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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瑞祥:论王维的七言律诗

更新时间:2015-03-30 15:30:08
作者: 邱瑞祥  

   内容提要:七言律诗肇端于六朝,唐初,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律体定型化、规范化的任务,宣告了七言律体的诞生,后经盛唐诸诗人的努力创作,把七言律推向成熟,至杜甫,则将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顶峰。在唐代七言律体的发展中,王维是一位中间过渡性的人物。他的七律创作,既有对初唐七律应制诗风承袭的一面;同时,又有所创新与拓展。这种创新与拓展,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表现领域的扩大;二、极力塑造高远的诗歌意象;三、追求章法的变化。王维七言律的这些创新,突破了初唐七言律的格局,给予七言律体真正的文学生命,可谓是通向杜甫七律的一座桥梁,在唐代七律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七言律诗在六朝时期已肇开其端,沈约、庾信诸人的七言俪句,已近律体。至唐初,沈佺期、宋之问力主“回忌声病,约句准篇”[①],完成了律体定型化、规范化的任务,宣告了七言律体的正式诞生;唐玄宗开元初年,苏颋、张说诸人又大力创作七言律诗,将七言律体推向前进。然观其时诸人之创作,就其题材来看,主要以君臣游幸、唱和及同僚间的酬答为其表现对象;就其形式来看,又大都注重词语的华丽、精巧、典雅,而其情调又大多是歌功颂德、雍容华贵,典型地表露出宫廷诗的风格。例举苏颋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一诗,便可考见一斑:“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偏承回辇处,飞花故落奉觞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弄歌声杂管弦。”此为一首典型的应制诗,完全具备以上之特点,近人高步瀛称其为“冠冕华贵”。[②]被人誉之为“燕、许大手笔”之一的苏颋尚且如此,其余诸家,便可想而知。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此种不注重个人情感的发抒,不注重对诗歌意境的追求,甚或在章法、句法上未见出严整与变化,可以说,是为一种历史的局限,当然这不能归咎于其时诸公。这一历史的缺陷,开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中逐步得到克服与厘正。审视盛唐诸家之七言律诗,不难发现,在题材上,虽未能完全脱离君臣宴游、唱和的格局,但诗人们已将对身世的感慨,对人生的领悟,对山水的赏爱,对离别的吟叹等等属之于情感世界的东西,表现于七律之中,显示出了创作领域的拓展,同时,亦展示出诗歌意境的扩大与高远。而在形式上,诗歌的格律、章法、句法更趋向于严整,更趋向于规范化。其时诗人,堪称名家者,后之诗论家列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诸人。[③]而王维的七律诸作,在词雅调稳之中,显出意境的高远及章法的变化,尤高于众人。明人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将王维列入正宗,并赞道:“王之众作,尤胜诸人。”[④]近人高步瀛亦持此论,其认为“七言今体倡于初唐,至盛唐而极。王摩诘意象超远,词语华妙,堪冠诸家。”[⑤]意象超远,正见出王维之七言律对初唐七言律格局之突破;而词语华妙,又可见出对初唐诗风的承袭。从七言律诗的发展来看,初唐七言律兴起,至盛唐而成熟发展,至杜甫,则将七言律创作推向顶峰。王维,正处于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其七言律创作,正显露出承上启下的特点。

   考王维诗文集,其七言律诗共二十首。[⑥]就其内容来看,拟可分为如此几类:“其一,应制、酬答;其二,送别;其三,述怀;其四,游览。此四类诗,应制、赠答类共九首,其余三类十一首。这九首应制、酬答诗几占其七言律诗的一半,极明显地表现出对初唐诗风的承袭。其典型者,可以《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为其代表:

   “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如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⑦]

   宫殿柱旁生出芝草,宫池上出现祥云,是否与国运昌盛、兴隆有关,当然无从查考。据现代人看来,这仅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但其时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上天垂像,显示祥瑞,昭告君主的圣明及天下之大顺,乃大喜之事。史官将其载入史册,群臣们请加皇帝尊号,[⑧]并写诗表示庆贺。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这首作品歌功颂德的格局。作品的首联,不作任何的过渡,即以“笑周文”、“轻汉武”来表达作者自己对当今皇上的赞颂,颔联方写出之所以“笑周文”、“轻汉武”的原因,在于玉殿上生出芝草,龙池上出现祥云。此种先写结果,后表原因之写法,乃为王维惯用之法。如其《观猎》一诗中的“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之“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等等皆类此。这种逆写因果关系之手法,使作者的主观情识表达得极为鲜明、突出,极容易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感受与印象。此首作品用此手法,也正是收到了这样的艺术效果。颈联则引用“尧樽”、“舜乐”之典故,一方面,关合题目中的“圣恩便赐宴乐”,描写皇家宴会之奢华与欢乐,而另一方面,则又将当今圣上比况为尧、舜,其赞颂之意,洋溢在字里行间。故结句便直抒胸臆:“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直接展露自己对圣明君主的忠诚不二之心。纵观全诗,作者以颂扬为其主调,以欢快笔触,描述了这一祥瑞之事,语词华丽而典雅,正是典型的宫廷诗人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王维的其它应制诗中,保持得非常的整齐、同一。如其《敕赐百官樱桃》:

   “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总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⑨]

