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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劲: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5-03-30 23:39:21
作者: 张小劲  
他们二人显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以外的政治实体上,进而提出了一种更具经验意义的研究。但总体而论,上述诸人同此前的学界前辈一样,比较研究的视野并未超出相当狭窄的地域限制,只是集中于欧洲本身,至多将北美新大陆看作是欧陆的某种衍生物而加以对比研究;同时,他们的比较研究尚处在朴素应用的层 次,对比较方法并没有形成高度的自觉和专门的论述。

   其次则是在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那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更高层次的比较研究取向,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比较政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也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强调比较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21在他们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他们广泛且娴熟地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比较,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等,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研究和比较式的论证是马克思恩格斯逬行研究和创造性理论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较研究视野显然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家,他们在更大时空范围内展开了更具宏观意义的比较。同样,马克斯·韦伯在其1904—1906年间发表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2 和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23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印度、古代以色列的论文都可以在比较研究的框架内加以理解,因为这些著述都贯穿着同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权的、高度理性化的生活模式出现于现代美国和欧洲而在世界历史上的其他文明中都没有与之可以比拟的事物。此外,他对权威类型的分类研究、对世袭社会和理性社会的划分,特别是对方法论意义上“理想型”概念工具的论述,无疑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独特和深远的贡献。但必须注意的是,较之于他们的科学研究实践本身所体现的比较研究的范例意义而言,他们的学说所确立的理论框架对后来者的影响更大。

   再次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认识在这一时期有了比较明显的突破。就此而言,贡献最大者莫过于古典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1798—1857)。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代表者和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孔德首先开始摆脱纯思辩的社会哲学研究的传统而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他是第一个将比较方法看作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学者,并且力图在理论上有所说明。在他的方法论理论中,孔德将社会学与其他各类自然科学并列,并且在方法论原则上提出了用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同或相似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横向共时性比较方法和(纵向历时性)比较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以得到新的发现。24

   孔德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比较。这是因为它有助于驱逐绝对主义精神。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比较可以提供宝贵的线索,使人们了解“社会关系的起源”和人与动物之间的分野;而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比较,特别是“对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社会的不同生存状态进行比较——这些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同时观察发展的不同阶段”。25在他看来,对于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资料,因而只能依靠比较方法,即比较研究其他地区尚存的原始社会。同时,对于某些不能明确确定的社会影响变量,如人种或气候对人类事务影响的孰大孰小问题,也必须借助比较研究才能加以澄清。26

   孔德进一步认为,这种属于静态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尚不足以揭示社会事实和社会变迁的发生及其连续性。因此,属于动态的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就更加重要。历史比较即是按照时间的先后秩序来考察社会现象的变迀,其特点就是动态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因此,孔德认为:“对人类连续状态的历史比较研究不仅是新的政治哲学的手段,也是这门科学的基础”。27由此,贯穿于人类发展全过程的 历史比较研究也成为他的社会学研究的核心。28

   尽管孔德本人既未在他自己的社会理论中实际运用比较方法,他的比较研究理论也未能得到其他经验材料的支持。但这一缺陷恰好为其后来者留下了创造性空间。杜克海姆(1858—1917,另译迪尔凯姆或涂尔干)不仅继承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并以社会整合和团结的概念发展了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而更重要的还是他用自己的实证研究为孔德的学术主张提供了坚实的支持。正是在他的经 验研究中,特别是在对“自杀”现象的经验研究中,杜克海姆实践了“受控比较法” 即通过统计方法首先排除那些与研究对象无关的现象(变量),进而比较分析不同环境下各类群体的状况;同时,他还提出并实行了严格规范的比较研究步骤,即第一步是通过识别那种既具内在包容性(充分内涵)又具外在排他性(明确边界)的外在特点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有别于常识又立基于现实的界定,第二步是依据特定的社会理论原则和学说如功能分析理论,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提出有关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第三步则是通过比较方法、特别是具有最大证明力的“共变法”对有关资料数据进行类别分析而展开对前述理论假设的检验。29

   而在理论上,杜克海姆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是一种可以对那些无法按照观察者之意图而人为再现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中可以使用的“间接的实验方法”,足以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相媲美。他明确指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这就是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同时消失的情况,考察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结合时表现出来的变化是否证明它们是相互依存的”。30 较之 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研究而言,杜克海姆的开拓性贡献在于他对精细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步骤的实践和论证。所有这些都对比较研究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学理推动,使得此前的比较研究传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由此,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基本知识建构已然完成,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实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造新的局面之前,不曾出现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知识变革。

