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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更新时间:2015-04-02 10:12:05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对中国北方民族王朝文学的研究的意义,不只是针对特殊时代、特定区域文学研究的盲点和弱点,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力地推进我们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认识,推进对这种整体性的构成和形成的认识。因为对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研究,牵涉着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即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互补和融合,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台阶上重新构建博大精深、与时共进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总体结构。长城内外,远至大漠以北,黄河上下,远至关陇西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北方,是这两种文明冲突融合的大战场、大舞台,表演过许多王朝兴亡、民族重组的历史悲壮剧。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竞争交往的巨大历史语境中的北方文学,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存在形态、生命气质和历史命运。这里说的“北方文学”,特指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它的北方部分。概略地说来,这种特定含义下的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功能,起码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1、它拓展了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2、它丰富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3、它改变了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4、它参与了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

   我曾经提出过一种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叫做“边缘活力说”。鉴于长期对中国文化进展的考察,我深切地感受到,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融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引吸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

   而我们要在这里研讨的中国北方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

   在讨论中国古代北方文学的物质形态,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四大功能和作用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项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南北文学的材料,然后再看北方民族政权下的北方文学,也许是必要的。

   据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学分册》统计:从公元前770年——公元1911年中,收入辞海的文学作家761人,其中南方作家476人,北方作家272人。如果把中国文学史分成两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千多年,北方作家181人,南方作家103人。也就是说这千年间文学的中心在北方的中原地区,河南省入典的人数在两汉、魏晋、隋唐几代,均成全国第一,南北朝时期居第一的是山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北分裂时期的永嘉衣冠南渡,许多祖籍在北方的作家,比如河南的谢氏家族的子弟,如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等等,文学活动主要在南朝,已显示文学中心南移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南方的浙江、江苏,入典的作家人数已接近、甚至超过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文化大省。

   宋代,即宋、辽、金对峙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在宋、辽、金、元、明、清这一千多年间,入典的作家一直是浙江、江苏两省为最多,其次在文风转移中,江西、福建、安徽、广东诸省,依次引人注目。在宋以后的这一千年间,南方作家著录369人,为北方著录的80人的4倍多。

   我们在这里简略地检阅了一幅中国文学地图。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说宋以后北方文学衰落了呢?这完全是一种假象,这幅文学地图是带有成见或偏见,因而是残缺不全的。它立论的主要根据是汉语书面文学文献,而严重地忽略了大量存在的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文学,以及浩如烟海的游牧民族口传文学。只须举一个典型的例证。游牧于大漠以北的回鹘(即维吾尔族的祖先),在9世纪中叶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分三支迁徙,一支南下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为甘州回鹘,后为西夏所灭,衍变为黄头回鹘,即裕固族的祖先。一支进入吐鲁番一带,建立高昌回鹘王国。一支在喀什和中亚七河地区,建立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在公元11世纪,也就是北宋中期与欧阳修、苏东坡相前后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两部伟大的书,一部是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百科全书式的《突厥语大辞典》,援引了300多首诗歌,可以说是古代突厥回鹘文学精华的“诗三百”。另一部是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写的长达13000行的长诗《福乐智慧》,它设计了日出国王、月圆大臣、贤明大臣和觉醒隐士等四个主要人物,对治国之道、人生哲理、宗教思潮和公正、福乐、智慧、知足等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富有戏剧性和象征性的讨论和争辩,全诗充满着智性之美和语言韵律之美。难道这样长逾万行的诗不应该认真研究,而只研究长仅数十字、百余字的宋朝小令、慢词,就能够全面地描绘出中国文学的整体结构吗?只要我们把视野扩大到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总揽56个民族无比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那么中国古代北方文学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

     一、北方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

   中国文学的本来性格比较踏实、内向,讲究精微的生命体验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因此脍炙人口的抒情短诗自先秦到唐宋都非常发达。与汉族文学形成对照,少数民族文学的神话史诗传统非常发达。最著名的当然是“中国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它们以十几万、几十万诗行的篇幅,气势宏伟奇丽地展示了高原上、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人文生态,篇幅超过了包括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波罗多》在内的“世界五大史诗”的总和。我甚至作过这样大胆的推测,历史有可能证明,在世界范围内,公元前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古希腊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史诗很可能是以《格萨(斯)尔》为代表的中国史诗。而且应该认识到,“三大史诗”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颠峰,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流传着数百种中小型神话史诗。这种情形为宋元以后中国叙事文学的大器晚成,提供了由边缘而及于主体的深厚基础。这种情形与佛教俗讲的内传、勾栏瓦舍的市场娱乐的需求,以及宋元明以后出版业的兴起,四路包抄,推动了中国古代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迅猛崛起和繁荣。

