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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

更新时间:2015-04-02 11:12:16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前明制义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即八股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⑤

   二百年间的时间一经这么推移和连结,就使作者超越了个人身世的感伤主义体验,达到了对明清时代八股取士制度对人才的箝制、异化和毁灭的总体把握。时空操作,实际上是文化视野和审美心灵扩展和升华的体现。

   人们可以看到,由于有了这种大幅度的时空推移,作者对自己投射到小说中的影子已经能够作出理性的体认,豪迈潇洒,却在自我表现中渗入了历史的嘲讽。他在杜少卿微黄的脸皮上画了两撇竖剑似的“关夫子眉毛”,写这位大老官轻财好士,却交人不慎,挥金如土处自然是不趋慕功名富贵了,却在顷刻之间败掉了祖宗也是在科举仕途中积蓄下来的遗产。现实生活中冬日苦寒,绕城歌吟暖足的寒酸行为不再提起;杜少卿却乘醉拿着金杯,携着娘子的手,大笑着在南京清凉山走一里多路,有一种惹得“背后三四个妇女嬉嬉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的超世俗的风流。现实生活中的真病,已换作小说中杜少卿托病,不应博学鸿词科的征召,以显示其卓尔不群的精神境界。杜少卿解说《诗经》的妙论,自然取材于作者著述的《诗说》,而且让他发表一番超出当时经学家(更不用说八股先生)的通达之论:“朱文公(熹)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然而杜少卿这个形象一旦创造出来,他就不仅属于作者的自我,而且更属于历史了。他被置于比书中任何人更有争议的地位,置于众口铄金的社会环境之中。他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堂兄杜慎卿提供的:“他是个呆子,……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这种评论的可信程度,自然与杜慎卿不愿破财济人的行为相关,同时又有豪爽的韦四太爷的二杜比较论:“慎卿虽是雅人,我还嫌他尚带着些姑娘气;少卿是个豪杰”。这番比较论是相当尖锐的,因为它有颜元(习斋)评论八股取士制度下的士人素质的话作为价值体系的背景:“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兵农礼乐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⑥至于杜府义仆娄焕文临去遗言,称杜少卿“品笔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又点醒“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象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对于这类劝诫,不仅杜少卿,即便作者执笔为文之时,也当于心慼慼焉。现任翰林院侍读的高大老爷自然代表着八股文化价值体系,他指责“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闲常教子侄们以他为戒,在书桌上贴着“不可学天长杜仪”的字条。作者在处理自我的审美投影时,并没有回避受八股先生的“正经”社会嘲骂和鄙夷,并没有回避“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⑦的尴尬处境。他只不过借迟衡山之口,说高翰林“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以此自嘲,并表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孤傲和旷达。当作者把历史时间从身边推前二百年之后,它产生的心理效应就是现实的自我和审美的自我发生了相当大幅度的距离,把个人人恩恩怨怨、毁毁誉誉消解在对八股取士制度以及和它相联系的功名富贵心理的历史理性把握之中。因此鲁迅说《儒林外史》讽刺时弊而“秉持公心”,乃是秉持历史理性的“公心”。

   既然能够在时空操作中出入古今,超越我执,那么作家就可以进一步扩张这种自由的审美心态,在更深邃的历史中和更广阔的人世间寻找自己的精神原型。除了传统的小说戏剧结构形式的影响之外,这大概是该书的楔子把时间上推百余年到元末,尾声下延三十年左右到万历年间,出现了时间跳跃的心理动力。时间的跳跃,可以产生审美上超越和惊异的效应,楔子重塑了元朝末年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使之有若一枝凌波高举的“苞子上清水滴滴”的荷花一般清新高逸,从而更加切合作家所追求的精神原型。尾声的琴棋诗画四士,除了那位弹琴写字的裁缝荆元,可以清朝康熙、乾隆间的杂史方志所记载的“衣工”吴亨(字荆园)身上找到某种踪迹之外,其余三士都音信渺茫。作者借一成四,以对应琴棋书画四艺,以象征《周易》之所谓“继明照于四方”,以隐喻礼失于衣冠而求之于草野的意蕴。这种时空操作使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首如荷花出水一般清新明丽,尾如方鼎四足一般稳固坚实,形成了好象把主体部分的“叶子”式结构置于封面、封底精装之间,或者象一把折扇,两梗挺硬,扇面折叠随心。

   顺便探讨一下楔子重塑王冕的微观时空操作,也是饶有意味的。如果说尾声的琴棋诗画四士象征四方,带有一种空间性的虚设;那么王冕形象则带有历史的预言意味,属于时间性虚设。时间是单向的,所以只须着重写一人;空间是东南西北四向的,所以必须写四士,于此也可看出作者的精细和用心之苦。 小说删掉了历史人物的王冕屡应科举不中的经历,使他超越于科举制度之外,保存着牧牛画荷的自然人性。它也对王冕“恒著高檐帽,衣绿蓑衣,蹑长齿履,击木剑”,以及“迎其母至会稽,驾以白牛车,冕被古冠服,乡里小儿皆讪笑”⑧的狂怪行为,加以淡化而归于自然,并且做出新的解释。说王冕“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才高冠博衣,用牛车载着母亲,在花明柳媚时节漫游村镇湖畔,这就把作者追求的精神原型的系统上溯了千几百年,由王冕而连接上屈原了。而且行文还作了一些空间移位,把江西金谿的翰林危素移作浙江诸暨人,与王冕攀成了同乡,从而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文化人格对比。危素既然成了乡绅和知县趋炎附势的对象,王冕在衙役的威逼和知县的屈敬下不去与他攀交,就显得更加高逸难能了。由此,王冕和危素成了隐括全书的两种人格类型。更有深意的是王冕卒年的改动。《明史•文苑传》说:“太祖(朱元璋)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谘议参军,一夕病卒”。他当死于朱元璋取婺州、诸暨不久的元至正十九年(1359)。然而小说写朱元璋提兵破方国珍,号令全浙之后,武巾战袍骑马私访王冕,听了他“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的高论,一道吃了韭菜烙饼。并且让王冕多活了十几年,直到洪武四年(1371)看了邸报载有“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叹息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这里把到明朝成化年间以后才逐渐形成定式的“八股文”三字提前使用了百余年,把王冕卒年后推了十余年,形成了一个时间错综的纽结,从而使作者追慕的这个精神原型成为八股取士制度下文人厄运的历史预言者。这段在煞费苦心的时间纽结上的话,可以当作作者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宣言来读,它作为思想线索贯串全书。

