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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锦龙:互文性与莎士比亚戏剧的解构

更新时间:2015-04-01 13:56:02
作者: 肖锦龙  
至终场处死叔叔的几个爪牙波洛涅斯、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和刺杀叔叔本人等,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剧作的轴心。而罗斯与吉尔只是克劳狄斯用来试探哈姆莱特的工具,是配角的配角,仅在第二幕第二场、第三幕第一二三场、第四幕第二三场等很少几个场景中亮过相,完全处于边缘位置,无足轻重。

   斯托帕德的《罗吉之死》虽然照搬《哈姆莱特》的剧情,表现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全过程,但对剧情的处理却与《哈姆莱特》完全不同。它对《哈姆莱特》中的核心因素哈姆莱特除奸惩恶的过程作了高度简化处理:能省则省,不能省则简单提及或给予间接表现。如将哈姆莱特怎么知道父亲被叔叔谋害,知道后如何装疯卖傻,后来如何借戏中戏揭露克劳狄斯的罪恶,如何痛斥王后的罪孽等剧情完全省去,对他如何奚落波洛涅斯、罗斯和吉尔,如何谴责奥菲利娅,如何误杀波洛涅斯,如何偷换信函等情景,仅在几个简短场景中给予展示,对他最后在比剑中如何误伤雷欧提斯,刺死克劳狄斯,如何殃及王后、致王后毙命等景象未作正面表现,仅在悲剧剧团的表演中作了间接展示。

   相反,它将《哈姆莱特》中的边缘因素罗斯和吉尔放置到中心位置,刻意对之作了厚描和放大。罗斯和吉尔从开始边走边玩赶往丹麦王宫,到后来目睹王宫中国王和王子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以至为国王效力护送王子去英国和被王子用借刀杀人之计处死,一直活动在舞台上。剧本表现他们的言行的篇幅占整出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对话和活动是作品的核心架构、关键因素。作品中的人物、事件都是在他们的视野中呈现出来的。与之相反,哈姆莱特仅在第一幕的末尾、第二幕的几个场景和第三幕的一个场景中出现过,而且大多是一闪而过,他完全被边缘化了。

   跟斯托帕德的《罗吉之死》一样,邦德的《李尔》也在重述莎士比亚《李尔王》的同时对之进行了解构,不同仅在于它对源文本的解构不是表现在对作品不同人物的主次位置的颠倒处理上,而是表现在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精神性格层面的换位表现上。就像它们的名字所显示的,《李尔王》和《李尔》写的都是英国国王李尔,是李尔被大女儿和二女儿背弃后的生活情境和精神心理状态。在《李尔王》中,李尔是正义的代表、是大女儿和二女儿罪恶行径的鞭笞者。他珍视父女相亲相爱的人伦法则,渴望与三个女儿永远亲密无间。为了表达他对女儿的爱,他放弃自己的王权和财产,将之一分为三,准备分送给三个女儿。由于三女儿对他的爱的表达不像大女儿和二女儿那样热烈,因而他对她十分不满,当场剥夺了她的财产继承权,将之分送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唯利是图,无情无义。当她们从李尔那里骗到了权力和财产后即刻变脸,无情地将父亲从家里赶出去,使之饱受身心折磨。李尔看到两个女儿的狰狞面目后,极为愤慨,怒斥她们忘恩负义,蛇蝎心肠。激愤之余,怀疑人性,怀疑天道,怨天尤人,悲观绝望,以至发疯。最后他在三女儿无怨无悔的钟爱中得到些许安慰,平静死去。作品从始至终重点展现的是李尔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对李尔的可耻背叛和李尔对她们的愤怒斥责与疯狂诅咒,集中表现了李尔激愤鞭挞两个不孝女儿的过程和情景。作品虽然写到李尔因听不进三女儿和肯特等人的忠言而酿成大错后追悔和自责的一面,但也只是一带而过,因而不值一提。

