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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人的一阶身份与主权的限度

————对卢梭主权理论的质疑与修正

更新时间:2015-03-31 21:45:11
作者: 黄裕生 (进入专栏)  

    

   提  要:只有否定了强力本身的正当性,才能真正确立起人民主权论。因为在没有强力胁迫的地方,才会有自由的社会契约;而只有基于自由的社会契约行为,才会产生出基于所有契约者的共同意志的主权者。这种自由的社会契约遵循着一个公式:每个契约者在让渡出可让渡的普遍权利的同时,保留着一切不可让渡的普遍权利。这种不可让渡的普遍权利是每个契约者的一阶身份所先验拥有的,它先于主权者而高于主权;维护与捍卫这种绝对权利是每个主权者的首要使命。

   关键词:强力,权利,一阶身份与二阶身份,主权,限度

   国家由契约产生,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洞见。所以,契约行为成为近代理解国家的正当性与主权权威的基点。在所有关于国家产生的契约论里,都隐含着主权在民的观念。但是,从契约论到人民主权理论的真正确立,需要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环节,那就是要彻底颠覆强力的正当性。因为如果强力本身具有正当性,因而可以成为人们的行为与权利的根据,那么,在强力胁迫下的沉默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默认的契约行为。而基于这种契约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是所有成员的国家,而只是拥有足以胁迫他人的特殊强力的特殊个人或特殊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的主权当然不可能来自其人民,而只可能是基于特殊集团的意志。

   这意味着,只有排除了强力本身的正当性,才能真正保障契约者的自由本质而确保由此确立起来的国家为所有成员的国家,其主权才真正是出自所有成员的共同意志,而不是基于部分人的意志。不过,对强力本身的正当性的彻底否定,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才完成的一个首要工作。正是基于这种否定,近代政治哲学才真正完成了人民主权理论的建构。所以,在讨论卢梭的主权理论及其问题之前,我们要首先讨论他如何否定强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一.强力本身不具有正当性

   每个人都拥有包括身心在内的某种力量,人们既可以用这种力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也可以用它来强制性地抵御或要求、命令乃至侵害他人。所以,每个人拥有的力量随时都可以成为一种强力。这种强力既以个体方式存在,也以诸如部落、家庭、民族、政党、国家等方式存在。在近代启蒙思想之前,这种强力本身几乎就被当作政治实践领域里的权威的正当性根据。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盗国者侯,窃钩者诛”就是对这种强力正当观的最直接揭示。

   这种从力量或强力引出正当性的观念,甚至在近代政治哲学中还曾一度留下痕迹。在霍布斯、斯宾诺沙等人那里,每个人拥有的自然力量被看作是一样的,由此推定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里,人们对平等权利的主张的根据,乃是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强力。

   但是,如果强力可以成为权利的根据,甚至成为权利本身,那么强力本身就具有正当性,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任何行动的合法性理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破了这种悠久的强力正当观,否定了强力能构成权利及其根据,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强力本身具有正当性。在他这里,强力或力量不再是权利的来源,也不可能转化为权利,因而,强力不可能自己为自己给出正当性。

   如果强力可以转为权利,那么,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或一些人拥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其他人服从时,这个人或这些人就有理由(权利)强迫他人服从自己,也就是有理由在他人身上安放枷锁。但是,如此一来,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他人只要拥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抗,那么,他们也就同样有理由打破加自己身上被强加的枷锁,恢复他们的自由。这在根本上表明,把强力当作权利的来源,并不给强力增加任何东西:既不给强力增加任何正当性,也不给强力增加任何应当被尊重与被承认的行动空间。在这里,人们并不是出于认同或义务而服从强力,而只是出于明智而服从之,比如为了保命或不遭受酷刑。

   所以,如果说强力能够产生或转化为权利,那么,“其结果也不外乎是产生一种无法自圆的胡说”[1]。实际上,如果强力可以产生权利或转化为权利,那么,人们之间就可以对自由进行买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积累足够的强力,使他能够控制其他人的自由与财产,那么,他就有理由(有权利)要求他人出卖或转让自己的自由。简单说,强者凭恃其足够的强力,就有理由以他人的生命来购买他人的自由;而弱者在强力的逼迫下,不得不出卖或转让自己的自由,以换取自己的生命。

   但是,对于买卖双方来说,这种买卖自由的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不可成功的。

   首先我们从购买方看。购买他人的自由,意味着要获得出卖自由的他人的绝对服从,也就是要出卖自由的人完全放弃从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首先就是放弃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定服从还是不服从的权利,而这在根本上也就意味着放弃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定服从或不服从的义务。因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再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去决定服从还是不服从,那么,他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成为发生服从与不服从的行为事件的原因,因而不可能再承担起服从还是不服从的义务。在一个人因为不得不放弃从自己的意志出发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他不再成为服从或不服从的行为事件的原因,也就表明,在他身上发生服从还是不服从的行为事件,都与他自己无关,与他的意志无关,因而他无需为在他身上发生的服从与不服从的行为事件负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他身上发生服从或不服从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可被允许的。而这与购买他自由的最初目的是相矛盾的。因为购买他的自由的目的是他的绝对服从,也就是,在他身上不发生任何不服从的行为,但结果却是他没有服从的义务,或者说,他可以不为在他身上发生的不服从负责。

   同样,对于出卖方来说,出卖自由或自由权也都是荒谬的。因为出卖自由的人之所以出卖自由,至少是为了活命,但是,一个人一旦出卖了自己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他出卖了自我保存的权利,从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没有任何保障的危险之中。出卖了自由,实质上也就出卖了包括自己的生命内的一切,所以,为了生命出卖自由永远只是权宜之计,而不可能是有效的买卖。

