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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海: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

更新时间:2015-03-30 15:06:50
作者: 王树海  
例如《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儿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枝叶的窸窣,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南宗禅“自性”真髓的缘故。既已“晚来秋”,则任凭“春芳歇”,调谢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过程。《辛夷坞》对南宗禅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须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王维在《山中示弟》中说:“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色相是空的,就应“以无念为宗”,所谓“无所亲”,即不去亲近什么,实亦无须执着什么,就是所谓“以无住为本”,需要证得自性、正觉,诚如神会所云:“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神会语录》卷一)。苏轼《百步洪》诗云:“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诗诉诸议论,王维坦呈形象,然而,均可作为“无念”、“无住”的诗解。

   “定慧”旨趣,亦是南北二宗之争的重要内容。根本之点还在于北宗重实行,而南宗重知解,北宗重在“以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南宗虽称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乃至思想史上绝大的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神会对王维说:“众生本身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指“得定以后发慧”)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卷一)。这不仅给王维一种学理的满足感,那种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文风的革命。从其诗作解析,王维佛学造诣如此精湛,晚岁与南宗禅交结如此深刻,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而又清丽。

     三、诗风的熟稔和可能的转向

   诚然,王维绝非禅门的传灯人,他首先是诗家,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晚岁的王维因得禅宗之精义,获益良多。这不仅使他痛苦、无安全感的灵魂有所寄植而找到了家园,而且,那种理性的洞彻使其无疑、简洁的宗风责其别开生面。王维诗风于晚年走向了成熟,在那些饮誉当时,传育不衰的诗作里,既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佛禅的术语也不再出现,意境、风格蕴佛门妙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艺术表现上左右逢源,触处成春,艺进于化境,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呈现的那种“时”“空”转移之妙就让人叹为观止,那“一片化机”的语言操持,倘无佛禅对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则很难传达出来。一些作品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泄露出生机盎然的禅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宇宙真如的爱抚,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静中有动,寂中有喧,无“头巾气”,无“狂狷气”,无“富贵气”,无“骄矜气”,由虚一而静,“虚而能纳,静则能照”,得凡宇宙诸相,一动一静,俱是诗人心地的外化,因有生意生机,顿觉那透过深林、透过密叶繁柯,“复照青苔上”的斜阳,不啻有色彩,似也有声息有响动了。

   王维晚年对佛禅精到、浑然的把握,诗风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11〕,即或是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也写得清丽动人,无悲惜衰飒之气。它如视野阔大,体悟通玄的《汉江临泛》;心同梵一,包容巨大的“辋川集”、“终南咏”等,无不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这些“蝉蜕尘埃”“与造物相表里”的挥洒,是诗风粲然熟稔的表现。达观禅师尝谓:“盖禅如春也,文字似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12〕。王维学佛习禅务其“精义”,为诗作文务其“了心”,“春在于花”,“花在于春”,等比若一,正是他诗风熟稔的标志。

   一个作家的风格从其个体的特异性来考鉴,确如刘勰所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王维诗作的风格是鲜明独特的,是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然而风格的形成到底也受制并得益于时代等外在因素。历来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由于历史判断的递嬗,美学标准的流易而不尽相同,散见的如:“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站在今天的高度审度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佛禅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

   王维诗作的优胜处,即在于那种超凡迈世的艺术风范。其艺术态度疏朗旷达,意境氛围清淡天和,语言表达精湛丰丽,拆穿了讲即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佛禅气息。然而,王维作为社会成员,他无计逃脱“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铁律,他是一个社会存在,况且始终是“亦官亦隐”的存在,他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人”所应面对的一切烦恼与愉悦。倘从人的悲剧性着眼,则不是人“具有”烦恼,而是“人即烦恼”,只要不是无机物、植物般的生生灭灭,他就永远不能像它们那样“如其本来”,所谓“诗意地活着”,亦不过是一种阶段性抑或永久性的理想、追求而已,而如此生存状态,崇佛尚禅的王维堪为典型的证明。一个诗人的风格不会是既定不变的,王维主体风格相对熟稔之际,可能转向何处抑或在其成熟期透露了哪些去向的征兆,很值得研究,如前所述,重“实行”和重“知解”是印度禅与中国禅(亦是南北禅宗)的根本判分。公元520年左右,涉流沙,越葱岭,辗转陆路水路东来中国的菩提达摩曾预言:“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13〕。如此下推二百年,则正是慧能尊立,中国禅完全形成的时期,深得南宗禅“传心”〔14〕要旨的王维,欲“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许多诗作不免诉诸于议论,诸如“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中示弟》),“一施传心法,唯将戒定还”(《同崔兴宗送衡岳瑷公南归》),“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眼界今天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更有意思的是,在其风格完全成熟期的《辋川集》第一首《孟城坳》里,也有不打折扣的“议论”——“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因而,有人看到:“夫《楞伽》、《辋川》,同一造意”〔15〕。相对来看,王维捎带“议论文字”的诗作,为数不多,有的诗虽有些微议论因素,也是诉诸形象的,如《莲花坞》中“弄蒿莫溅水,畏湿红莲衣”,纵是“议论”,因外在形象与心理空间连通起来,反教画面更富诗意,王维诗风到底体现着大唐气象。

   中国诗史的下一幕辉煌轮到了宋人,宋诗以新的面目、风格彪炳于世,王维诗风,中经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的接武承绪,又经宋初诸贤的努力,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终于形成新的一代诗风,从苏轼对王维“敛衽无间言”〔16〕的崇拜态度,可见王维诗风对有宋一代的深远影响。

  

  

   注:

   〔1〕东土佛教,一般指中国佛教,但并非全指中国化了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尚处于译述介绍阶段,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主译者,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在中国的传布渗透,仍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解佛”。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创造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僧人,该时期介绍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见轻,本土著作日丰,迨至南宗禅地位的确定,佛教的面目则中国化了。本文所以使用“东土佛教”,即指包括前期、后期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若迳称“中国佛教”,则往往只想到后者。巨赞禅师在《禅宗的思想与风范》一文中称:“自从慧能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余韵到现在还未见衰竭”。王维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形成时期,他与前后期的佛典、人物都有联系,之所以使用“东土佛教”,首先考虑到应与纯粹的印度佛教相区别,同时亦可表述清楚,王维与中国前期禅宗与后期禅宗,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诸关系。

   〔2〕〔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陈垣:《佛教能伟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见《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6〕吕宬《禅学述原》,见《吕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

   〔8〕李林甫欲除异己,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奭,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纲”。

   〔9〕转引自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12〕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序》。

   〔13〕印光禅师:《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4〕神会《显宗记》云:“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

   〔15〕彭际清:《题张君度秋山卷》,《二林居集》卷九。

   〔16〕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见《苏轼诗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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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199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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