   相反在《李尔》中,李尔不是正义的代表而是负罪者,不是以鞭笞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受责者的身份出现的。作品伊始,李尔强迫民众修筑高墙,并且为了加快修筑速度,无端杀害筑墙工人。他劳民伤财,饱受人们(包括女儿们)的诟病和指责。之后,两个女儿不满他的暴政,奋起反抗,推翻他的统治。为了维护政权,她们残酷镇压敌对势力,比李尔更残暴,更不可理喻,最后被考狄利娅打败,受到惩罚。李尔看到他过去的暴力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特别是致使两个女儿走上不归之途的可怕情景,后悔莫及,亲口承认是他害死两个女儿。最后当他目睹考狄利娅夺得政权后,步他的后尘重启修墙工事、役使民众、使百姓流离失所,更是痛心疾首,悔恨之余,走上了反对考狄利娅筑墙活动的道路,为拆墙献出了生命。作品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表现李尔最早如何残暴、接着如何认识到自己残暴行为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最后如何悔过自新的过程上,其核心环节是李尔犯罪、负罪和悔罪的经历和情景。其中虽然也有不少李尔谴责两个女儿残暴不仁的言词,但与李尔痛斥自己的自责之词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微不足道。

   概而言之,《罗吉之死》和《李尔》表面看来似乎大量挪用《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材料,是后者的重复,但实质上却对源文本作了颠覆性处理,将其中次要因素或不在场因素发掘出来,予以凸显和放大,从而彻底改变原材料的结构,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如《罗吉之死》将《哈姆莱特》中罗斯、吉尔等小人物提取出来,加以凸显,从而彻底改变了《哈姆莱特》以哈姆莱特等大人物为中心的结构,使我们看到《哈姆莱特》世界的另一面即小人物的世界。《李尔》将《李尔王》中李尔身上负罪、自责的一面开掘出来,加以放大,从而彻底改变了《李尔王》以李尔的大义凛然、慷慨激昂为中心的性格结构,使我们看到了李尔性格中灰暗、无助的一面。两部作品都一面大量借用源文本,一面彻底拆解重构它们,明显是解构式的。

   四、旧话新说

   《罗吉之死》和《李尔》对源文本作如此釜底抽薪式的改写,并非像人们通常谈到后现代主义作品时所说的,主要是出于作者的文字游戏式的写作姿态,正相反,它们完全出于作者严肃的文化思考。熟悉莎士比亚创作的人都知道,莎翁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相信上帝的法则,相信善恶报应信条,坚持正义,追求真善美,追求仁爱、友善、有序、和谐的人生境界,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基于理想主义,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始终将重心放在塑造那种一心惩恶扬善、竭力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英勇奋斗的理想主义的英雄形象上,哈姆莱特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哈姆莱特博学多才,见识非凡,对人类抱有美好的看法,认为人类有理性、有智慧、有力量,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向往一种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善、互相爱戴的仁爱的和谐境界。步入社会后却发现,现实中的人残酷、奸诈、卑琐,生活中充满妒忌、阴谋和仇杀,现实状况与他的理想差得太远。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叔叔居然不顾骨肉之亲,杀父娶嫂,篡夺王位,他的母亲背夫变节,他的朋友见风使舵,助纣为虐。他义愤填膺,决定彻底铲除丹麦王朝中的邪恶势力,“重振乾坤”,恢复社会正义。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讨伐邪恶势力的举措:首先借装疯卖傻来保护自己和观察敌人,接着借悲剧演员的表演揭露奸恶之徒,最后用将计就计的方法消灭邪恶势力,清除丹麦世界中的毒素和污秽,为霍拉旭等后继者建立美好世界打下坚实基础。他理想远大,意志坚定,有谋有略,敢作敢为,最后英勇地拯救了丹麦王朝,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救世主形象。《哈姆莱特》影响深远,西方从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传统文学形象差不多都在哈姆莱特模式中,都是理想主义的,是英雄式的。

   与莎士比亚不同,斯托帕德深受存在主义思想和荒诞派戏剧的影响,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终极真理,怀疑一切生活法则,怀疑理性,怀疑崇高,强调宇宙的神秘性、世界的不可知性、真理的相对性、人生的荒诞性,是典型的反理想主义者。基于其反理想主义思想视野,斯托帕德在戏剧创作中一贯将重心放在描绘那种失去生活目标、没有主体性、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可怜的小人物上。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连串无明确的人生目标、无远大的生活理想、无强烈的主体意识、意志薄弱、随遇而安的反英雄形象。罗斯和吉尔便是其中的两个典型。

