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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

更新时间:2015-04-02 11:16:15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史记》是我年轻时就很喜欢的一本书,应该说,我接触文史,是从《史记》和《鲁迅全集》开始的。《史记》研究是我们进行文史研究的看家本领,尤其是研究文学的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可以增加文章的厚重分量的。文史哲贯通与古今贯通一样,是我们提倡的大文学观、大文化观、大国学观的基本命题。不读《史记》,就谈不上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何等缘分,它属于民族必读书之列。

   一、《史记》的书名、宗旨、写作过程

   我们先从《史记》的书名、宗旨和写作过程讲起,先讲《史记》的发生学,再讲《史记》的文化学和文章学。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书,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大写的书。这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司马迁以前,中国还没有这么大的一本书。诸子书中,《老子》五千多字,《孙子兵法》六千字左右,《论语》一万六千来字,《孟子》三万四千字左右,《庄子》、《荀子》、《韩非子》,也就六、七万字,十余万字。就史书而言,《春秋》约一万八千字,《左传》是先秦最长的一本书,十八万字,《吕氏春秋》是集体写作的,二十余万字。司马迁一个人写了五十二万多字,在当时,没有大的魄力、没有大的智慧和才华,是写不出来的。别看现在的鸿篇巨制很多,放在先秦两汉这个背景下,《史记》就是一本很大的书。这本书长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态。中国的书,对中国人的影响,除了《论语》,很难找到第二本,有《史记》对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心理影响这么深。我们现在老讲诸子影响很深,其实,《史记》的影响不在他们之下。

   《史记》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必读书,它起码有三个方面可以称为文化典范。第一,《史记》是中国正史的典范,它建立了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就像如来佛的五个手指一样,我们历朝正史的体例,都没有跳出它的手掌心,也就是纪传体的正史范式。这一点,影响是很深远的,可以说,我们历史的脉是司马迁给我们埋下来的。第二,它是中国文章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以后,历代古文的写作都追随《史记》、《汉书》,史、汉是它们的标本,如果没有《史记》的榜样,就没有韩、柳、欧、苏的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文章的模样,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三,它是中国人物行为的典范,全书写了四千多人,其中,写得最生动的,大概有百十人。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道德、智慧、行事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人物的人生选择。所以,我觉得,《史记》写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久远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把它放到模塑中国精神这么一个高度去认识。

   《史记》过去叫《太史公书》,用司马迁自己和他父亲官名的尊称去命名这本书,这遵循着先秦诸子用其姓氏命名其书的惯例,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和他们一样,用“太史公”来命名,所以,《史记》蕴含着诸子书写作的情结。司马迁自觉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过去编《四库全书》时,就把“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放进子部,所以,司马迁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诸子写作的精神追求,保留着一些先秦诸子的作风。《史记》以后的正史,这种思想家、文学家融在一起的自由写作的风度,几乎消磨殆尽了。我们说,中国正史是《史记》奠定了基础,而真正的规范化是在《汉书》,后来史学家对《汉书》评价很高,那是因为它规范化了。

   历代史书最具诸子风采的,当推《史记》。正因如此,班固批评司马迁有“三蔽”,也就是三个短处。一是“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有问题,说他不是儒家的体系,而是黄老的体系。二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司马迁在社会体制上,追求游侠这种非体制、甚至反体制群体的功绩。三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批评司马迁的财富论,也就是他肯定经商致富的经济思想。这所谓的“三蔽”,后来的史家都没有做到,被认为是司马迁的弊端的,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子思想自由的遗风。《史记》书名的确定,是东汉晚期汉桓帝时期的事了,这有碑刻的文字记载,经过二百余年的沉淀,才把它定名为《史记》。我们看“史记”这个词就知道,“史记”过去是一个通名,比如诸侯史记、各国史记;又比如,孔子到洛阳去之后,论史记旧文;《孔子世家》里面也讲,他因鲁史记作《春秋》,等等。东汉晚期以后,“史记”就变成《太史公书》的专名了。历史书的通名变成专名,这就像孔子说的话叫做“子曰”,“子”本是对有德行的男子的尊称,后来这个泛称变成孔子的专称,其他人只能加上姓氏,使用“孟子曰”、“荀子曰”、“韩非子曰”了。这对一种写作方式,打下了很深刻的个人印迹,冠名者就是这种文体的标志。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搜集、积累和整理材料,由司马迁在42岁到55岁,用14年时间写成的,这是“十年磨一剑”的投入自己全部生命的力作。《资治通鉴》前前后后写了19年,而且司马光在洛阳搞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室,带了三个职位和辈分比他低的历史学家,先搞材料的长编,他本人又做了许多考订,自己动笔结撰,用了19年的苦功,才算告成。个人著史的好处,在于思想脉络、文体脉络深思熟虑,一脉贯通。司马迁写《史记》,接触到后人难以接触到的许多文献材料,这是他得天独厚之处。按照汉武帝时候的制度,“天下郡国文书,先上太史公,副上宰相”,诸侯国或者郡县上来的文书,先呈报太史公,副本才交给宰相,以致到了东汉时的卫宏,说太史公比宰相的官还大,那是不对的,太史公是个下大夫,是九卿之一的太常下面的一个官职,相当于七品官员。由于他处的位置非常关键,专管文书档案材料,历史材料来源很丰富。我们后世的学者,尤其是疑古派学者,往往低估了太史公,比如说,考证《老子》,司马迁明明写老子在孔子之前,到民国年间,疑古学者非要考证出《老子》在《庄子》之后,甚至是《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之间的作品不可。郭店楚简一出来,这个战国中期的墓里出土三个版本的《老子》,作为民间私人写作的《老子》从写成传播到这时,没有近二百年的时间不行,可见《老子》是春秋晚年的东西。又比如有一位极其博学的老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考证《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得“《孙子兵法》乃孙膑所作”的说法不攻自破。司马迁以朝廷藏书作“名山事业”,网罗文献而呕心沥血,其“信史”追求无可怀疑。在细节上,经一个人之手写这么大的一部书,有一些毛病是可能的,但在大的历史框架和重要关节上,太史公是不会掉以轻心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

