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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我的性社会学之路

————建构宏大叙事中的生存体验

更新时间:2015-03-31 19:40:45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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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

 

一、不是原因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9岁时父亲就倒霉而且被发配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3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当过红卫兵、狗患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私下里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

1975年以后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包括卖自己眼球的人,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解放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性服务小姐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

这种经历在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8个月时,以同等学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

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颇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性研究。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第一本看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书是德国人类学家弗林格尔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作用,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直到写此文之时,我也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其社会地位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惊讶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不能不想象南美母亲在成年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次增删一个字母再查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疼。)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抄录下来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见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儿,以为是钱,连试4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又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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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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