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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

更新时间:2015-04-01 15:22:29
作者: 张源  
在其伟大的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中,主人公来到地府见到父亲,父亲指示给儿子看他们等待投生的后代,其中包括凯撒和奥古斯都•凯撒,由于凯撒被封为神,奥古斯都在此被称为“神之子”云云。(27)“最是文人不自由”,生性羞涩而忧郁的维吉尔亦不得不如此,真真是“万事都堪落泪”。据说维吉尔临死前在遗嘱中要求自己的朋友将此书焚毁,而奥古斯都转而命令他的朋友编辑整理此书,使之传诸后世。(28)这一内情,或许便是维吉尔在书中留给我们的“象牙门”之谜的正解。(29)塔西陀在其《编年史》开篇曾经很醒目地批评了一种风潮:奥古斯都时代的“阿谀奉承之风”;(30)指的就是这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总而言之,凯撒(及其所代表的帝制)的造神运动,是在彼时的文学中开始的。回想当年,文人维吉尔不得自由,遗命焚书而未得;而史家李维不曾阿谀帝政,留下了无愧于心的《罗马史》。文学与史学,于此形成了两套传统,开出了两条路径。

   凯撒遇刺百余年后,时代已与当年的历史现场拉开了一段距离,时间走到了“秉笔直书”的塔西陀可以出现的年代。这时出现了两部著名的凯撒传记,一部见于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的《名人传》(Parallel Lives,约出版于105—115年间),另一部见于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69-122)的《十二帝王传》(History of Twelve Caesars,约出版于120年)。

   “凯撒死后立即被奉为神,这不仅是经由正式法令做出的决定,而且公众对此也深信不疑”:“他死后天空出现最奇特的现象”,“在奥古斯都庆祝他被尊为神而举行的首次赛会期间”,“名为‘朱利斯星’的大彗星”“一连光辉耀目出现七夜”——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在各自的《凯撒传》中都对此言之凿凿加以了记载。(31)这也是莎翁笔下的凯撒大段台词(“我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天上布满了无数的星辰……只有一颗星卓立不动。在人世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人能够确保他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我就是他。”)的指涉来源。

   公元前42年罗马兴建凯撒神庙,凯撒成为第一位被神化并获得祠庙尊崇的罗马公民。不但凯撒的义子与侄孙屋大维继承了他的名号,自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以下,历代君主都以“凯撒”作为皇帝称号,此后德意志帝国及俄罗斯帝国君主亦均以“凯撒”为号。“凯撒”一词逐渐成为君主的总称,以及王制、帝制,乃至君主专制的代码;这一代码进而在各种文学—历史叙事的包裹之下,滚动成为“凯撒神话”(Caesar Myth)。这个神话在君主制盛行的时代曾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其内核便是凯撒遇刺事件。回到奥古斯都时代,那正是“凯撒神话”被有意识地制造与生产出来的年代,流风所及,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也留下了“造神”的痕迹。

   我们都知道,当论及共和理想与价值,“普鲁塔克”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的《道德论集》(Moralia)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要比《名人传》更为著名(32),两部作品中所展现的对共和德性的认同,以及对承载着这一德性的人物的生动刻画,曾打动无数思想者,至今读来扣人心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鲁塔克已成为共和精神及其政治文化的代表与象征。然而,一反我们的预期,普鲁塔克在传记中对凯撒的描述是客观而引人入胜的,他对凯撒最后的评价,明显带有悲悯与叹惋的意味,还有他对凯撒最终大仇得报的描写,用两个词来形容,便是快意与冷峻,最后他还认真记录了这样一些不见于正史的凯撒的“神迹”:“天空出现最奇特的现象,大彗星在凯撒亡故以后一连光辉耀目出现七夜,然后消失不见。……出现在布鲁图斯面前的幽灵,让大家知道谋杀的行为使神明极其不悦”。(33)——普鲁塔克对这些超自然现象似乎深信不疑,或者,他愿意取信于这些传说本身,便透露出了某种讯息;他的同情显然并不在布鲁图斯等人一侧,同时他的传记亦是构成“凯撒神话”的重要文本之一。不错,莎翁的《凯撒》“取材”于普鲁塔克,然而文章意味却相去甚远,此节我们将在后文再谈。

