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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人类此世的一个绝对希望——论康德有关共和政体与永久和平的思想

更新时间:2015-03-31 21:50:01
作者: 黄裕生 (进入专栏)  
首先是因为它在起源上的纯粹性,也即上面所说的,它是原始契约理念所隐含的唯一制度;而这一理念使共和制获得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规定:即它是代议制的(pr?sentativ)和分权制的。原始契约理念的服从原则规定了一个契约国家是由一些公民信赖并推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公共机构来代行公民让渡和委托出来的普遍的相互强制的权力,以维护和捍卫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此,真正遵循契约理念的国家必定是代议制的。同时,这个代议制的国家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必须是分离的,否则,公民委托出去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代理者置于他们的私人意志之下而被滥用,从而导致公民让渡出去的权力反过来损害了他们自己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而这完全违背了立约建国的三大原则。这意味着,如果说忠于原始契约理念的国家制度一定是共和制,那么我可以进一步说,共和制一定是分权制。分权与否是共和体制与专制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康德明确说:

   “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是把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开来的国家原则;而专制主义则是国家独断地实施它自己所制订的法律的那种国家原则,因而也就是把公众意志被统治者当作他的私人意志来处理的那种国家原则。”2

   代议制虽然是出自契约理念,但单凭代议制并不能担保国家制度保持忠于契约理念,从而保持为共和体制。必须把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开来,才能够保证代议制国家保持为共和体制,也即保持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国家。一个国家不管是否为代议制,只要它的行政权与立法权不加分离,它就一定是专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认为,根据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人数的不同,国家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君主独裁政体(Autokratie)——一人掌握统治权,贵族政体(Aristokratie)——一些人联合在一起掌握统治权,民主政体(Demokratie)——构成共同体的所有公民一起掌握统治权。从分权角度看,它们都是专制政体,而其中最坏的专制政体不是别的,恰恰是民主政体,因为它离共和制最远,比其他专制政体都更难以转变为共和政体。

   这里首先要问,为什么民主政体是一种专制体制?“民主政体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必定是一种专制主义(Despotism)。因为它确立了这样一种行政权:在这里,所有人可以对一个人作出决定,有时甚至是决定反对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不会同意的),因而也就是并非所有人的所有人作出决定。这是公共意志与其自身相矛盾,也与自由相矛盾。”3

   与共和主义相反,专制主义是这样一种设计国家权力的原则,即把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为一体的原则。君主独裁政体与贵族政体虽然有代议制形式——独裁君主与掌权贵族也总是声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但是,由于它们遵循的是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的原则,所以,它们必定是一种专制。在国家最高权力不加分离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鼓励掌权者把国家权力置于私人意志之下来处理和运用,使任何形式的代议制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功能,完全成了掌权者欺骗、愚弄公民的方便道具。如果说人类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最大的谎言的话,那么,这个最大的谎言就是拒绝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分离的那种所谓代议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国家最高权力没有分离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真正的代议制,而只有真正的专制。这一点对于全体公民都被视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的民主体制同样有效。我们可以把康德所讨论的这种所谓全民主人的民主制称为“直接民主制”。

   如果说没有分权的代议制是政治领域里的最大谎言,那么,那种直接民主制则是政治领域里的最大悖谬。在这种民主体制里,没有代议成员与代议机构,全体公民都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允许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分离,因为既然全体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人,那么,他们每个人就既应直接拥有行政权,又应直接拥有立法权与司法权;而一旦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分离(不管是分为三权还是分为两权),也就意味着削减了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人的权力——不是削减其行政权,就是削减其立法权与司法权,从而表明他们不再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人。这显然与民主体制关于“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这一原则相违背。

   因此,那种全体公民都被视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的民主体制必定是一种对国家最高权力不加分离的政治制度,因而它必定是一种专制制度。在这种民主体制下,所有公民既然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他们的共同意志直接就是法律,并且他们可以据此直接采取行政措施。但是,这种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只有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能落实,否则这种民主制将寸步难行。而这实际上等于说,所有人可以对一个人或一些人作出决定,而不管后者同意不同意。这意味着,允许并非所有人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允许把并非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当作所有人的共同意志。于是,以所有人的公共意志为原则的民主体制在运行中却不可避免地背离了所有人的公共意志。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在民主体制下公共意志与自身相矛盾。不仅如此,当民主体制允许并非所有人的所有人对一个人或一些人作出决定时,也就等于它无视后者自己的意志而剥夺了后者的自由。这显然是与自由本身相矛盾的。所以,民主体制虽然把自由与公共意志作为自己的原则,但是,它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违背了自由与公共意志。就此而言,直接民主制甚至是最具欺骗性的一种政治制度。

   与君主制和贵族制相比,直接民方制甚至是最难以改良的一种专制制度。在康德看来,如果说君主制和贵族制虽然不是分权下的代议制,因而不是真正的代议制,但是,它们却为代议制留有余地,因而通过改良还有可能采取符合代议制精神的政权形式。“相反,民主政体则使这一点都成为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所有人都要成为主人。”所以,甚至要通过暴力革命才可能转变为共和政体。1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康德这里所说的民主制是一种狭义的民主制,也即直接民主。它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实践体现出来的专制与血腥给康德提供了反思这种政治体制的现实材料。人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特别是中国人在“五?四”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民主”,恰恰是符合康德所说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民主,即共和式的民主。它的组建权力的基本原则就是代议原则与分权原则。所以,康德反对的民主不是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民主政体,相反,他所倡导的共和主义恰恰构成了今天主流民主政体的原则。

