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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

更新时间:2015-04-02 11:12:16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一

   《儒林外史》似乎是中国最伟大的几部古典长篇小说中至为清澈透明的一部了。它对八股取士制度下的士人社会以及官绅市井社会的社会相的穷形极相的描写,它的讽刺艺术在深刻中浸润着几分怜悯,它的语言在明净的已基本洗去说话人套数的口语中饱含着精粹的表现力,都令人叹为观止,推崇为中国古代甚至是唯一够得上高品位讽刺文学的杰作。但是对于它的结构,人们到底不能没有遗憾。鲁迅的话还是客观的现象描述:“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①在“惟”、“亦”、“虽”、“而”一类虚词之间,推崇处也流露一点遗憾。胡适则直接点明“《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又因愤慨于晚清小说的效颦,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即“那没有结构的‘《儒林外史》式’”。②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专注于对误解《儒林外史》的晚清文学空气的批评,这部书超出常态的结构艺术以及它不同凡响的时空操作和叙事谋略方面的智慧,被历史推到幕后去了。

   关键在于提供了个与《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相贴合的独特的视角。《儒林外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百年沉思、因而充满着世纪悲凉的文化小说。它的卷首词写道:“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它的终卷词又写道:“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叙事者对他所描写的、已被科举功名和富贵势利浸泡过的士绅社会作百年鸟瞰,满怀着朝暮倏忽、残编断肠的悲凉感受,具有浓郁的时间意识。这种百年鸟瞰的时间意识,使叙事者辛辣地嘲讽了在科举仕途中未曾“看得破”的同行者,而又在“百年易过”的历史行程中自省到这种嘲讽的无可奈何。这种时间意识乃是作者的生命、作者的肝气胆汁凝结而成,它意味着作者作为八股取士制度的失败者和批判者双重身分的生命投入,如同《红楼梦》的通灵宝玉意象是作者的生命结晶,意味着他作为诗礼簪缨的大家族的失乐园者和叛逆者双重身分的生命投入一样。

   百年反思的时间意识,左右着小说观照八股取士制度下士绅社会的独特视角。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去展开对百年文化厄运进行批判性沉思的审美命题,它归佳的选择,也许就是把一大群秀才(还有少量进士、翰林)和名士放逐到百年流浪的旷野上。《儒林外史》主体部分,描写了明朝成化末年(1487)到嘉靖末年(1566)这八十年间的四代儒林士人。第一代是生活在成化末年的周进、范进,以及年岁略小的严贡生、严监生,他们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热中者和社会基础,爬上去的精神已被蛀空,没有爬上去的精神也塞满了贪婪、势利、啬吝和龌龊。第二代是活动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前期的相国公子娄琫、娄瓒,以及制艺选家马纯上。贵介公子已对八股举业满腹牢骚,借礼遇假名士来表示他们的离心倾向;寒酸的选家还要靠举业谋取饭碗,甚至歪解孔夫子来阐明文统;但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匡超人、牛浦郎已经借举业和名士头衔进行坑蒙拐骗,宣告这些行当的道德破产了。第三代是生活于嘉靖后期的杜慎卿、杜少卿,以及余特、余持兄弟。他们是这几代士人中最有声色的一代,或则在梨园选美胜会中抒发名士风流,或则与年纪略大的虞博士、庄绍光祭祀古贤,追求与八股取士制度相对立的礼乐理想,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在势利的风俗中离乡别井了。第四代是生活在嘉靖末年的陈木南,以及比他略早的汤由、汤实。他们实在是一蟹不如一蟹,已用仪征丰家巷妓院和南京十二楼教坊取代了杜少卿们的先贤祠,向妓女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

   对于八股制艺的结构方式,清人说过:“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此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③不知是文章之道的暗合,还是作者有意戏拟,《儒林外史》从不同的心态和品格层面上描写八十年间四代士人,也内在地具备原、反、正、推的结构程序。第一回的“楔子”,写元末画家王冕在山明水秀之间的自由自在的生存境界,借以敷陈大义和隐括全书,在结构上属于原题部分。第二回至第七回写第一代的周进、范进以及与之有牵连的一班人,却从反面入笔,与原题部分形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焦点之内和之外的巨大反差,积蓄着结构组合之间的巨大张力。从第八回第二代的蘧景玉和二娄公子出场,结构程序逐渐反回正位,但由于二娄公子所遇非人,以及陆续出现马纯止、匡超人和牛浦郎的曲折,直到第三十回杜慎卿在南京莫愁湖举办选美胜会,还处在返其正而居其偏的阶段。第三十一回属于第三代的杜慎卿出场,他结交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使结构程序回归到与原题部分相呼应的正中之正,而在庄严肃穆的泰伯祠祭典中达到顶点。第三十八回以后,无论是写孝行、写武功、写游侠,以及写第四代陈木南等人的妓院沉沦,都是对题旨在不同方向上的推衍,形成充溢着悲凉感的无限烟波。这种原、反、正、推的叙事程序,它所组成的乃是一种文理性或者叙事情调性的结构。其结构形态有点类乎我国唐宋旧藉装帧形制中的“叶子”,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所述:“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这种形制也称“旋风装”,以长幅之纸反复折叠,有若原、反、正、推的文章理路一样,往复回旋,是相当严谨而舒展自如的。进而言之,《儒林外史》以八股制艺的布局方式来批判八股取士制度,其结构体制就是非常有反讽意味的。