   司马迁搜集材料和处理材料的方法,调动了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可能性。他大体采用了四种材料。第一种材料,是皇家图书馆的古籍,当时的简帛和全国汇集来的遗文古事。司马迁十岁诵古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公羊传》,已经具有把古文献当作专家之学进行处理的能力。这种专家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它能有效地对浩繁的材料进行钩沉发微,辨伪择善,组合贯通。司马迁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就是搜集丰富的古籍文献,以杰出的专家能力,进行比勘、衡量和取舍,对其中的差异错杂之处加以协调和整齐,形成一个可靠、清楚、浑然一体的史学体系。

   第二种材料来源,是司马迁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他二十壮游,几年间跑了几万里路,在全国各地调查民间的传闻和考察历史的遗迹,以实地调查,印证和补充文献记载及其不足。所以,太史公对人文地理了然于心,写战争的攻防态势,军队的调动路线,在地理方位上,毫不含糊。比如曾经考察各地山川形势,“足迹半天下”,于地理民俗了如指掌的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推崇《史记》的叙事:“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及也。”司马迁不仅从民间实地获取材料,而且获得民间思想,改造了历史写作的形式。比如说,韩信的胯下之辱、漂母赐饭,这是小孩子的事情,过去的史书是很难写进来的。在司马迁的眼光中,民间生活支撑着、影响着人生轨迹,进而支撑着、影响着历史进程。韩信封为楚王后,受恩必报,赐给漂母,就是那个漂洗衣服的老太太一千金;韩信又不念旧仇,册封曾经让他钻裤裆的少年为楚中尉,成为自己手下重要的将军。韩信小时候很贫穷,把他的母亲埋葬在高敞地,旁边可置一万户人家。这些资料,是司马迁壮游时,在淮阴采集的。就连陈胜、吴广的事迹,陈胜种地时所发的感慨,他动员揭竿而起时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实地采访所得。现在到安徽宿县的涉故台,还可以看到鱼腹藏书湾,篝火狐鸣处。这些来自大地的材料,把司马迁与民间道义、民间情绪,连在一起了。不仅材料来自民间,他的历史观也因此带有深刻的民间性。

   第三种材料来源,是国家档案馆的收藏,也就是“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类档案材料,在后来历代王朝动乱和兴亡中,多被焚毁,不然太史公看到的这些简帛埋入地下,现在也成了出土文献,而且是源自国家档案的出土文献了。

   第四种材料是从朋友,尤其是当时的王侯大臣的后人,或者事件的经历者那里获得的。这就像我们搞现代小说史一样,小说家本人或者他的后人还存在,只要用心,是可以获得一些还带着体温的材料的。司马迁采访了王侯将相的后人。在汉初封的列侯里面,沛县出来的就有32个,刘邦后来把政权交给吕后,是有道理的,他爱江山不爱美人。实际上,刘邦跟戚姬的感情最深,戚姬和他一块随军转战,但是,江山交给戚姬是不行的,当时樊哙都要杀戚姬,戚姬是压不住当年拉竿子上来的这批侯爷的。而且这些侯爷,都不太懂规矩,像屠狗的樊哙,还有赶车的夏侯婴,卖布的灌婴,作刀笔吏的萧何、曹参,这些人都是跟刘邦在丰、沛起事,附骥尾而封侯的人物。司马迁到了丰、沛,或者在长安采访这些侯爷的后人,很多“高祖功臣”攻城掠地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在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交往中获得的,这在《史记》列传的论赞里都交代得很清楚。

   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接近传说中大禹治水凿开的黄河龙门山,他的学问又称“龙门史学”。对《史记》撰述的思想情调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生大事,也就是他人生的坎子,有两个最为关键,一个发生在36岁,一个发生在48岁。36岁时,也就是汉武帝元封元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当时司马谈在洛阳病危,司马迁从出使的云贵川赶回,接受临终遗言。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说,我死后,你必然当太史官,不要忘了我们所要写的著作,要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之大者。司马谈还说,孔子作《春秋》,至今已四百余年,史记放绝,我很担心“废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当时,司马迁满脸泪水,信誓旦旦要把它完成。所以,《史记》是司马谈父子生命的结晶,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宗旨。

第二个人生坎子,48岁时,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漠北,被匈奴八万大军包围,鏖战十几日,杀伤万余敌兵,但李广利和老将路博德的援兵未至,遂降匈奴。司马迁曾与李陵共事,当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说李陵“有国士之风”,兵败降敌出于不得已,还说李陵想寻找机会报汉,为他辩解。这事当时也就过去了,一年之后,汉武帝以“诬上”罪给司马迁处以宫刑,这是奇耻大辱的一个刑罚。本来汉武帝时有赎刑制度,比如“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古代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宫刑是第二等重刑。据我初步考证,司马迁要赎他的罪,需要缴纳大辟的百分之六十,即三十万钱赎金,相当于三千六百石粮食。太史公是中级官员,官俸一年有六百石,需要六年的薪俸,不吃不喝,才能赎这个罪。他没有当过可以“刮地皮”的州郡大员,没有当过可以劫掠或受重赏的将军,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陷入如此奇耻大辱的悲痛中。所以,《史记》中对世态炎凉的悲愤情绪,处处可见。这就使司马迁重新理解生命,酿成浓郁的发愤著书的情绪,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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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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