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多重关系
一．为什么是古典-经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一般而言，也就是指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这段近一百年间的德国学院派哲学。其中，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主要代表。
为什么把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称为“古典哲学呢”？
把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称为“德国古典哲学”，首先是恩格斯开始的。德语里叫：“die deutsche klassische Philosophie”。直接对应的中文译法，应是“德国经典哲学”，中国学者之所以把它译为“德国古典哲学”，不是因为把它理解为属于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古代，而是因为把它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一方面代表着人类思维达到的高峰，另一方面又被认为已被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的，因而是属于“旧时代的哲学”。所以，虽然它是哲学的典范，但是，却是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这是中国学者把这段德国哲学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据。
从欧洲思想史来看，这近一个世纪的德国哲学的确有充分的理由被视为近代哲学的典范而堪称“经典哲学”。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真正完成了自文艺术复兴以来理性寻求独立于宗教与神学的努力，重新确立起了完全从理性自身出发思考、理解、审批一切问题，包括上帝信仰问题的哲学原则。
诸如：世界的本质、历史的方向、制度的安排、人类的未来、上帝的存在等等人类面临的大根大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德国哲学里，不再是根据基督教教义来回答，而是完全根据理性自身的反思去回答。康德在宗教上关于道德必然引向宗教的思想，在政治上关于建立共和制的设想以及永久和平的理念，都是建立在理性自身的思考上。黑格尔对君主制的维护，也并不是出于君权神授论，而是建立在他关于绝对理念的统一性思想之上；而他把哲学置于宗教之上，则更是表明，宗教并非高于理性，而是出自于理性，且只是理性展开自身的一个过渡分阶段。
二（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自觉地进行体系化的建构。从康德开始，主流德国哲学家都自觉地把哲学当作一门完整的体系科学来追求与建构。哲学作为体系化科学，概括地说，有三方面的规定：首先是有可靠的基础，所以，从康德到黑格尔，都要为自己的哲学确立一个逻辑起点，他们在哲学上的首要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哲学起点进行论证。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超验感性论的阐明，费希特在其知识学里对超验自我的论证。其次，哲学作为体系科学第二方面的规定是，在可靠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严密的概念关系系统，并进一步演绎为一个原理体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篇的核心工作就是对知性概念的演绎，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则是对概念的历史进程与逻辑关系进行同步演绎。作为体系科学的第三个规定是，哲学对所有问题的讨论与解答，都贯穿着被哲学自身确立起来的最高原则。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道一以贯之”。从形而上层面，贯穿到形而下层面。
把哲学当作一种体系科学来追求与建构，实际上，也就是把哲学当作一门严格-严密的科学来追求与建构。这一努力并非始于德国哲学，但是，却是德国哲学把这种努力带向辉煌。
三，以上所说的都是形式方面。近代德国哲学堪称“经典哲学”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不仅接续了古希腊哲学的问题与精神，而且也会通了基督教文明给哲学带来的贡献。在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来自希伯莱文明的基督教信仰在逼迫哲学为它服务的过程中，既改变了自身，也丰富了哲学。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通过追问诸如始基、存在、理念、灵魂等一系列的的问题来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真知识，那么，基督教则给哲学带来了诸如自由意志、绝对他者、普遍之爱、无底线宽恕，特别还有历史的起源、目的、方向等等新问题。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之前，历史的起源与本质、历史过程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历史的方向与目的等等这些问题并未构成哲学的问题，在哲学给出的世界图景中，历史并未成为人类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一个维度。哲学正是在质疑、理解基督教有关从无到有的创世说、有关人类自我堕落的原罪说以及彰显最后正义的末世论等信念而把历史问题引入了哲学思考的视野[2]。历史哲学由此才构成了哲学的内容，甚至成了哲学的核心内容。
不过，这也是一个慢长的过程。实际上，只是到了近代德国哲学，由古希腊哲学开辟出来的问题才与从基督教文明中化解出来的自由意志问题、历史哲学问题融会贯通起来。从康德到黑格尔，尽管他们的体系和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以自觉的方式努力容纳两希文明的核心精神，试图在一个体系里去沟通、融会、统一来自两希文明的基本问题。这使近代德国哲学所达到的思维深度与理论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也是使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成为经典哲学的最重要原因。它使之后的哲学长久在它所开辟的问题领域里面运行，并且无法回避与越过它对这些问题所做的解答。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与使命
上面我们主要说明了，近代德国哲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经典哲学”或“古典哲学”的理由。现在，那么，作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近代德国哲学，它主要讨论哪些主题？它要完成的使命是什么？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体系，所侧重讨论的问题也并不完全一样，他们之间甚至相互批评，乃至相互攻击，但是，概括地说，整个近代德国哲学都在讨论三方面的主题：这就是知识领域的基础问题、道德领域的根据问题与社会-历史领域的合理性问题。
后面这两个领域里的问题的解决，最终都与自由问题相关。对自由问题的讨论与论证，是解决道德的根据问题与社会历史的合理性问题的基础。因此，对自由的论证与辩护被德国哲学当作一个核心的任务，与为知识奠定基础一起，成了哲学的真正使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为知识奠定基础，为自由辩护以及寻求历史本身的合理性根据，是近代德国哲学自觉要完成的使命。而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在德国哲学中被统一为同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
