无通人”的感慨,在二者之间发现背反和两难之处。

   背反和两难的超越,往往需要变换考察问题的层面和思量问题的角度。有新问题、新层面、新角度,则学术变活;无新问题、新层面、新角度,则学术板死。死活之机,不可不究。专精是治学的根柢,不究专精而空言博通,难免游谈无根。博通却是治学的精神,不思博通而固守门户,也容易落入旧套而难得学思的自由。因此人们对专家、通人的论辩换了一个层面,由论人转为论学,提出专精与兼善的命题。唐朝刘知几(661~721)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又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一作遁)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注:刘知几:《史通》卷十八《杂识》,浦起龙著《史通通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册,第51页。)其中强调专精须戒偏执,博览须有见解,也就是专中寓博、博中寓精、专博相兼。寓与兼,也就是中国学术的会通思想了。

超越专家与通人二元对立的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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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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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0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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