   再看苏维托尼乌斯,据说他是不谙世务的一介“书生”,《罗马十二帝王传》一书的中译者评论说,他“在史学的严肃性方面比不上塔西陀,也没有普鲁塔克统驭全书的伦理主题”,“着意搜集的似乎是正史不传的东西”,“其中不少奇闻轶事,类似秘史”。(34)不过,当我们认真来看他所写的凯撒传本身,就会发现他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至少可以说部分继承了罗马共和史学传统。《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记述的第一位“凯撒”便是“神圣的朱利斯”,而苏维托尼乌斯似乎对这位“神圣的朱利斯”全无敬意,先是明确道出凯撒“夺取了君权”,并引述时贤加图的话(“凯撒是唯一一个清醒地颠覆共和国的人”)来佐证自己的判断,特别是,在苏氏的传记中,我们看到凯撒竟然亲口说“共和国只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名”,此后作者历数了凯撒一系列傲慢僭越的行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凯撒“恶多于善”,“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不过,作者在文中仍然兴致勃勃地记录了诸多“天象示警”的“怪事”,特别是“彗星连续七天在天上出现”的奇迹。(35)——在文学中形成的“凯撒神话”牢牢占据着这两位传记作家的想象,他们所宣扬的共和理念就这样奇特地包裹在神话当中:这两部传记是文学,也是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此文史两支传统实际上合流了。

   进入中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凯撒的想象依旧分为两个路径。一方面是基督教史学传统,基督教式的二元思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又一类型的“神话”)——左右了自第一位教会史家阿非利加纳(Sextus Julius Africanus)(36)以下的中世纪史学;另一方面,凯撒的名字在世俗世界重获魔力,他在中世纪成为“九伟人”(Nine Worthies)之一(37),并随之衍生出了诸多传说与故事,各国皇帝与历代教皇都自命是凯撒的后代,并吹嘘自己与其相似之处。(38)终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凯撒的形象在但丁与彼得拉克的文学巨著中迎来了全面的“复兴”。在但丁的笔下,凯撒依循“罗马的意志”,攫取了代表统治权力的罗马鹰旗,他战绩辉煌,声名远播,无论用口还是用笔都无法尽述,(39)此外,但丁还在地狱中“严惩”刺杀凯撒的凶手,将其打入九重地狱的最底层,在那里三个头的魔王撒旦口中分别咀嚼着史上最为罪大恶极的三个人:犹大,布鲁图斯与凯歇斯,(40)也就是说,如此宝贵的名额,但丁竟让刺杀凯撒的凶手占据其二,足见其对凯撒的尊崇。彼得拉克也写过一部关于伟人们的作品,其中凯撒传记仅完成了一半,不过,这部传记在文艺复兴时期广为阅读、翻译与传抄,作者对凯撒的敬畏与崇拜尽在其中,不但为凯撒传说提供了诸多考究的细节,也为这一传说带来了更多的新的崇信者。(41)总而言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也是伟大君主的时代(特别是英国正值历史上最辉煌的王室、都铎王朝统治时期),凯撒成为君主们的样板,一如马基雅维里在其献给君主的书中所说:君主应该“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凯撒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效法居鲁士”。(42)我们只消稍加联想,就会明白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一再颂扬的新君主的典范切萨雷•博尔贾(Ceasare Borgia),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戈•博尔贾)的私生子,为什么会被野心勃勃的父亲取名为Ceasare了——Ceasare在意大利语中正是Caesar(凯撒)!(按《君主论》的另一汉译者则名从主人,直接把 Ceasare Borgia译作了“凯撒•博吉亚”。(43))有趣的是,布克哈特在其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早已告诉我们,教皇的这个叫做Ceasare的孩子,正是以“凯撒”自居的:“1500年的狂欢节上,凯撒•波几亚(译者在此亦将Ceasare译回了凯撒)大胆地把自己比喻为朱里乌斯•凯撒,用十一辆辉煌的凯旋车组成的游行队伍来庆祝后者的胜利”,从而“引起了前来参加节日的参拜者的物议”云云。(44)