   在南北文学融合的过程中,代言体的叙事文学——杂剧在元朝成为标志性的最有活力的文体,展现了中国戏剧成熟的景观,使整个文学格局形成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并重,而戏曲小说占据主流位置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北方作家有着深刻的关系。钟嗣成《录鬼簿》按辈份记录元杂剧作家,作为杂剧开创者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共56人,籍贯基本上在北方,其中大都、真定、东平、平阳四地就占了35人。大都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大都王实甫的《西厢记》,代表了杂剧的最高水平。而且王实甫《西厢记》的人物、结构、故事结局,对唐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的根本改造,因缘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诸宫调改变了《莺莺传》始乱终弃、文过饰非的结构,歌颂崔、张婚恋的合理性,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伦理观念,以及游牧民族主政时期礼俗变得宽松,存在着深刻的关系。据《大金国志》卷39介绍,女真族当政时期,贫女在街头行歌求偶,男方把她带回家中,感到合适才把聘礼送到女家。这种风气到蒙元时代,也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被篾儿乞惕部落抢走,怀孕生下拙赤。但成吉思汗还是承认拙赤是他的长子,后来成为威震欧亚草原的钦察汗国的创建者。这种异于中原礼俗的观念的介入,为《西厢记》崔、张爱情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空间。

     二、北方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

   由于北方文学的地理和民族等原因,它对于中国文学总体格局的参与和改造,丰富了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给它增加了不少旷野气息和阳刚之美。一个为中原文学罕见的意象,值得人们深思。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中的主要英雄降生时一手握油,一手握血,油象征财富,血象征战争。《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降生时,也是右手握髀石般的血块,这个传说被《元史•太祖本纪》记述为“手握凝血如赤石”。这种神话思维方式,出现在《红楼梦》中,便是贾宝玉口衔玉石而生,它在疑似之间把异生现象的强悍性变得文雅化了。

   这种吸取和化生,在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元好问是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他生长于云、朔地区,亲历金源亡国、鼎革易代的社会巨变,为诗清雄豪畅,给诗坛增添了不少幽、并豪侠慷慨之气,在南宋江西诗派和“四灵”、江湖诗派之外,另开中州雄健苍凉的诗风。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系统地评述了汉魏到宋朝一千余年间的作家作品、诗派诗风,推崇汉魏六朝的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以及唐代的陈子昂、杜甫、李白、元稹、柳宗元。这不足奇,更奇的是他推崇《敕勒歌》的英气天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本是北齐斛律金用鲜卑语唱的歌谣,可见元好问是有意从北方本族的清新苍茫的乐府中寻找自己的诗学灵感的源头的。应该认识到,28岁的诗人不是处在全面评价文学史的年岁,他重要在寻找精神源头。他的名篇《岐阳三首》虽然在用典和格律上不同于这首歌谣,但是其中的“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展示了开阔的时空意识;“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无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这里与天地直接相对的问天意识,带有北方民族文学的某种特质。

   区域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并没有降低各民族作家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认同,而中华文明的博大的内涵和胸襟,又能够广泛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诗人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成分,从而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多元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最有声势和色彩的景观。

   尤其是元代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也许有的诗较质朴,但不拘谨,不迂腐,呈现疆域异常博大的元人诗的特异气派。出身西域基督教世家的马祖常写有汉语诗文集《石田集》,他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河湟书事》诗二首写道:“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里写边塞的军旅和商贾生活,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份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

     三、北方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运行轨迹

   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旦采用汉语写作,在学习汉语文学的智慧和经验的同时,总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特有的气质、文化经验和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表现这种特异的气质、体验和阅历的作家假如占有相对的政治地位的优势,或者声气相投而成为群体,便不可避免地给汉语文学染上特殊的色彩,不同程度超出原有轨道运行。

11世纪,回鹘喀拉罕王朝的诗人,以《福乐智慧》的作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为最。13世纪的蒙元时代,高昌回鹘的诗人,以散曲家贯云石为最。他也就是《酸甜乐府》中那位别号“酸斋”的散曲作家(甜斋为徐再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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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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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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