   时间的大跨度移位,为广阔幅员的空间操作提供了内在需求和用武之地。《儒林外史》人物多带漂泊感,仿佛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旋转中的匆匆过客。这种空间操作以江淮地区为中心而及于东西南北,行文没有在一个城市或县分逗留三回以上不作转移的,四十三回的主体部分空间转移达到四十次之多。空间转移的重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北京阶段和南京阶段,中间还存在一个小小的过渡,临时重心在嘉兴和杭州。这些地点的转移都带有某种象征意蕴。楔子以后的头七回,无论写周进的山东汶上县、范进的广东南海县、严贡生兄弟的高要县,或是王惠的南昌府和南赣道,都由于这些人物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热中者,他们的功名富贵之心都向当时的帝都北京倾斜。直到王惠在南赣依附宁王叛逆,才使这种“帝都情结”象征性地破毁了。应该强调,这七回作为全书的反面点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由于它们写得极为精彩,而且由于这里的主要人物后来退居全书人际关系的背景,他们所追逐的八股取士制度也成了全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社会文化背景。

   如果说帝都北京是由科场到官场的象征,那么人文汇萃的南京则是真假儒、真假名士的精神家园和演戏的舞台。南京作为全书叙事空间的焦点,是通过一系列的铺垫而推至前台的。第八回娄相国公子出场,就是通过嘲讽把帝都由南京移到北京的明成祖,而消解“帝都情结”的。他们认为:“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这种议论是充溢着离心力和异端性的。但是二娄公子并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家园,他们主持的莺脰湖大会,以及一批斗方名士的杭州西湖宴集,都只不过是南京城中杜慎卿们的莫愁湖胜会,尤其是杜少卿们的泰伯祠祭典的陪衬。南京正式成为全书的空间焦点,是由人品高出于许多秀才、名士的戏子鲍文卿返乡带出来的。一开始就隐隐然摆出一副南京与北京相较量的派头: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

   全书对北京景色几乎不写,对杭州景色通过马二先生隔膜的眼光去写,惟有南京景色是用叙事者正面的眼光去展示它的旧都气派和六朝风流的。可见南京是作为一个斯文旧都,还有人讲究文行出处的旧都,与北京作为一个八股取士的帝都,群相竞逐功名富贵的帝都互相对峙而存在,从而构成小说叙事空间的南北互异的双焦点的。以南京为焦点,小说自第二十四回以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和真儒向周围苏、浙、皖三省的聚散和对流,地点涉及扬州、仪征、苏州、安庆、天长、五河诸县市,形成一个人流运转的大漩涡。其间有三度对流,溅射到极远的帝都与边陲之地:庄绍光应征入京,萧云仙由成都而建功青枫城,汤奏将军在贵州野羊塘镇压叛乱,但这些人物最终还是回归其精神故乡南京的。

   在以南京为焦点的流离和回归之间,主要人物是不断更换的,“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但是次要人物却丝缕相连。楔子后的头七回的主要人物退居远背景,而这些次要人物则作为近环境而存在,共同构成了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人文气氛。比如牛布衣曾是范进的幕客,其后当了二娄公子的座上宾和遽公孙的媒人,在航船上与匡超人邂逅之后,客死于芜湖甘露庵。他的名号却被牛浦郎假冒顶替,招摇撞骗于南京、仪征、扬州和安东县,在真真假假、断断续续之间绵延了十五回(第十至第二十四回)。江西术士陈和甫曾在周进设帐教书的观音庵中挂牌扶乩,后又到北京为王惠、荀玫扶乩判命,南下嘉兴在娄公子的莺脰湖名士大宴上打哄说笑,这都是前十几回的事,到了第五十四回却有算命瞎子重提他二十年前在南京夺了自己的生意,他的不争气的儿子与人争论莺脰湖唱和诗的真伪,并且休妻出家当和尚名士了。为数几十的官师、儒者、名士、盐商、戏子、娼妓、武将、术士等各种人物,在南京为中心的江淮土地上来往聚散,攀交觅食,时时可以窥见熟悉的面孔和故人踪迹,使人感到“世界真小”。他们的点辍呼应,在主要人物断续转换的情节推移中,埋下了细密的人事关联,形成了形散而气不断的结构效果。 (未完待续)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

   ②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胡适文存》一、二集。

   ③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

   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⑤《章氏遗书》卷四《答沈枫墀论学书》。

   ⑥钟金若辑《习斋纪余》卷一《泣血集序》。

   ⑦《文木山房集》卷一《减字木兰花》。

   ⑧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四《王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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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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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合肥)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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