在近代德国哲学之前，讨论知识问题的知识论与讨论自由问题的实践哲学通常是分离的，所以，知识问题与自由问题也是分离的。比如，霍布斯主要讨论政治哲学里的问题，而不涉及知识论问题，而洛克讨论知识论问题与他讨论实践领域里的自由问题则不构成一个体系，而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只是从康德开始，才力图在一个体系里把知识问题与自由问题结合起来，使为知识奠定基础的工作与为自由辩护的工作成为哲学的一个统一事业。
那么，为什么德国哲学会把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当作自己的使命呢？它又是如何完成这个使命的？
我们首先来分析德国哲学对知识的基础问题的讨论。
我们知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近代德国哲学产生的一百年时间里，近代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外，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具体科学提供出了大量全新的知识。人们根据这些知识建立起来了新的世界图景，在这个世界图景当中，自然界，从身边的大地，到天边的星球，竟然都是按照某种力学规则在运行；而地球竟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样，是太阳围绕着它转，而是倒过来，是它围绕着太阳转；地球不仅不是宇宙的中心，它与整个太阳系一起，甚至只是按力学知识里的法则飘浮在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星系。概括地说，近代具体科学提供出来的新知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看法。
但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否是可靠的？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确，我们人类拥有了诸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具体科学提供出来的各种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呢？如果没有，那么它们就是不可靠的，因而不能被称为知识。因为知识的一个最基本的品格就是对它所关联的对象要具有普遍而必然的效应，否则，就不成其为知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科学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那么，这种普遍必然性来自什么地方呢？追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追问使知识成为知识的根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为一切可能的知识奠定基础。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问题。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康德之前，英国哲学家培根以归纳逻辑来为知识提供普遍必然性基础，另一个英国哲学家休谟转则从心理联想来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寻找根据。但这两种努力都没有成功。
归纳逻辑和心理学联想的失败表明，我们既不能从感性经验中找到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也不可能从知识的对象那里寻求这一根据。
不能从对象寻找知识的根据，那么从哪里寻找呢？康德来了个大转弯：从认识的主体中寻找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根据。经过一番分析，他认为，是主体中的两种基本要素构成了一切知识的根据，使一切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第一种要素就是感性直观形式，其中包括空间和时间两种类型。也就是说，在康德这里，时间与空间被看作是内在于人类心灵的一种感性形式，是我们心灵的一种属性或能力。时空不是外在我们的存在物或不依赖于我们的客观属性。因为，如果时空不是先验（在先）地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感性形式，我们就无法理解空间上的并列与前后等空间关系，无法理解时间上的同时与相续。这一论证是强有力的。对时间的这种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伟大变革。
那么，为什么感性直观形式，也就是时空，是一切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之一？因为在康德看来，一切现象事物，也就是大千世界呈现出来的万事万物，只有通过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感性直观形式，才给予我们，才让我们“看”到。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时间和空间这两种感性直观形式，才能看见所看见的一切，我们看见的一切才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子，而不是别样的。这也就是说，是时间和空间这两种感性直观形式，使现象世界成为可能的，使现象世界必然成为我们所看见所理解的那样的世界，也即在相续或同时的关系中、在并列或前后关系中的世界。
由于时空是一切现象事物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所以，时空也就是一切知识的首要根据或最初根据，因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现象事物的知识。
但是，光有时空并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知识，时空只是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一种必要根据，而不是全部根据。在康德看来，要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除了时空这种先验（在先）的感性形式外，还必须借助于第二种先验要素，这就是理性（知性）给出来的诸如质、量、关系、模态四种类型的纯粹概念，也就是诸如一、多，全体、实体、因果关系等十二个基本范畴，其中很核心的范畴就是因果关系范畴[3]。因为正是我们在先或先验地拥有一与多、原因与结果等等这些范畴，我们才会去对事物进行分类，并探寻现象世界的一系列规律。
简单地说，在康德看来，对于我们人这种理性存在者来说，我们是从质、量、关系、模态这四个方面或角度去面对世界，理解世界，也只能从这四个方面去面对世界，理解世界，世界也只能从这四个方面与我们发生关系。不管科学多么发展，也只能是给出这四个方面的知识。而十二个范畴则是我们能够从这四个方面去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
因此，是感性时空形式和十二个范畴，以及以这些范畴为基础的先验综合判断，如“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是原因的”、“一切时空中的事物都是有质与量的”等等，构成了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知识之所以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是可靠的，就在于一切科学都是建立在主体的这些先验要素基础之上。
显而易见，关于知识的基础问题的讨论在康德这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不再从认识的对象中，而是从认识的主体中寻找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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