   三、第二次大战后的发展

   近代以来在比较研究方面的上述发展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为以后的比较政治学发展准备了基本的条件。但就学术发展史而言,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出现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里,政治学领域内的比较研究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沉闷,至少是缺乏突破性进展的状况,尽管其间也孕育了新的知识生长,但随后到来的大战很快便席卷了一切,破坏了学术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般基本条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政治学研究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直至60年代,这一领域的发展始终表现出强大的冲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相当清晰而又相当复杂的,所谓清晰是指这些原因的存在具有相当高的可辨识性;所谓复杂则是指这些原因交错在一起,互相影响而又共同作用于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发 展。

   具体说来,其间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或以制度形态或以社会运动方式的普遍兴起,特别是其后所造成的大战浩劫,一方面极其残酷地破灭了启蒙时代以来的那种历史直线发展的期望、社会永远进步的预设和理性战胜一切的理想,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是憧憬未来,这推动着学者尝试进行更具客观性的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大战前后有一大批饱尝战争 苦难的欧洲知识分子,不仅坚持欧洲学术研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研究偏好和理论知识,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也有特定的选择;他们更关注于对革命、战争和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更多地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战后第一代著名的比较学家中,如弗里德利希、洛温斯坦、弗朗斯·纽曼、汉娜·阿伦特、赫尔曼·芬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们的教学和写作有着至深的道德和道义影响,影响着他们努力解剖纳粹制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种种根源,比较研究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试图阻止任何类似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再次上台。”31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垮台,许多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也在其后不久的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制度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扩散和发展构成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构成了对西方和美国支配世界 政治的挑战。这一事实不仅提出了政策应对的需求而且刺激着学理知识的发展,于是,研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寻找其间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探讨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原因等等,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中一种新兴且不断发展中的题域,进而推动着比较政治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

   再次,战后出现了以亚洲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为特征的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接着又推动和促成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涨。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有几十个亚非国家走向独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的基本面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仅坚决维护民族独立,而且力求寻找出适合本国国情、实现迅速发展的经济道路以及以本国社会构成为基础的政治发展方向。32应当说,这样一种发展首先对西方各国的政府政策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对相应的政策研究和政策研究赖以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提出了需求。无论其现实关怀和服务对象如何,对亚洲非洲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及其发展状况的研究,客观上就要求改变过去那种将这些国家看作是西方宗主国的附属物而从未纳入研究视野的状况,同时更提出了许多有关其文化和社会差异与发展逬程之间联系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以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战后第二代比较政治学家的治学中心。33

   如果说上述国际范围内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 极大地影响了比较政治研究的议程,那么,学术界知识发展的影响也有利于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新的突破的出现。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其他主流学科中的学理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这主要是指:第一、 许多新的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学理概念和洞识的提出对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尤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中功能主义分析 理论最为突出。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和席尔斯等人不仅译介了马克斯·韦伯的著作,造成了战后的“韦伯热”,而且还光大了其师长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社会行动、社会系统与功能、结构与过程的种种学理阐述使得新一代比较政治研究者能够从经验研究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和洞识中提炼出足以对之加以规范和分类的理论框架。从后来显赫一时的政治理论家和比较政治研究者,包括伊斯顿、多伊奇、阿坡特、阿尔蒙德和白鲁恂等人的著述中不难看到社会学理论发展所留下的深刻痕迹。

   第二、有关文化和人类个性的人类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同样影响着比较政治的发展。这主要体现为发源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心理一一文化研究法和20年代以来由拉斯维尔、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坚持心理分析取向的社会科学家所发展起来的方法。他们的著作、特别是论及二次大战起源诸问题,论及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民族特性的著作,在比较政治研究者中引起了对文化特性之于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问题的敏感。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即受到这些心理一一人类学文献的极大影响,他们力图通过使用跨民族的调查研究、特定的精英集团及其相对物的研究,将民族和次民族人口的态度特性和认识论特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和特怔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一脉学术取向。

第三、对于西方国家自身政治进程的研究中开始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例如在欧洲,以著名社会政治学家迪韦尔热的《政党论》(1951年)34为代 表,开始在对政治过程、特别是政党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展开比较性的分析和归类,使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技术和分析方法;35在美国,则是在行为主义革命的框架内关注于美国选举和政治过程的经验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了政治行为研究委员会之后,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更是盛行一时;而从这些研究中所形成的许多洞识和方法论知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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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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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月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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