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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

更新时间:2015-04-02 11:17:31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就是前述的无创世主的创世神话,也是为了说明石猴的出世,是天荒地久地感受着“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而孕育了灵根。花果山顶上那块仙石同样以神秘的数字与天地相感相通,它以周天度数的三丈六尺五寸高度,感应着天;以二十四节气数的二丈四尺周长,感应着地。这就把猴神的身世来历,升格到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程度,成了名副其实的“齐天大圣”。从神话类型的升沉演进中可知,个性神已经取代创世神了。

   这种个性具有神话思维所擅长的渗透性,渗透到其描写对象的肖像形体的各个部分,渗透到其心理行为的枝枝节节。孙悟空已经被描写成闯荡天地、降伏妖魔、具有极大法力的“斗战胜佛”,或者最终修成佛门正果的斗战胜神了。但他不是横眉怒目的金刚,而是一派猴模猴样、猴腔猴性,浑身散发着令人开心一笑的喜剧气味。他那双能够识别妖魔的“火眼金睛”,那把吹一口气会变成百十个化身的毫毛,都与猴子的毛头毛身、红睑黄瞳相关。猴性甚至传染给他的法宝和法术,比如那瞬间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那“幌一幌碗口来粗”、要它小就小得如绣花针、“可以揌在耳朵上面”的如意金箍棒,无不令人联想到猴子身上如孩童一般的顽皮。

   人们也许会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与二郎神的变化斗法,其后在借芭蕉扇时与牛魔王的变化斗法,是受了佛教文学,比如《降魔变文》中舍利弗和六师设坛斗法的影响。但是,在六师变化成宝山、水牛、水池、毒龙、恶鬼、大树,舍利弗变化成执宝杵的金刚、狮子、白象之王、金翅鸟王、毗沙门天王和风神而摧毁之的斗法场面中,除了能感受到佛法广大之外,是感受不到斗法者的个性的。而孙悟空变化的特点,不仅在于变得千姿万态,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在于变得有个性,令人对猴头的狡黠又嗔又喜。当他变作花鸨,被二郎神一弹弓打下山崖时,又就地变作土地庙,张口作庙门,牙齿变门扇,舌头当菩萨,眼睛为窗棂,想骗二郎神进来,一口咬住。“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露出了猴性猴相的破绽。

   神的个性,是在神话境界中融合着人间趣味。中国自古流行猴戏,这为猴神的创造增添了不少民间感。《礼•乐记》说:“獶杂子女,不知父子”。郑玄注:“獶,猕猴也。言舞者如猕猴戏也,乱男女之尊卑。”这种猴戏扰乱尊卑,冲犯礼防,是带有宣泄性情的喜剧色彩的。宋代毕仲询《幕府燕闻录》记载:“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俳袍,号‘孙供奉’。故罗隐有诗云:‘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这里的猴戏主角也姓起孙来了。孙悟空个性中的天国、林野、人间的错综,以及神性、兽性、人性的融合,不仅表现在日常行为中,比如他偷吃王母的蟠桃后,变作二寸长的小人儿在枝叶浓处睡觉,偷老君葫芦里的金丹尝新,“如吃炒豆相似”;而且表现在他作为斗战胜神,在险象丛生的相斗相战中,也不改猴的脾气、猴的心计、猴的促狭、猴的潇洒。在平顶山莲花洞一难中,孙悟空在事隔二十余回之后,又与这只金丹葫芦相遇,这一回可没有那种吃金丹如吃炒豆的写意,而是他一回答出自己的姓名,就会被吸进葫芦内化成脓汁。他请天帝把天关闭半个时辰,拔一根毫毛冒充“装天葫芦”,骗取了这件宝贝。被妖魔夺回后,他即便颠倒姓名为“者行孙”、“行者孙”,也难逃吸进葫芦之灾。其后总算用毫毛变假葫芦行了掉包之计,自称手中的真葫芦是雄性,妖魔手中的假葫芦是雌性,害得妖魔跌脚捶胸地感叹:“天那!只说世情不改变哩!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猴的心计和促狭在这场死活交关的斗法中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又是“装天葫芦”,又是“者行孙”、“行者孙”,又是“宝贝怕老公”,把恶战当游戏,奇思妙想,举重若轻,在匪夷所思的神话变幻中渗透着浓厚的民间幽默。