   正像西方学者吉姆•亨特所言,罗斯和吉尔禀性大相径庭:“一个敏锐聪颖,或至少富于想象;另一个则比较木讷”;吉尔更“空玄”,罗斯更“实际”⑨。不过,他们的精神状况完全相同:由于在根本上对宇宙的法则、人生的目的、生活的意义等没有明确概念,因而精神迷茫,情绪低落,得过且过,游戏人生,随波逐流。最早他们一接到王宫信使的召唤,便不问就里,糊里糊涂地上了路。一路上边走边玩抛硬币游戏,他们搞不清自己是谁、要去干什么,也不愿意搞清楚。后来,到了王宫接到国王要他们窥探哈姆莱特的命令后,搞不明白国王为什么要窥探哈姆莱特和偏偏选他们当密探,也没想着要搞明白,只是言听计从地去执行,工作之余仍不错过任何一个游乐的机会,如玩提问题游戏、与悲剧演员斗嘴、观看悲剧剧团的表演等。最后在开往英国的船上,当看到国王要英王杀死哈姆莱特的信函后,虽有犹豫,但还是被动地依从了国王的阴谋。甚至当看到哈姆莱特要英王杀死他们的信函后,除了为自己叫冤外,依然未做出积极反应,所以最终被英王处死,成为丹麦宫廷斗争的可怜牺牲品。

   斯托帕德重写罗斯和吉尔这两个边缘人物,事出有因。第一,他认为莎士比亚对他们写得不充分,因而“需要补充很多事实,特别是他们死得不明不白的事实”⑩。第二,他认为莎士比亚对他们的评价欠公允,“就他们在莎士比亚文本中的状况本身说,没有人告诉他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说话,都在骗他们……他们显而易见是一对不知所措的天真汉,而不是一对像《哈姆莱特》的各种版本通常所描绘的背信弃义之恶徒”(11)。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需要重新评价。

   站在莎士比亚传统的理想主义立场上看问题,像罗斯和吉尔这样没有原则性、立场不坚定、随遇而安的人自然属于墙头草、两面派之列,因而除了在需要衬托英雄人物本色的地方偶尔作些点缀外,没有必要大写特写,当然更不值得加以渲染宣扬。而站在斯帕托德后现代反理想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像罗斯和吉尔这样没有远大抱负、仅仅着眼于眼前的现实利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人才是现实中最普通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真切的生存状态。戏剧的本质是“用艺术镜照人生”(12)。与那远离生活真实的理想主义的英雄哈姆莱特相比,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反理想主义的小人物罗斯和吉尔更值得大写特写,更值得宣扬。为此,斯托帕德不仅在新作中对之进行了厚描,而且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肯定。这里斯托帕德借重组《哈姆莱特》中的人物,淡化英雄形象哈姆莱特,凸显反英雄形象罗斯和吉尔,彻底拆除了莎士比亚的理想主义思想话语,建立了他自己的后现代反理想主义思想话语,为人们启开了一个崭新的思想空间。

   如果说斯托帕德在《罗吉之死》中借颠倒《哈姆莱特》中主次人物的中心和边缘位置彻底颠覆了莎士比亚一贯坚持的理想主义思想话语,创立了他自己的反理想主义思想话语的话,那么,邦德则在《李尔》中借解构《李尔王》中核心人物的性格结构彻底拆除了莎士比亚极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秩序神圣论观念,建构了他自己彻底反社会秩序的秩序罪恶论观念。

从小生长于中世纪后期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英国偏僻小镇斯特拉福特镇的莎士比亚,一开始就接受了如下的基督教世界观:完美无缺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那里的一切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大宇宙是如此,作为宇宙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其社会法则和秩序神圣不可侵犯。就像16世纪在英国广为流传的一个布道书《关于维护神圣秩序和顺从统治者和地方官员的劝告》所言:“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万物,并以一种最理想、最完美的秩序将它们安排在天上、地下和水中……离开上帝赋予国家的这种神圣秩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们在灵魂、肉体、财产、福利上受到全面伤害和彻底的毁灭。”(13)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境况使莎士比亚,更加珍重社会法则和秩序,坚信它们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他在《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哈姆莱特》、《麦克白》、《奥瑟罗》、《雅典的泰门》等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宣扬人类的各类社会伦常和秩序(如君臣、官民、兄弟、夫妻、朋友伦常和秩序等)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他在《李尔王》中通过描绘李尔和葛罗斯特两人的悲剧经历,褒扬珍爱子女的慈父李尔和葛罗斯特,无情鞭挞忤逆他们的不肖子孙高纳里尔、里根和爱德蒙,深情赞扬恪守伦常、尽忠尽孝的义子义女考狄利娅和爱德伽,充分表达了他极力维护父子、父女社会伦常和秩序的思想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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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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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12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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