   百年的反思的“叶子”式长篇结构体制,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创造,它从丰富的层面和角度,展示了八股取士制度造成的社会情境压迫和内在心理驱力,亦刚亦柔的迫使数代士人不顾“文行出处”而追逐“功名富贵”,从而导致了精神荒谬和荒芜的人间悲喜剧。精神的荒谬是俯拾皆是的,只须看一看严监生的两位舅爷、也是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崇高的字眼取名的王德、王仁的所作所为,也就令人啼笑皆非了。这两位舅爷只因得了严监生的二百五十两银子,便“义形于色”地把即将咽气的胞妹的正室名份拱手让给严监生的妾,并且气壮如牛地宣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但这事须大做,……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从“纲常”说到“放屁”,两位以德、以仁起名的舅爷就这样把扶正宴席和胞妹的死耗,荒谬地扭结在一起了。

   至于精神的荒芜,也是触目惊心的。举人出身的张静斋竟然信口雌黄地争论着本朝开朝元勋刘基在洪武三年开科取士时考了第三名、还是第五名,胡诌出他由于受贿而贬为青田县知县赐死的天方夜谭,而且这番口惹悬河的谈论竟弄得同席的进士、举人“不由得不信”。中了举人、钦点了山东学道的范进,竟然弄不清明代的四川学差“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是常识性笑话,庄重地说:“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在秀才岁考中取了一等第一、贡入太学肄业的匡超人,吹嘘曾经选过九十五种制艺选本,风行海内,连“外国都有”(想来外国也以八股取士),北方五省读书人都礼拜“先儒匡子之神位”,被当场揭破他不懂得“先儒乃已经去世之儒者”。翰林该是饱学的清贵了吧,高翰林嘲笑马纯上注《春秋》、庄绍光注《易》,为“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他被当场揭穿不知文王、周公的事迹之后,改口说“小弟专经是《毛诗》,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仿佛《周易》讲的是文王、周公的史实。可见八股取士制度中的精神荒芜,遍及于经学、史学,以及包括苏轼这等的诗文大家在内的诗文之学。匡超人自称“先儒”,大概是他看到孔庙里有先儒程子、朱子的神位,想忝居配享从祀之列。至于不知刘基的经历,简直是不知本朝从何而来,也不知八股取士制度从何而来了。刘基(伯温)不仅是运筹帷幄,料事如神,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因而被朱元璋称为“吾子房也”的勋臣;而且他还是明代八股取士制度的制定者。《明史•选举志》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取士制度的热中者以子虚乌有的奇谈,对八股取士制度的祖师爷作人格上的贬损,这也够有反讽意味了。由于这种精神的荒谬和荒芜,遍及士林的各个层面以及文史的各个领域,若采用几个主要人物贯串始终的结构方式,势必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成。这里采用八十年间四代士人的“叶子”式结构,就显得嘲讽的层面和角度丰富,而且错落有致,分寸感非常得体了。

   《儒林外史》取名为某种形态的“史”,与这种百年反思的“叶子”式结构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百年反思的“叶子”式结构是它作为“外史”的基本特征。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所谓“外史”,乃是以审美的形式写成的文化的、风俗的和人心的历史。在清朝初年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万斯同修《明史稿》之后,吴敬梓把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相结合,假托明事,观照了正史“儒林传”的背面和底里。他透视了八股取士这种人才选举制度从根本上毁灭了人才,造成了人才的非“人”化和非“才”化,在猎取功名富贵中变得道德堕落和才性枯稿,给数代士人带来了精神荒谬和荒芜的厄运。

     二

   在《儒林外史》的四代士人中,和作者关系最密切者是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与全椒吴氏有姻亲关系的金和为这部小说作跋语说:

   “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生平所敬服者,惟 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粹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粹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书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为年尧,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之为是镜,……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词,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这个说法已为鲁迅部分采用,也为其后学人所充实、补充和订正,几乎成了学界共识。《儒林外史》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时空操作方式,就是把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士人行为的一些素材,经过审美幻化,移到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前移了二百年左右。难道这仅仅是如论者所强调为了避免清代文字狱的迫害,或者加上为了避免作者身边的人事纠缠吗?从消极方面看,未尝不可以这样讲,但是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基本的时空操作方式,它应该存在着更为积极和深刻的匠心。

   首先,它何以不上推到明朝初年,而偏偏上推到成化末年以后,让元朝末年的王冕叹息“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显然这是为了从历史上寻找文化风气和文化精神的契合点。顾炎武《日知录》说:“经义之文,流俗谓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④这就是说,八股文的彻底程式化是明朝成化末年以后的事。《儒林外史》选取八股文定形化过程中这个有界碑意义的年份,作为其叙事主体的时间开端,就是要考察科举制度中这座精致的文字形式的迷宫,如何用前有功名利禄的诱饵,后有穷愁落魄的压力,驱使一代代士人在毫无文化积累价值的竞争中耗费生命的。

其次再反过来看,作家是以个人的切肤之痛和历史的超越性,去进行这二百年时间推移的审美操作的。清朝沿袭了明朝八股取士的制度,以开科取士来笼络人才和窒息民智,造成了任何途径出身都不能与“科第出身”相媲美的社会情势。这种情势在清初大师凋谢、乾嘉大师未起的文化波谷时期,即《儒林外史》主要素材来源的雍正元年到乾隆十几年,尤为窒息文化生机。略晚于吴敬梓的史学家章学诚说得很沉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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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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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合肥)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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