   写神而重个性的倾向,深刻地影响了取经师徒四众的组合结构。那些把《西游记》看作谈禅修仙的“证道书”的前人没有着眼于此,多把取经群体的结构附会于阴阳五行。比如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西游证道书》,认为“取经以三藏为主,则三藏为中心之土无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门即首收心猿,是为南神之火;火无水不能济,故次收意马,是为北精之水;水旺则能生木,故次收八戒,是为东魂之木;木旺必须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为西魄之金。”④以五行分指师徒四众及白马,可在行文中不时找到,具体所指虽不一定与评点家契合,但它毕竟给四众一骑的取经群体的组合,蒙上一层与阴阳五行的宇宙结构模式相呼应的神秘主义色彩。

   然而作为个性神话文化,这个取经群体结构最有活力的地方,却在于四众的特征各异,优势互补,隐伏着矛盾。却又能在相互制约中合作到底。观音菩萨奉命从西天到长安,于千山万水之中挑中了这四众一骑,大概由于他们是取经群体的最佳组合。这个组合包含着三条原则:(一)主弱从强。这条原则也见于《三国》中刘备与诸葛亮、五虎将的群体,以及《水浒》中宋江一百单八将的群体,为章回小说写群体形象的常见的模式。因为位与智、德与力的分离,可以给描写留下许多回旋的余地。假若没有唐僧端庄的仪表和那身据说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肉,就不会引起那么多妖魔的垂涎,就不可能出现八十一难,又假若没有唐僧仁慈而不辨人妖,坚心求道而缺乏法力的性格特点,假若他总是相信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和如意金箍棒,就不可能在每次遇难时出现那么多的曲折和惊险,也不可能显示出孙悟空那种出生入死、化险为夷的大智大勇。“主弱”是招难之由,“从强”是破厄之术,正是在这一招一破之中,使整个取经行程波澜起伏,险象丛生、奇境迭出,增加了描写的曲折性和力度。(二)对比原则。四众取经目标虽一,而修炼程度各殊,或是堕入凡胎的金身,或是搅乱天国的野神,或是贬离上界的天将,身世、性情、脾气相当悬殊,是四处牵合来的杂神群体。而猪八戒则是杂神中的最杂者,在他身上杂糅了俗世诸多情欲和人性的各种弱点。他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根据中国方术书,天蓬乃是北斗七星和辅佐二星组成的“九星”之首⑤,在神国的品位相当高。但是一经在群体中与孙悟空相对照,令人顿然明白圣徒中也有俗子。野神和俗神的个性对比和碰撞,给漫长的取经行程增添了无穷的谐趣,那些激烈的降妖战役和沉闷的山水行程,加进了孙猴与八戒相互捉弄打趣的佐料,便奇迹般地把各种味道都提升出来了。不过,物极必反。如果只有个性碰撞,一但唐僧被摄走和孙悟空不明下落,猪八戒很可能早就回高老庄当回炉女婿了。为取经事业不致半途而废,必须在群体性格结构中加进:(三)调节原则。不要看轻沙僧这个为唐僧牵马、并不满街卖嘴的角色。他不仅是降妖的好帮手,而且善于在二位师兄的冲突中周旋、抚慰、调解,讲话在理,处事稳重,是这个群体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小说的匠心,就在于他不张扬个性的个性中,确定了他的价值和位置。

   《西游记》堪称独步的地方,是在个性神话中增加了“哲理—心理”的复调。它发掘着个性深层的精神意蕴,借神话故事思考着人的主体。思考着人的心性,思考着人的信仰、意志和生命力。即是说,它寻找着人的精神历程的神话原型,使神话形象描绘成了精神哲学(或心学)的隐喻。前人读《西游记》有过一种迷惑:既然孙悟空是大闹天宫的造反派,何以又成了皈衣佛门的投降派?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图解,势必造成对神话文化深层精神密码的误译。从精神现象的角度来看,大闹天宫隐喻着野性生命力的爆发和宣泄,西天取经则隐喻着为了特定的信仰和理想,排除邪魔而进行心性的修炼和意志的磨炼。它们代表着生命进程的两个阶段、两个层面。野性无休无止地发泄,并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只有把这种蓬蓬勃勃的活力引向对人生理想信仰的百折不挠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成熟,才能最终达到生命的辉煌归宿。

   然而,生命进程的两个阶段、两个层面的转换,须有一种规范,或用《西游记》的语言──须有一个“圈子”。《西游记》有两种“圈子”,都有神奇的功能。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刚琢,曾经击倒过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在取经行程刚好过半的时候,又被独角兕大王偷到金

