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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

更新时间:2015-04-02 11:16:15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少卿书》)人生的坎坷,作为一种发愤著书的内在气质,弥漫于《史记》的字里行间。

   由于具有这种生命体验和历史了悟,再加上他的旷世天才,所以,司马迁写的《史记》被鲁迅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更愿意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十几年前《光明日报》曾经让我开列十部最喜欢的书,我把《史记》列在第一位,我当时说过一段话:

   更有意味的,是可以从(《史记》)中寻找到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某些原型(archetype)。比如,讲尊师,也许想到张良的圯桥进履;讲重才,也许想到萧何追韩信;讲忍耐,可以想到韩信的胯下之辱;讲信义,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诺千金。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国。勾践的卧薪尝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范蠡的扁舟五湖,蕴含着何等的意志、决心、气节、豪情和潇洒。再如焚书坑儒,指鹿为马,项庄舞剑以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又包含着多少残酷的权术和悲哀的命运。人们寻找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多从经子典籍着眼,岂不知史书也以历史的残迹在编织国民精神的网络!

   所以,我认为《史记》对民族精神血脉的影响,除了《论语》记录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难再找出第二部书,有它影响这么深,其影响不在老、庄、孟、荀之下。当然,知识分子可能受老庄影响多些,但从整个民族来说,在铸造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史记》所讲述的一系列“中国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远的作用。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所谓“通”有两层含义。一是纵向的通,贯通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间的历史兴亡变动的轨迹,融合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等各个朝代(《春秋》十二公,写了242年的历史,《左传》比《春秋》多了13年,写了255年),中华民族发生的过程,和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通过《史记》,被有声有色地勾勒出来了。二是横向的通,囊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流派,展示上自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商人、游侠、刺客等社会各阶层,以及列国和边疆部族。可以说这是中国多元一统历史观的伟大尝试,或者说是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多元一统”的历史观非常关键,不仅是大一统,而且在大一统中容纳多元,以多元推动大一统的发展,以大一统凝聚多元的创造活力,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具生命力的文明形态。

   为什么《史记》能做到“纵通”与“横通”,能够体现“多元一统”的历史观呢?有两条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具有第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思想魄力。刘邦建国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上台是公元前141年,开国已62年,在当时,只有稍微晚一点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国力,才能够跟它媲美。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说的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尤其是司马迁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所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是司马相如的原话。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讲到《史记》的规模和魄力的时候说:“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朱自清也认为是秦汉这个时代给司马迁这么一种魄力。第二个原因,《史记》在全面考察和吸收先秦多种形式史书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综合和开拓创新。先秦时代已有编年史《春秋》、《左传》,也有国别史《国语》、《战国策》,还有文告档案式的政治史《尚书》,此外《庄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中也有思想史的雏形,各种史学因素先秦的历史家、思想家都尝试过了,但是,《史记》把它们综合起来,融合创新,创造出“五体共构”这种形式。五种体裁,共构在一起,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必须以巨大的魄力和功力运转纷纭复杂的史料,使之纲目整然,纲举目张,各归其位,又多方互补、互动、互见,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五种体裁,第一是十二“本纪”,写帝王与国家大事的,第二是十“表”,第三是八“书”,第四是三十“世家”,第五是七十“列传”,加起来是一百三十篇。过去有人说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数字,因为十二啊,八啊,十啊,三十啊,或者一百三十啊,这些数字,好像跟天地之道有关似的,我们并不认为有这么神秘,它们是大大方方、气魄恢宏地展开处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辉煌壮观的历史画卷、人物画廊。

   首先讲“本纪”。“本纪”十二篇是全书总纲。分别记载五帝、夏、商、周、秦列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这是秦以前的,再加上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和武帝,也就是“今上”,编年记述了国家大事和兴亡的脉络。“本纪”体例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第一,它从黄帝写起,不仅根据古文材料,而且进行实地考察。司马迁曾西到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长江和淮水,那里的父老往往说起黄帝和尧舜,所以,他把民间的民族记忆写进了历史,从而为华夏民族寻找到一个千古一贯的血缘上和人文上的始祖。顾颉刚说,《五帝本纪》把过去方位中的五帝变成了血脉上的、纵向的五帝。这一变是很重要的,为中华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体的根脉。中华儿女现在自称为炎黄子孙,就是以《史记》作为根据的,通过《五帝本纪》,把这个民族的生命凝聚力,伸到遥远的发生学这么一个境界上来了。

   第二个关键点是《夏本纪》和《商本纪》,这两个本纪写得比较简略,主要勾勒了王位父子或兄弟相承的世系。“五四”以后的疑古学派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信史。但是,王国维根据殷墟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约六百年,及他们远祖先公先王的世系,证明《殷本纪》除了有几处小的参差之外,基本上是可靠的,这是不得了的。王国维甚至由这一点,上推《夏本纪》中夏代的世系,认为也是可靠的。《史记》记载周武王灭纣之后,封舜的后代于陈,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封商的后代于宋,这都有谱牒的根据,所以,孔夫子去考察列国文献的时候,除了东周洛阳,他还到了杞国、宋国,就是因为那里确实流传着很多远古典章制度和族源故事。

