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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人的一阶身份与主权的限度

————对卢梭主权理论的质疑与修正

更新时间:2015-03-31 21:45:11
作者: 黄裕生 (进入专栏)  
结缔社会公约,则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阻力已超过每个人在这种状态下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因此,不借助于个体之外的其他力量,人类就必然自行消灭。但是,人类个体并不能产生出新的力量,于是,只有通过结合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以克服生存阻力[3]。

   这里,“更好地自我保存”仍然是走向契约的基本动因。在这一点上,卢梭实际上与霍布斯、洛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卢梭非常明确地看到任何强力本身都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在卢梭这里,为了更好地自我保存而进行的契约理应是一种自由的契约行为,而不应基于任何强力或以任何强力作为后盾。既然能够获得更大力量来自保的契约是出于每个个体的自保意愿而自由订立的,那么,这种契约不管有多少具体内容、具体条款,它都首先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找到一种结合形式,以使这种结合能够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不只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4]也就是说,在卢梭看来,如果人们要通过契约来形成一个具有更强大力量的整体,或者说形成一个合法的共同体,那么这种契约一方面必须能够以因这种契约而形成的超出任何结合者个人的更强大力量来维护与保障每个结合者个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须能够使每个结合者个人在服从这个更强大的共同力量的同时,也就是服从自己,仍然保持其自由。

   实际上,这意味着,如果人们要通过契约而联合起来,就必须首先满足一个基本条款,否则任何联合都不具有有权要求人们服从的正当性,这个条款就是:通过契约结合而形成的共同力量必须以所有结合者的共同意志为尺度,这种超越个体的共同力量在维护和捍卫每个结合者个体的安全与自由的同时,不得反过来损害每个结合者的安全与自由。任何不满足这一条款的公共契约都已违背了契约本身的内在法则,因为人们最初进行契约的内在目的乃是“更好地进行自保”,而自保的核心与基础则是确实保有自由——这一点在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里就已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5]。

   所以,这一条款也被卢梭称为“社会公约”(the social pact),虽然它可能从未被公开宣示过,但是,它在普天之下都是一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们所默认或公认的[6]。因此,它不得被修改分毫,一旦这一条款遭到破坏,一切契约也就自动失效,参与契约的所有个体都自动恢复契约前的一切自由与权利。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把构成一切公共契约之基础的这一条款视为一切社会契约行为的公式。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卢梭认为,这一条款也可以归结为这样一条规定,即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全部转让给了整个集体[7]。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对这一公式进行这种改写,因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求结合者把自己的一切都转让给一个集体。

   我们知道,人们最初结合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单凭个体无法应对的生存危险,以便更好地自保。但是,每个人的生活并不在所有方面,也不在任何时候,都面临这种危险。在这种时候与这些方面,每个人并无需与他人结合成一个集体才能展开自己的生活与行为。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形下,相对于人们为了更好地自保而结合所产生的集体来说,每个结合者仍可以,也有必要保留自己的权利与自由,而不必也不应当把一切权利都转让出去。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所有结合者把自己包括自由在内的一切都转让给了一个集体,也就意味着这个集体获得了所有结合者在结合之前拥有而在结合时便失去的一切东西,而且相应地也获得了所有结合者因结合而奉献出去的一切力量。如此一来,这个获得了结合者的一切权利和力量的集体如何会自觉而又公正地维护和捍卫每个结合者的安全与权利,而不会反过来损害结合者的自由与财产?从另一个角度说,既然每个结合者把一切都奉献给了集体,他又有何自由与权利需要维护?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实际上,任何一个由众多个体结合而成的集体都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由所有结合者达成完全一致才行动。一个一票否决的集体将是一个难以有效行动的集体,它因难以运转而难以维持,因此,它也不可能真正承担起结合的目的,即以更强大的力量克服所有结合者个体的生存阻力。一个集体要真正有效行动起来,要么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或么遵循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实际上,当人们试图通过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就已经默认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则契约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使通过契约结合而成的任何集体能够有效行动起来的前提。所以,试图结合成一个更强有力的集体的社会契约,除了首先要以上面的契约公式为基础外,同时还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然,这条原则是有限度的,我们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但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质上已是一种委托原则(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也一样):在我可能不同意大多数人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我放弃以自己的行动方案统一所有成员行为的要求,而把此时此事的行动决断权委托给多数人。这意味着,能有效行动的集体都必定遵循着某种委托制。换言之,任何一个能运转起来的集体都必定是由部分人(多数人或少数人)决定的。这是一切集体能真正行动起来的根本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是卢梭等人没有洞见到的,这使他和马克思都过于相信集体而赋予集体过高的地位与使命。

   实际上,集体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也是最需要加以防范的。因为它在运转过程中总是由部分人来承担与决定的。所以,如果按卢梭的主张,每个结合者都要向集体转让、奉献自己的一切,那么,人们向之转让一切的实际上只是部分人,而不是抽象的集体。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为更好地自保必须向集体转让一切,那么,人们实际上是向部分人转让一切,奉献一切。在一个集体里,不可能会有所有人都向这个集体转让、奉献自己的一切,因为总有部分人向集体奉献一切,也就是向他们自己奉献一切。但是,这部分接受并决定着如何使用结合者没有保留地转让自己的一切的人们如何会持久地维护和保障转让了自己的一切的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与自由呢?而转让了自己的一切的人们还有权利和自由需要保护吗?实际上,只要人们生活在一个要求其成员转让、奉献自己的一切的集体里,人们随时都可能失去自由和一切权利,而不能奢望这个集体能真正维护与捍卫其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只要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转让给了一个集体,那么这个“集体”也就可以以任何名义无视其成员的任何权利,可以以任何名义来驱策和奴役其成员。所以,绝对不是像卢梭以为的那样,人们保留了某些权利的结合必然转变为暴政[8],相反,恰恰是要求人们没有保留地转让自己的一切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暴政与奴役。对于人类个体的生存来说,如果说自然界里的生存阻力是危险的,那么为了更有力地克服这种危险而结合起来的集体对于个体的生存来说也同样是有危险的,甚至有时是更大的危险。所以,对自然的危害的防范是人类总要面对的任务,而对集体的危害的防范同样也是人类永远要面临的课题。