   洞,套去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天兵天将的武器和火龙火马以及向如来佛借来的金丹砂。但是这个“白森森的圈子”属于外功,另一个金灿灿的圈子则属于内功,这就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这个圈子一套,孙悟空就不敢撒泼逞性,“心猿归正”,野神转化为真神,观世音菩萨说,“紧箍儿咒”又名“定心真言”,可见它是约束心性,使之认定理想目标而矢志不渝的,到孙悟空得道成佛,圈子也就自然消失了。《西游记》一百回,孙悟空戴着这个圈子八十六回。他本来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闯入天宫闹个天翻地覆;但是同样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路程,却要用十四年而历八十一难。可见要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比起单纯的野性发泄要艰难多少倍,这就是《西游记》借个性神话作隐喻所带来的发人深省的启示,它展现了精神世界的“天路历程”。

     三

   《西游记》以神话想象隐喻人类精神现象,既超越了具体的宗教,又别具一格地组构了神魔观念。神与魔的界限在这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存在着相互渗透、牵连和转化的种种可能性。神变为魔,魔变为神的运作,使整个神话世界处于充满活力的大流转状态。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似乎是“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乱大伦”的“魔”,但他对官阶森严、权术盛行的天宫的反抗,又散发着率真的正气。猪八戒、沙僧被贬出天宫,到下界占山霸水,兴风作浪,吞食行人,强夺民女,由神变成货真价实的魔,却又在唐僧西行取经途中,和孙悟空先后被收为徒众,加入神的行列了。神魔争斗,是包含着善恶邪正的。但是由于神中有魔,魔中有神,其间的善恶邪正也就打了或多或少的折扣,出现了某种因果报应的变形。千山万水间的不少妖魔是菩萨、仙长的待从和坐骑,甚至是按菩萨的暗示设难考验师徒四众的。因而神话成了魔匣,妖魔和仙佛也有不解的因缘。

   就个性神话文化而言,这种神魔观念可以改变神与魔性格的单一性,增加其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喜剧感、悖谬感。如果要探讨一下这种观念的文化哲学的渊源,那是不应忽视心学、禅宗和内丹对心性的某些阐释的。《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把佛性如此普泛化,则令人不妨从另一方面设想:“一切众生,皆有魔性。”在佛性和魔性的区分和转化上,禅宗认为,心的觉悟是关键,即《坛经》所说:“悟则众生为佛,不悟则佛为众生。”神魔两性的相对性,以及它们间的渗透、牵连和转化,都可以从这类议论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心学有“满街都是圣人”的惊人之论,它的一些观点与禅宗异曲同工。所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所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⑥,均是以“致良知”代替禅宗之“悟”,从而沟通和转化圣人及小人,或神性及魔性。于是神与魔这些冰炭不能相容的两端,只不过相隔一层纸,这层纸在禅宗是“悟”,在心学是“致良知”,它们把这层纸当作护身(实际上是护心)符。

这种神魔观念的重构。深刻地影响了神话叙事的策略。一种新的观念成了一种新的叙事策略的内在动力,首先是神话想象的空间和维度变行更加开阔、丰富和错综复杂。对应于三教合一的仙佛天国系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妖魔系统。正如天国不属于一个主神一样,魔国也不属于一个主魔,它们往往像封建割据般的各自为政。而在各自为政中隐伏着与各界神灵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体而言,千山万水间形形色色的妖魔可以分为两大类:野性妖魔和神性妖魔。野性妖魔又有两种,一种是野性中包含着毒性和邪气,比如蜘蛛精、蝎子精(琵琶精)和蜈蚣精(千目怪),大概属于中国民俗中“五毒”之类。又比如车迟国的虎力、鹿力、羊力三仙,都入了旁门邪道,毁佛灭法。也许这些是妖魔中的下下品,和仙佛没有多少瓜葛,只有剿灭了事。另一种野性妖魔则在野性障蔽中尚知道修行养性,因而即便冲犯了取经四众,最终还是入了神籍。黑风洞的熊精盗了唐僧的袈裟,但他学过养神服气之术,“也是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最后被观音菩萨收去做守山大神。火云洞的红孩儿以“三昧真火”把孙悟空烧得焦头烂额,但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三百年,又是“五官周正,三停平等”的孩儿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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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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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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