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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黄吴李邱等人的“九一三”

更新时间:2015-03-31 19:21:59
作者: 舒云  
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临时”了4年,原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他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答,当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被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

  

   “九一三”事件实际上牵涉两架飞机: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机,被林立果的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骗飞并劫持。飞行员陈修文和陈士印与周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机迫降在北京市郊怀柔。

   这一切要从周宇驰40多岁学习“云雀”直升机开始。

   周宇驰,河北乐亭县姜各庄镇柳林村人,1946年参军,调到空军一航校后,特别想学飞行,但身体检查不合格,只能长期担任一航校宣传科科长,能说会写,很有一套。后来是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调他来当刘亚楼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要周宇驰下部队。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周宇驰重新回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间,大学都不上课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离开北大物理系,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吴法宪指定周宇驰当林立果的“师傅”,又和周宇驰一起介绍林立果入了党。

   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有人向吴法宪汇报林立果下部队的事情,吴法宪随口说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而周宇驰在空军常委会上传达,去掉了限定词,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哑巴吃黄连,不敢纠正,就这样林立果在空军“畅通无阻”,周宇驰也因此牛气冲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要学“云雀”直升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统帅只有一个独生子,摔着了怎么办?但吴法宪怕得罪林彪、叶群,只好勉强同意。因为周宇驰打着林办的旗号,空军34师为他配了最强的机组,都是直升机各机种的分队长一级,教员是空军34师副师长王焕今,指挥员是副大队长陈士印。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林立果临去山海关机场前,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这时周恩来已经下令必须由几人联合才能放行飞机。周宇驰搞不到大飞机,决定用直升机出境,叫于新野立即到西郊机场找陈士印。

   陈士印在同期飞行员中最先冒尖,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队长,不久又任副大队长。9月13日1时30分左右,陈被服务员从睡梦中叫醒。当时机组都住在一个大房间,他们看见陈士印穿着内裤跑到走廊上接电话。

   周宇驰问:直-5最多能飞多远?能飞650公里吗?陈士印回答: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周宇驰说:现在有重要任务,你到门外等着,我派车接你。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将军楼,周宇驰给陈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你送我们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陈士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土印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事要向胡萍副参谋长报告。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说:我没有带图囊。周宇驰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9月13日凌晨1时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将一些箱子装上汽车,拉着陈士印开向沙河机场。在停机坪卸下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周宇驰拉着陈士印去找人。陈士印首先去敲团长刘景祥家的门,因为周宇驰催促,没有敲开,陈士印只好上楼去叫直-5中队长陈修文。

   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亮着红色尾灯,向北起飞了。团参谋长李丕成等被砸门声惊醒,说有人偷飞机……

   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进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能坐三个人,于新野只好与李伟信坐在客舱。陈修文是正驾驶,坐左座,陈士印坐右座。陈修文按常规打开电台与调度室联络,被周宇驰制止:要保密,不许联络,并命令陈修文飞320度。陈士印立刻觉得不对,质疑说:不是说去山海关吗?应该向东,怎么飞西北?周宇驰肯定地说就这样做。陈修文听他们争论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听谁的?一秒钟里飞机已飞出去好远了。周宇驰虽然没有说去乌兰巴托,但他坚持向北飞,陈士印联想到周宇驰问飞机能飞多远,难道他是想叛逃?为了摸周宇驰的底细,陈士印说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他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一条红线从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驾驶舱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讲话。

   怎么办?飞行中的任何大动作都可能使飞机坠落。陈士印和陈修文两人配合,不断与周宇驰斗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赶紧将组合罗盘迅速旋转了180度,往回飞了。但周宇驰发现异常,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陈修文机智地说:遭遇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

   凌晨4时50分,陈修文驾驶直升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接着在3300米的高度,飞越八达岭长城。周宇驰看见北京的灯光,摘下耳机,摔在一边,大叫上当:“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没有看见周宇驰的手枪,但感觉他已经把手枪握在了手里。

   陈士印示意陈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驰阻止,命令飞北京西郊的钓鱼台。陈士印说,那是空中禁区,地面有高射武器。这时直升机飞到沙河机场,陈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于周宇驰疯狂阻止,直升机重新被拉起来,摇摇晃晃飞向西郊机场,也没有落下去。

   直升机飞向怀柔县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备降场。周宇驰看见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没有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降到80米时,陈修文向周宇驰扑去,周宇驰开了枪。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了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放火开关,好在没有侧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机。

于新野未待落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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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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