   同前首作品相较,此诗更益显得平庸。这一类的诗,除了向后人展示其时群臣对君主的态度,以及表露出应制诗的体制与面目外,实在没有什么思想情感内容可言。要指出的是,这类作品,并非为王维之前创,实是其对历史的承袭。其渊源,当可追溯到初唐的沈、宋。

   《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可见,作为宫廷诗人的沈佺期、宋之问在继承沈约、庾信等人讲求音韵婉附,属对精密的同时,又追求语词的靡丽以及格律的允当。在其应制诗中,明显地表现出以上的特点。姑以沈佺期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一诗为例:

   “芳郊绿野散春晴,复道离宫烟雾生。杨柳千条花欲绽,蒲萄百丈蔓初萦。林香酒气元相入,鸟啭歌声各自成。定是风华牵宿醉,来晨复得幸昆明。”[⑩]

   诵读全诗,读者当不难发现音韵的委婉、铿锵,词语的靡丽、工致,还有那应制诗特定的颂扬基调。所以,明人胡震亨认为:“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11)]王维的七言应制诗,若与沈诗相较,音韵的婉转,词语的华丽,以及颂扬的基调,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不过王维诗中的语词,在华丽中渗入一份典雅,在颂扬中现出一份持重,此是其与沈诗异同之大较也。故胡应麟又明言:“七言律以才藻论,则初唐必首云卿(佺期字),盛唐当推摩诘。[(12)]透过这些赞语,我们可以说,王维应制一类的诗,确是对初唐诗风的承袭。

   初唐七言律的此种格局,毕竟是一种历史的局限,随着文学本身的演进、发展,它必然会受到合理的扬弃。这在王维七言律的创作中,就已经明显地展露出了新的变化。此种变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见:

   首先是题材的扩大。在对王维七言律的分类中,就可以让人看见,他把送别、游览、述怀等较为宽广的社会生活、人生感受摄入自己创作的视野,以此来抒情言志,从而突破了应制诗的束缚,给七律一体注进了情感的血液,使其具有一种新的文学的生命。这些情感内容,包括:(1)对友朋遭贬谪的同情、关心与劝慰。如《送杨少府贬郴州》:

   “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近,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13)]

   诗中用虚实交替的手法,极力渲染、烘托遭贬之地的荒凉,遭贬之人心境的凄冷,遭贬路途中的险恶,以及作者对遭贬之人的劝慰,充分体现出诗人对友朋一片关心、同情的深厚之情谊,从而使作品透露出一股浓郁的情感力量。(2)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与不平。如《酌酒与裴迪》:

   “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14)]

   这是诗人历经人事沧桑之后,对社会人情的一种总结与概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早已有之,只不过诗人用此体裁将其表露出来,似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诗的首联,便直接揭露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颔联则对此社会现象作进一步的渲染,颈联又通过自然物象来比附自己险恶多舛的处境,以物托情,显得意味丰厚而深远,结句的“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是诗人对此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与态度,以今人观之,当涉消极之嫌,然,这却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不做作,不夸饰,而其中又袭用古诗中的“努力加餐饭”,[(15)]这一切,均使整首诗的情味显得是那么地浓烈而厚重。(3)对边塞风光及边塞战争的描写,如《出塞作》: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16)]

   此是王维在中年时,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塞上时的作品。边地雄奇瑰丽的自然风情,边地将士浴血疆场的英雄气慨,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他以饱满的热情,赞颁边地的自然风光,呕歌唐朝将士们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慨。这次出塞所写下的作品,大都写得气势奔放,神采飞扬,直可视为高、岑边塞诗之同调。此诗正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诗的前四句,作者极力写出秋日塞外边地少数民族射猎的雄阔景象。白草连天,野火燎原,在暮云飘荡的空旷的大沙漠,骏马驰骋,那一望无际的秋日平原,正是射雕之大好时节。在这里,塞外雄奇的自然风光与边地民族雄悍强劲的民族性格浑融一体,突现出廓大的场面与气势。诗的后四句,则描绘唐军英勇作战的英姿,歌颂他们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从而展现作者希望建功立业的抱负。纵观全诗,真个写得是神情高扬,气势宏放。所以清人方苞赞道:“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17)](4)表达作者自己归隐山林之志,及优游自然山水之乐。前者如《早秋山中作》:

   “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草堂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18)]后者如《辋川别业》:

   “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优娄比丘经论学,伛偻丈人乡里贤。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19)]

前作主要表现在李林甫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的黑暗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归隐山林之举。“无才不敢累明时”的自责与自嘲,把一份忧谗畏讥之情表露得是那么地委婉与深沉;“草堂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则又要将诗人当时的心境描述得如此的凄清,“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却又是将归隐之后的生活写得那样的孤寂。如与陶渊明那种“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真心归隐,“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归隐后的喜悦,以及“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彻悟相较,可见王维在这里所宣称的归隐,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之举,它曲折地反映出其时的政局时态,以及在此政局变化中,文人们的心理状态。而后诗却用浓烈的笔触,渲染辋川自然山水的绚丽与可爱,表达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向往之情,以及自己归隐山林之乐。与前诗相比,此诗的情调要显得欢快、明亮得多,不再有前诗那种凄清与孤寂。此种变化,正是禅学理念给于王维一种心理调节作用的产物。“专注内修,不主外求”的禅学宗旨,导引着王维以另一副眼光与态度来对待所谓的仕与隐,“理事俱如”,“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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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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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199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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