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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筠:当代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现状及其管理探析

更新时间:2015-04-01 16:06:18
作者: 郑筱筠  
具体就由安章来负责安排。至于赕佛活动中的开支,则主要是由安章和老人们一起掌管。同时,安章还负责管理佛寺、佛塔的修建和维修,至于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经济费用都由安章来负责安排和处理。比如,笔者在2006年8月参加云南临沧市耿马总佛寺念大经仪式时,就明显地感受到安章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此次念大经耿马县总佛寺附近几乎所有的中心佛寺的主要僧侣都要来参加,虽然总佛寺共僧人20人(佛爷长老9个,和尚11个),但是参加活动佛爷和尚共计123人。由于这是耿马总佛寺一年一度的念大经活动,前来参加赕佛活动的群众络绎不绝,所以来的人非常多,却井然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寺院管理机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现在基本上已经由原来的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群众自己有序管理的寺院管理机制。原来的寺院管理机制是佛教僧侣或是封建领主、头人与波章(安章)共同或者直接由安章进行管理寺院。这一管理体制随着20世纪50年代封建领主制的消亡而逐渐被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寺院管理小组体制所取代,现在的寺院管理小组是由群众自己进行选举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安章”或者是“康朗”[13])来进行管理。在经济方面有序、公开、透明,每一笔经济支出都用红纸写好,清晰地贴在墙上接受群众的监督。如果有剩余的钱就由最德高望重的安章或寨里的老人负责保管,在下次活动时或者在佛寺、佛塔需要维修时又拿出来,没有人会把这笔钱占为己有。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支柱,个人不能直接掌握经济大权,而且寺院经济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其所有的经济来源和经济开销必须要依赖世俗社会。这就使之与世俗社会组织制度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密切联系——寺院的发展及僧侣的供养必须依靠信教群众和世俗社会的供养,而世俗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就直接制约着宗教的发展。

   二、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寺院经济发展特点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交通发达,对外交往的机会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已从村社供养制为主的单一经济模式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供养模式,传统村社承担的寺院活动开支依然是寺院收入的一个部分,而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善款等也逐渐成为寺院经济的来源之一。当前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供养主体由单纯的村民供养主体转向多元化

   就寺院经济的供养主体来看,由于南传佛教寺院的宗教开支及僧侣生活所需主要是以村社供养制为主。本地村社以家庭为单位对本村寨佛寺进行供养,因此,对寺院来说,这一部分的经济积累基本是固定的。但在中国南传佛教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善款捐赠首先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村社供养制的寺院经济传统模式,促进多元化供养模式的寺院经济发展。

   由于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与东南亚国家同属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生活于其中的各国人们有着天然的地域、民族血缘及历史文化联系,民间往来不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及民间社会团体经常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临沧市、普洱市等地访问,同时也会有一些捐赠。近几年,仅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就接待了包括泰国高僧、泰王姐施琳通公主、泰国外交部、泰国基督教会副主席孙文德先生,缅甸全国佛协常务理事祜巴相腊,德国基督教代表团,韩国佛教界代表团共21次,近800人。[14]大量来自国外的捐赠款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不足的状况。这都开始改变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供养主体,从而使之多元化,并使寺院经济积累有了新的变化。

   除了国外的大笔布施善款外,政府对寺院维修的拨款、仪式活动中各级政府部门的祝贺款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功德捐赠也是寺院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说来,在举办佛事活动前,负责寺院对外联络的安章、佛爷等人都会拿一对蜡条和米花作为请柬到各个政府部门或企业乃至私人家中去送,邀请他们参加佛事活动。如果出席,很多单位或个人都会有所表示,捐赠一定款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参加南传佛教佛事活动的信众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以及部分佤族、彝族等群众,随着交流的扩大,中国南传佛教佛事活动也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群众前往参加,甚至很多内地企业家也纷纷参与,并慷慨捐赠。这些捐赠有效地支持着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同时有的南传佛教寺院开始尝试发展茶厂等,开始有了些许经济收入。因此,与过去传统的村社供养制相比,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模式已经多元化。

   (二)社会经济发展与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正比例关系导致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分布不均衡。