   第三个关键点,在《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创设《项羽本纪》,用来统率楚汉相争五年间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这篇本纪,向来被认为是《史记》中写得最精彩的篇章。宋朝李涂《文章精义》说:“史迁《项籍传》最好,……至其笔力驰骤处,有喑呜叱咤之风。”《项羽本纪》主要写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巨鹿之战,项羽在河北巨鹿这个地方,跟秦军的主力相遇,各路诸侯都不敢前进,他消灭了秦军主力,这是项羽最大的战功。第二个是鸿门宴,他想杀刘邦,但是犹犹豫豫,没有杀成,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第三个就是垓下之围和乌江自刎,是他的悲剧命运的结局。对楚汉之争,我们从年龄和心理上来考察。项羽起兵时是24岁血气方刚的壮士,刘邦起兵时是48岁老谋深算的无赖一个,较力气,刘邦打不过项羽,但是,较计谋,项羽不行。鸿门宴上,刘邦稍一辩解,项羽就说是你的司马曹无伤说你要在关中称王,这把自己卧底的人都讲出来了,回去之后,刘邦立即就把曹无伤杀了,这位壮士不懂成败得失的要害所在。垓下之围,项羽旁边就一个虞姬,他不是找将军、谋士,而是找自己的宠姬来商量,这就不是开国君主的宏才大略。刘邦不一样,选戚姬还是选吕后,他找张良商量。一个48岁出去打仗的人,和一个24岁去打仗的人,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项羽被写成最有血性、最威猛、最有豪气的大男子,他24岁起兵,32岁覆灭,征战了八年,身经大小七十余战。司马迁写人物,经常写身高,写项羽身高八尺有余,根据出土的汉尺,一汉尺是23.1厘米到23.2厘米之间,那么项羽的身高应该是一米八五到一米九零之间,力能扛鼎。起事之时砍杀会稽守,他一刀就把那人脑袋砍下来了,当时确实能把乱哄哄的场面镇住。这么一个西楚霸王的形象,实际上含有对汉初政治的褒贬,到了写《史记》的汉代中期已经没有这样磊落痛快的人,汉以后也没有项羽这类“真正的汉子”了。

   第四个关键点,司马迁有一种据史实录、秉笔直书的精神。在司马迁死后,一百三十卷的《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大概有些东西犯了忌讳,被抽掉了,像《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后来是褚少孙补写的。给吕后作本纪。而不给汉惠帝作本纪,这也是司马迁独特之处,要是朱熹来做,可能是《孝惠本纪》,而不是《吕太后本纪》了。《吕太后本纪》写吕后称制掌权,毒杀赵王如意,把戚姬变为“人彘”,使惠帝和两个少帝有名无权,诛贬刘姓诸侯王,展示了政治阴谋的残酷性。但在论赞里,也就是“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却肯定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政策,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所以,当时的农业生产、衣食和温饱问题都能解决。吕后的残酷只是在宫廷斗争时,而对社会,她采取无为而治,这个政策,发展到后来文帝、景帝的与民休息,使国家的元气慢慢地恢复了。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对她还是肯定的,并不是女人当政,什么事情都一塌糊涂,司马迁有史家的思想,能够实事求是。

   下面讲十“表”和八“书”。这是司马迁非常独特的创造。十表排列了历朝的谱系、年代,八书展示了上古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这两者的使用,为我们历史的准确性和开阔性,设计了时间、空间的坐标。十表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最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诸侯,复杂纷纭的年代,如果不用表格排列得这样头绪分明,眉目清晰,作为中国文化思想轴心期的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单凭这一点,司马迁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功臣。庄子是在孟子之前,还是之后?有这个年表,再去考证,就有个框架在那里。当然,后来汲冢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可订正《史记》失记魏惠王后元之误,但如果没有《六国年表》,也就看不出差误来,有了这个年表,才有订正的基础。八书是记述礼、乐、天文、历法、祭祀、财税的文化制度史。《河渠书》表明,水利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命脉,它从大禹治水写起,记述李冰凿离堆,西门豹治漳水,秦修郑国渠,一直写到汉武帝在瓠子口堵黄河缺口。瓠子口就在今天的河南濮阳。《诗经》里的邶、?{、卫三地,春秋时期水草丰美,当时都是湿地,黄河没有泥沙淤积,也没有水患。汉武帝时,黄河泛滥得厉害,因为朝廷里的权相、贵戚不愿花钱去堵,汉武帝从泰山封禅回来之后,在那里作了个《瓠子歌》,发动十万官兵,每人背一捆柴,一下子?就把缺口堵上了。司马迁亲自参加了这项壮举,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宣房就是瓠子口,后来在上面盖了个宣房宫来镇水。“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显示了治理江河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救灾史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凝聚力、生命力的极好证明。司马迁用他的切身体验领会到这一点,又用体例的方式写入正史,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记》八书,后来班固的《汉书》继承为十志。班固的贡献是增加了《艺文志》,记载国家图书目录,清理古代学术源流,为文献学术别立专史,这是《史记》没有的。因为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政府收集起来的资料堆积如山,来不及清理,后来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才有《汉书》的《艺文志》。对于《史记》的表与书的体例,傅斯年认为乃“太史公书之卓越”所在,他在《史记研究》中说:“年代学(Chronology)乃近代史学之大贡献,古代列国并立,纪年全不统一,子长独感其难,以为十二诸侯六国各表,此史学之绝大创作也。我国人习于纪年精详之史,不感觉此功之大。”如果考察希腊年代学未经近人整理以前的状态,或者印度史的年代问题,就会发现,他们一个作家的生卒年代,一差就几百年,不像我们,曹雪芹哪年死的,差一年就可以养活许多作考证的学人。然后知道,司马迁创作年表,实在是史学思想之大成熟也。傅斯年又说:“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中之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各为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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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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