   如果遵循前面所给出的社会契约的基本条款,并洞见到任何通过契约而成的集体或共同体在现实运作过程中总是由部分人来承担与代表,那么,人们就不会主张契约者向集体转让自己的一切,相反,倒是恰恰必须阻止任何集体向成员索要其一切权利与其他不可索要的东西。真正说来,只要想达成这样一种社会契约,即通过这种契约,人们服从公意(公共意志或普遍意志)同时即是服从自己,人们组成更强有力的集体却不被这个集体所损害与奴役,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联合者只让渡、转让自己身上部分可让渡、可转让的权利与其他东西,而保留一切不可让渡、不可转让的自由与生命,否则,集体必然反过来损害其中的个体。

   不管是在契约社会里,还是在伦理社会里,个体之人的自由与生命都是不可转让,不可让渡的。哪怕对方是上帝,我们的自由也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把自己的自由转让给了他者,那么也就意味着他者可以任意奴役这个人,包括取其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是每个人的本性,人们不可能像取走他身上的衣服或毛发、器官那样取走他的自由。试图剥夺或取消一个人的自由,等于要否定一个人的本性。但是,契约行为本来恰恰是为了每个契约者更好地按自己的本性生活。因此,任何个人或集体都没任何理由要求一个人转让其自由,只要他不妨碍别人同样的自由[9]。

   那么,究竟哪些东西是可以转让的?或者更确切问,人们可以且必须转让哪些东西?就人们是为了更强有力地自保而走向契约这一点来说,契约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的普遍意志,它指向了使人们能够真正更强有力地进行自保的三方面内容:一,更好地维护与捍卫所有成员个体的生命与财产的全安;二,更好地维护与保障每个成员个体不可让渡的自由;三,维护与发展惠及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一普遍意志,契约行为就是要去确立和建构能够保障实现这三方面目标的关系法则,从而形成一个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人们服从共同体及其法则,也就是服从每人自己的普遍意志。

   根据这个普遍意志指向的三方面内容,人们必须且可以向共同体让渡或转让的权利有:1,以强力维护和捍卫自己的自由、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权利(把它交给国家这个共同体——在比如紧急状态等特殊情况下除外,所以,受到威胁可以报警);2,以强力惩罚施害者或损害者的权利(由国家这个第三方做出相应惩罚,所以,受害者一旦受到损害,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正,而不可私设刑堂,由自己直接做出处罚);3,维护和发展与他人共同的公共福利(比如教育、交通及其他社会福利)的权利。这三种权利一方面都是每个人因其自由而拥有的,因而是同等地属于每个人的,另一方面这些权利又都是在与他人进入关系时才产生或展现出来的,因而可以在相互关系中进行转让或让渡。但是,人们之所以转让这三方面的权利,乃是为了契约出一个拥有比个体更强大力量的共同体,以便更好地维护与保障每个人自己的自由存在,也就是更好地保障每个人不可转让的自由和生命本身。

   因此,如果真正忠于社会契约的基本条款,那么,人们只能这样进行契约:契约者在转让自己可以转让的权利的同时,保留并维护每个成员个体不可转让的自由以及基于这种自由而拥有的一切不可转让的权利。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一结论当作所有社会契约真正的、更准确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契约者通过转让个体身上一些可以转让的权利,才能契约出一个更强有力的集体或共同体,以便更好地维护与保障个体的安全;同时通过保留与维护每个成员个体不可转让的自由与权利,为契约出来的共同体划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以防止这个比成员个体强大得多的共同体对成员个体的损害与奴役。

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里,不管是契约者可转让的权利,还是不可转让的权利,都是出自每个人的自由,因而都是一样而普遍的;在组建共同体时,没有人需要转让更多权利,也没有人能够保留更多或更少的权利。同样,基于可转让的权利的意志与基于不可转让的权利的意志也都是一样而普遍的。就前者而言,人们之所以转让可转让的权利,乃是基于来自每个契约者的共同意志——更好地自我保存,这也就是所谓公共意志,因为公共机构或共同体正是基于这一意志契约出来的,这种公共意志当然属于可普遍化的普遍意志;就后者来说,虽然每个人保留下来的是不可转让、不可让渡的自由,因为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他者与共同体都无权干涉与侵入,但是,这种不可转让的自由对于所有契约者个体来说又完全是一样的。因此,基于这种自由的一切意志行为都必须以承认并尊重他人同样可能的意志行为为界限,否则就是对他人同样不可转让的自由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出于每个人不可让渡的自由的意志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就这一意志必须以承认并尊重他人同样可能的意志为界限,或者说,必须以同他人同样可能的意志相协调而不相矛盾为界限来说,这一个人意志同时也是一普遍意志,因为它是一可普遍化而不陷入矛盾的意志。这意味着,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契约进入共同体或国家,乃是由于人类个体能够把自己的生存提高到一种普遍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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