   这是文艺复兴走向全盛时期的主流趋势,莎翁的《凯撒》要在这个脉络中去看。此时我们发现,莎翁的《凯撒》是一个“逆流而动”的文本。它不仅有违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进而有违“凯撒神话”自诞生以来的整个文学“造神”传统。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说,莎翁的《凯撒》“取材”于普鲁塔克,然而文章意味却与其相去甚远。莎翁的“文艺”不曾当真“复兴”古典,而是在“现时代”开出了新的局面。在莎翁这里,那个年老体衰、兼有残疾与性格缺陷的“凯撒”,冷不丁被剥去了英雄的铠甲,套上了家常的英式睡袍——一言以蔽之,他被“去神话”了,并从“身后声名”的天顶一下子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莎翁的《凯撒》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坐标意义的文本。

   三

   1579年,诺斯爵士翻译的普鲁塔克《名人传》在英国出版;就在同一年,法国出版了“反暴君派”作家用拉丁文(当时的国际通用语言)写就的《论反抗暴君的自由》(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两个文本的出版都可以说构成了“事件”,而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看,是格外有趣的一件事情。

   1572年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惨遭清洗,布鲁图斯变成了胡格诺派英烈祠中受宠的神灵。(45)此前法国大法官拉博埃西于1570年代出版的《论自愿的奴役》(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一书在此时开始激起广泛的共鸣:“凯撒将他们的法律和自由一扫而空”,“他的品格没有任何可敬之处”,“比历来最残酷的暴君都要害人”。(46)这些对“凯撒”的质朴的控诉,到1579年《论反抗暴君的自由》出版之时(除继续抨击“凯撒们”的暴政之外),已发展成为用心颇深的“反抗理论”:“拿奥古斯都•凯撒来说,整个罗马都在他的强权与暴力的奴役之下”,“由于元老院不敢直接称奥古斯都为暴君,所以称他可以免于服从任何法律,这实际上等于在宣布他是一个失去法律保护的人(outlaw)”,而符合逻辑的结果便是,“如果他们执拗地滥用权力”,“当美德与公正手段无能为力时,就要使用武力和恐怖来加以强迫”。(47)颇令人兴味的是,《论反抗暴君的自由》这部“反暴君派”经典,其作者署名即是“布鲁图斯”。我们发现,“布鲁图斯”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抗暴符号,进而构成了与整个“凯撒神话”此消彼长的一个富有张力的侧面。其实,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那里,每当他们试图驱逐美第奇家族时,普遍采取的方法就是诛戮暴君,而最受欢迎的就是小布鲁图斯(以别于罗马共和国建国者老布鲁图斯)的榜样,例如1513年参加暗杀美第奇家族活动的巴斯卡利便是布鲁图斯的狂热崇拜者。(48)更有趣的是,《论反抗暴君的自由》这部作者署名为“布鲁图斯”的法国“反暴君派”经典,在一个世纪当中曾分别于1581年、1588年、1589年(49)、1622年、1631年、1648年、1660年、1689年在英国出版不下八次,而且出版的每一个年份都有着与文本直接相关的特殊含义。20世纪英国思想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对此有一个很厉害的断语:那个时期的思想不是民族的而是欧洲的——实际上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乃是法国“反暴君派”真正的继承人,等到约翰•洛克的《政府论》终于出现,他所做的无非是使《论反抗暴君的自由》中的教义变得适应英国当时的环境而已。(50)

回到同于1579年出版的普鲁塔克《名人传》,这部书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对古罗马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解:古罗马人充满了炽热的共和精神;学者理查德•威尔逊结合前人的研究指出,在这种观念(共和制度被历代凯撒所摧毁)的影响下,“新专制主义时代的剧作家们很快意识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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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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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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