   所以,不管是从购买方还是出卖方看,对自由或自由权的买卖都是无效的,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在“强力可以转化为权利”这一前提下,对自由的买卖或转让则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强力可以转化为权利”这一前提是不能成立的。这也就是说,任何强力本身都不具有正当性:它本身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他人服从。因此,不管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还是以集体方式存在,也不管是来自枪杆子里,还是来自经济或政治领域,任何强力或力量本身都不能以自己的伟大或强大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任何强力本身不管看起来多么伟大辉煌,它都不能自动成为有权利要求人们服从的权力。

   否定了强力本身的正当性,也就否定了强力本身拥有任何要求人们服从的权力与权威。这意味着,人们既不能把自己的强力本身当作要求他人服从的权威,也没有义务把任何他人的强力本身当作权威来服从。如果有什么权威与权力是我们有义务服从的,那么这样的权力或权威必定是来自我们每个人自身,而不可能来自我们每个人自身之外的任何地方。因此,如果有一种被称为国家或共同体的这种东西是其每个成员都有义务服从的权威,那么这种权威一定不来自于其成员个体之外,而必定是来自其每个成员个体自身,否则人们就没有义务服从这一权威。这一方面是说,国家的权威是一种公共的权威,因为它是每个成员都有一样的义务加以服从的权威;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这种权威又只是来自每个成员个体身上,因此,国家的权威实质上也就是每个成员个体的权威,人们服从国家的权威就是服从成员个体自已。

   实际上,否定了强力本身的正当性,才真正有可能在理论上理解、承认与接受人类个体的独立自由与平等权利,并在实践中真正加以确认和落实。契约也因此才真正是可能的,因为真正有意义的契约必须以理解和确认契约者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否则任何契约都是没有意义的。人们不会与没有自由意志而只凭本能生活的存在者(比如动物)结缔任何约定。只有在契约者个体是自由的这一前提下,由契约确立起来的共同体的权威才真正是源于其所有成员个体的权威,成员对此权威的服从,也才是对自己的服从。除此之外,任何契约都是反契约。

   这里,已清楚显明,只是在否定了强力本身的正当性这一前提下,才能在理论上真正确立起关于国家的主权或权威来自于其所有成员的“人民主权论”。换言之,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契约论才能真正通向人民主权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理论上对强力本身的正当性的彻底否定,是卢梭在政治哲学里一个不为人们所重视却至为重要的贡献。即使是时至今日乃至未来,卢梭的这一贡献也仍值得人们一直记起。因为人类在几千年历史里,几乎已经习惯于崇尚力量,习惯于以强力说话。虽然经过启蒙运动的百年洗礼,人类的大部分已在政治实践领域突破了这种习惯,但是,人类在大部分领域仍然习惯于以力量来衡量一切,以强力来标榜优越。这对政治领域永远是一种诱惑与暗示。

   这里要附带指出的是,虽然强力本身不是正当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力不能成为正当性的东西。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或强力集团本身不具有正当性,因而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它也可能被改造得具有正当性而成为合法的政权。不过,在卢梭看来,任何要获得正当性的强力集团都必须接受契约的洗礼,接受公共意志(公意)的洗礼,因为只有“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性权威的基础。”[2] 这里,约定就是一种契约行为。任何强力只有当它接受共同体里全体个人以有效选举的方式完成的契约行为的洗礼,才能获得正当性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认同,从而成为合法性的权威,人们也才有服从的义务。因为接受这种契约行为的洗礼,也就意味着这种强力接受了契约者的公共意志的检验与约束,并以此公意为尺度而要忠于此公意,因此,人们服从此权威,也就是服从自己(与他人共同)的意志。

   简单说,只有基于契约产生或接受契约洗礼的权威,才有权利要求参与契约的成员服从,而参与契约的成员也才有义务服从这一权威。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契约产生权威,或者既有的强力如何接受契约的洗礼?如果说契约是要通过有效的表决或选举来完成,那么,什么样的选举才是真正有效的选举?由于选举是公意形成并得到承担与落实的必要环节,因此,有效选举至少要有这两个条件:一,选举人能公开、安全、独立地进行选举,二,有多元的强力-力量中心,以使选举人能够做出比较与鉴别,并最后决定由哪个一强力来接受自己的委托和约束。如何确立这两个条件,需另文讨论。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对于有效选举来说,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一切选举都是假的和无效的,因为它不可能形成主流公意。因此,在没有这两个条件的地方,任何强力都无法接受公意的检验与洗礼,因而它都不可能获得正当性而成为合法的权威,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强大。这种无法接受或拒绝接受公意检验与约束的强力,不可能得到持久的维持,稳定永远是它的一个迫切问题,因为不以公意为基础,也就得不到公意的承认与服从;它的任何稳定都只是临时的,因为它的稳定不是基于人们因认同而服从它,而是基于人们因害怕而暂且放弃反抗它。

   二.社会契约的“公式”与人的二阶身份

   既然任何强力本身都不具有正当性理由成为人们有义务服从的权威,那么,诸如国家或共同体等人们有义务服从的权威机构显然就不可产生于强力,而只能由自由的契约来产生。只有基于自由的契约,人们才有义务服从通过这种契约而产生的组织或机构,因为人们服从这样的组织,也就意味着服从自己,并确认和尊重他人与自己同样的权利。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契约呢?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动因问题。霍布斯认为人们走向契约,是为了走出战争状态,而在洛克看来则是为了走出诸多不便状态。卢梭所理解的自然状态虽然接近于洛克,但是,在卢梭看来,人们之所以走出自然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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