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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铭 徐媛媛:对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初步认识

更新时间:2015-04-01 22:20:47
作者: 张志铭 (进入专栏)   徐媛媛  
没有独立于政治或执政党的意蕴,相反,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维护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在中国语言范式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包含坚定的政治信仰的规定,要求检察官应忠于党,坚持党的领导,奉行党的事业至上。

   依据我国《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主要包括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代表国家进行公诉以及对法律规定由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等,[18]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从国际规定来看,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则立足于法益,比较中立,他们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人,也是公众利益的代表人。中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并未提及“公众利益”,只有“人民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表述,言尤未明。

   “中国的检察制度深受大陆法传统的影响,尽管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在追诉犯罪、保障人权的基本职能方面是一致的。”[19]因此,我国的检察官职业伦理也会认同和肯定一些通用的职业伦理规范,譬如公正以及尊重、保护和支持人的尊严和权利等。但从对检察官职权定位的侧重点来看,我国似乎比较倾向于追诉和打击犯罪的职能。这在职业伦理中的表现是,对检察官搜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规定不够,不利于夯实检察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另外,国际规定尽管也明确检察官有监督的职权,监督警察的犯罪调查活动,监督司法判决的执行等,但我国还专门规定检察官具有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规定中,仅有“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这样一些比较空洞的表述,缺乏具体明确而有约束力的规范。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还充斥着很多标语式、口号式的空泛规定,缺乏职业属性和可操作性,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打击与保护相统一”等。除此之外,我国的检察官职业伦理还囊括了太多本不属于它的内容,反而模糊了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内涵和外延。诸如“明礼诚信,在社会交往中尊重、理解、关心他人,讲诚实、守信用、践承诺,树立良好社会形象”[20]等条款似乎适用于任何一个职业,绝非检察官职业伦理所特有。

   可以说,没有基于检察官的职责定位清楚明确地体现其职业属性,是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规定的一大缺憾。其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构建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外在视角”,即根据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检察官,国家要求检察官应当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等问题,从政治、道德、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的角度去填充职业伦理的内容。其实,检察官是法律职业的一种,应当具备法律职业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所应具备的四种有机联系的品质: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致力于社会福祉、实行自我管理和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21]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构建应该基于一种“内在的视角”,立足于检察官职业自身的特性,而不是混同于社会大众伦理或一般常人的伦理要求。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关键是,检察官在整体上能否基于自己的职责定位,体现法律职业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品质特性。通过完善的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设定和实践,彰显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职业特性,促进检察官依法履职、保障人权,维护职业地位和职业尊严,是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努力方向。

五、结语:加强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

   检察官职业伦理具有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相结合的性质,既有原则性、倡导性,也有操作性、规范性,甚至许多要求还具有强制性。它既指引检察官的职业行为,也制约检察官与职责担当相关的职务外行为;既关注检察官内心对检察职责的认识和思维活动,更关注为检察官行使职权提供具体的行为标准。缺乏对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认知和恪守,算不上称职的检察官;没有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支撑,也无法塑造健全的检察官职业。

   新《刑事诉讼法》全面强化了检察功能,增强了侦查权、公诉权、司法救济权和司法监督权。[22]权力的扩展,会加大权力滥用的风险。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行使,不仅需要加强检察权行使的组织和程序制约,而且出于检察工作的专业属性,还要特别关注和强化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在我国,检察官既是公务人员,又是司法官员,更是宪法确立的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者,无论是基于身份还是与身份相关的职权,公众都对其职业伦理有着更高的要求。检察官职业伦理内在以实现司法公正为依归,外在则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和企盼。只有建设具有鲜明职业性和可操作性的检察官职业伦理,才能推动检察官职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维护检察官职业的社会公信力,回应法治社会对检察官的角色期待。

   [注释]:

   [1]参见李本森:《法律职业伦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张志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认知》[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舒国滢:《法哲学沉思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4]DonaldJ.Newman,IntroductiontoCriminalJustice,NewYork,J.B.LippincottCompany,1975,p.190.

   [5]参见《检察官角色指引》第3、8、12、13、16、20条。

   [6]《刑事司法体系中公诉之原则》第19、20条。

   [7]《刑事司法体系中公诉之原则》第21条。

   [8]《刑事司法体系中公诉之原则》第24-33条。

   [9]“八要八不准”:一要热爱人民,不准骄横霸道;二要服从指挥,不准各行其是;三要忠于职守,不准滥用职权;四要秉公执法,不准徇私舞弊;五要调查取证,不准刑讯逼供;六要廉洁奉公,不准贪赃枉法;七要提高警惕,不准泄露机秘;八要接受监督,不准文过饰非。

   [10]“四条禁令”: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接受案件当事人请吃喝、送钱物;绝对禁止对控告、求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行为;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

   [11]严禁超越管辖范围办案;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立案前不得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严禁超期羁押;不得把检察院的讯问室当成羁押室,讯问一般应在看守所进行,必须在检察院讯问室进行的,要严格执行还押制度;不得违反规定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凡在办案中搞刑讯逼供的,先停职,再处理;因玩忽职守、非法拘禁、违法办案等致人死亡的,除依法依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外,对于领导失职渎职的一律给予撤职处分;严禁截留、挪用、私分扣押款物。

   [12]不准泄露案情或为当事人打探案情;不准私自办理或干预案件;不准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或者接受上述人员的宴请、礼物和提供的娱乐活动;不准利用工作之便占用外单位及其人员的交通、通信工具;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或可能影响公务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高消费场所的娱乐健身活动;不准接受下级人民检察院来京人员的宴请或提供的娱乐活动以及收受礼品;不准在工作日饮酒或者着检察制服(警服)在公共场所饮酒;不准对告诉求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不准经商办企业或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经商办企业谋取利益;不准擅自开设银行账户,私设“小金库”。

   [13]参见《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第1条、《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办法》第2条、《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第3条、第5条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

   [14]参见《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第9条和《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第15条。

   [15]参见《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第15条。

   [16]参见《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20条。

   [17]参见《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23条。

   [18]参见《检察官法》第6条。

   [19]张志铭:《对中国“检察一体化改革”的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0]《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41条。

   [21]参见张志铭:《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立场和策略》[J],《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

   [22]参见龙宗智:《理性对待法律修改慎重使用新增权力—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的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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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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