   上面我们只是从起源上讨论了共和制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即它是能从原始契约理念得出的唯一合法的国家制度。但康德认为,共和制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不仅在于它的起源上,还在于它拥有人类的愿景,即永久和平。2也就是说,只有借助共和制,人类才能通向永久和平,打开一个真实、可靠的未来。这并非说,只要是共和体制,人类就不会发生战争,而只是说,进入共和体制是人类走向永久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

   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共和体制是最不容易发动战争的一种政治制度。康德分析说:“如果国家公民要求对是否进行战争作出决定(在共体制下不可能是别样的),那么,最自然的事莫过于他们必须对事关自己的战争的全部艰难作出决定(其中包括自己直接参战、从自己财富中支付战争费用,艰苦地改善战后的荒芜,最后,除了各种灾难外,还得担负起战争带来的永难清偿而致使和平都变得痛苦的沉重债务),他们必须深思熟虑地开始一场如此糟糕的游戏。相反,在那种其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的体制下,因而也即在非共和制的那种国家体制下,战争则是世界中最不假思索的事情,因为领袖并不是国家同胞(Staatsgenosse),而是国家所有者(Staatseigentümer),他的筵席、狩猎、行宫别馆诸如此类一点也不受战争的影响。因此,他也就可以像决定一次游宴那样出于微不足道的原因决定战争。”[1]

   在非共和体制下,由于国家的领袖就是国家的所有者,对于是否进行战争无需征得国民的同意,而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因此,只要战争并不影响统治者的生活与幸福,甚至反而可能给他带来荣耀和财富,那么,对统治者来说,发动战争就会像举行一次游宴那样随便,甚至只出于兴之所致。[2]而在共和体制下,国家的领袖只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的受托者和代理者,因而,对于涉及全体公民福祉的重大事情,特别是战争这样的事情,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而战争的残酷性与对战后生活的严重影响使战争成为公民在最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选择。这意味着,共和体制将使人类把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因此,如果人类普遍进入共和体制,那么,这将使人类最远离战争。换句话说,共和体制最有可能把人类带向和平。所以,康德试图建立起来的那种永久和平的第一正式条款就是:“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当是共和制。”[3]

   因此,如果说永久和平是人类一个合理而必然的未来,那么这也就是说,共和体制是人类必定要选择的一种政治制度。所以,不仅从起源上说,共和体制是从原始契约理念中能得出的唯一合法的体制,而且从人类未来的维度来说,共和体制也是合理的和必然的。

   三. 一个哲学的千年王国:永久和平

   但是,为什么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n)是合理的与必然的?如果说它是合理的,那么也就是说,永久和平是人类的自由理性所要求的;如果说它是必然的,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的未来,永久和平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归宿,因而是人类在此世必然能打开的一个绝对希望。

   所谓“永久和平”也就是终结国际间的自然状态,即终结国际间无序的战争状态,而进入法治的国际联盟。这种永久和平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一文中也被称为“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eine allgemein das Recht verwaltend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或“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ein allgemeier weltbürgerlicher Zustand)。[4]在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里,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不必靠自己的力量和法令,而只需靠已进入普遍法治状态的国际共同体的权力与意志 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安全与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每一个国家不仅国内实现了完全的法治状态,而且对外也建立起了完全法治的国际关系,使一切分歧与争执都可以且必须通过公正的法律契约来加以解决。而不管是国内的法治状态,还是国际的法治状态,按康德的看法,都是大自然通过人的本性来推动和实现的。

   在康德看来,人身上有一种相反的本性:“人类有一种要把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它在社会状态中感受到了比人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自然禀赋得到了发展。但他同时也有一种要把自己单一化(vereinzeln)或孤立化(isolieren)的强大爱好;因为他同时在自己身上发觉有一种非社会性的本性,即只按他自己的意愿来摆布一切,并因而处处会遇到反抗(阻力),就如他从自己身上那里就能知道,在他那方面来说,他也倾向于成为别人的阻力。”1简单说,人既有社会化倾向,又有非社会化倾向。通过社会化,也即通过与他人相处和交往,个人才能突破自己现有的局限而展开自己、发展自己,并在这种自我展开中感受和展现自己的存在对自己与他人的意义。因此,每个人都有与他人交往和相处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又强烈倾向于只按自己的意愿安排一切,而不顾及他人的意愿。而当人们都只按自己的欲望而不顾及他人意愿地行事时,每个人都会遭到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他人的反抗和阻碍。因为不受任何法则规范的意愿必定陷于相互冲突当中。

正是人的这种非社会性的本性使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混乱无法(序)的战争状态。因为他们只按自己的欲望行事而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危害他人,以致他人为了不受危害,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也只能奋起反抗,或者以同样的行为还治其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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