   世俗社会的经济支持是南传佛教寺院发展的生命力,信众的年度经济收入与其宗教经济费用成正比,或者说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关系。因此,由于信仰南传佛教的各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故呈现出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分布不均衡局面。以西双版纳为例,“西双版纳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95%。1950年前西双版纳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1950年后,各民族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原始社会末期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共同进入了社会主义。经过50多年的经济建设,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因文化教育、环境条件和发展基础的差异,以及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原因,使县市之间、城乡之间、山坝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较为突出。2001年,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761元,其中收入最高的景洪市允景洪办事处达3689元,最低的景洪市勐旺乡只有852元,两者收入悬殊四倍之多。边远山区/边境一线至今交通信息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群众生活贫困。到2001年,全州尚有2万人未解决温饱,10万人未达到新的脱贫标准。”[15]从上引数据来看,在2001年景洪市经济收入最高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相比,悬殊近2800元,由于信众们用于寺院活动的经济开支取决于自己家庭的经济承受程度,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收入落差也会在寺院经济方面有所反映,故而巨大的发展落差使得即使同处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内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也因此出现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西双版纳地区如此,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等地区也如此。

   (三)南传寺院经济资源配置的总体实力不强,极大地制约着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

   村社供养制、南传佛教的寺院管理模式以及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为三个重要支撑点是影响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变量,它们以三足鼎立的态势影响着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南传寺院经济的资源配置实力不强,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制约着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

   1、目前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供养主体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多元化现象,但广大的村寨佛教寺院数量庞大,其供养主体还是村民,村社供养制度还是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巨大基石,为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生存保障。由于这一部分的基数较大,所占权重较高,因此这一变量对于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影响较大,但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2、南传佛教传统的寺院管理模式,尤其是安章系统的管理模式仍然是民间管理佛教事务的自主调节机制。这一管理模式一方面能保证寺院的有序发展,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由于安章系统或寺院管理小组对于寺院经济的运作,尤其是经济资本的经营管理方面始终停留于满足广大村寨百姓的信教需求层面,难以创新发展,故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寺院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难以形成诸如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寺院经济那样的造血机制。 

   3、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互动关系影响着寺院经济的发展,这一变量反映着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于在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决定着南传佛教的现有经济积累实力,信众的年度经济收入与其宗教经济费用成正比。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中国南传佛教发展较为繁荣和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以之为例可以看出其寺院经济发展动力的变化。

   就寺院经济供养主体而言,从2002年到2012年10年间,全州人口总数呈现出增长趋势:“2002年全州年末总人口863023人,比上年增长0.4%,年平均人口861278人。年末总人口中:农业人口595405人,比上年增长0.2%;少数民族人口646146人,比上年增长0.6%,占全州总人口的74.87%。年内人口出生率为15.31‰,比上年下降0.9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10.07‰,比上年下降0.85个千分点。”[16]“2012年末全州常住人口114.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7万人。全年人口出生率11.78‰,死亡率5.49‰,自然增长率6.29‰。年末全州户籍人口96.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4.28万人,占总户籍人口的66.9%;少数民族人口74.42万人,占总户籍人口的77.4%。”[17]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第一,在信仰南传佛教的西双版纳地区,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大部分,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这两个主体都是信仰南传佛教的重要主体,也是南传佛教村寨寺院经济供养的重要主体。他们的经济收入对于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是社会经济与南传佛教寺院经济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第二,2002年到2012年10年内,虽然全州的人口总数增加了30多万,但农业人口的总数增至缓慢,仅仅几万人。如果从寺院供养主体的角度而言,由于农村信徒是供养主体的主要部分,其总数的增长并不大,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寺院经济的积累增速不快。

   此外,就城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来看,2002年到2012年间的收入也在持续增长。2002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继续得到提高。根据抽样调查资料,2002年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804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9%。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661元,实际比上年增长7.4%,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4960元,比上年下降1.6%。” 2012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909元,比上年增长14.3%;人均消费支出10932元,增长13.2%。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8.1%,人均住房面积为32.59平方米,每百户家庭拥有摩托车67辆、洗衣机77台、电冰箱92台、电视机109台、移动电话210部、空调22台、家用汽车18辆。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174元,比上年增长15.9%;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277元,增长9.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6.5%,人均住房面积为31.36平方米,每百户家庭拥有摩托车148辆、电冰箱83台、电视机98台、洗衣机58台、移动电话267部、生活用汽车15辆。”

      以上数据表明,第一,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别较大,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的人均年度收入高出许多,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宗教需求稍有差异,村寨信众的宗教倾向更为明显,因此用于宗教经济的开支部分占全年经济收入的比例微高。这一差异对于村寨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着“短板效应”。第二,农村经济在2002-2012年间增长较快,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2年1804元,2012年为6174元,收入是有所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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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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