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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更新时间:2015-03-28 21:43:21
作者: 李学勤 (进入专栏)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分成二十三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辑发表。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种种看法,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这是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就是飞廉,“”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关于飞廉、恶来,《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这和《系年》所记不同。

   《系年》的记载,可以参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

   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

   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谲、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皞之虚”,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2005年—2006年,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见该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从遗址来说,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2005年以来,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文。

   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由这里往北,没有多远便是“邾”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检,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学生记者 潘可佳 张元智

1925年,汇聚了四大国学导师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在2005年的这个早春时节,国学研究院80周年纪念日已悄然临近。随着第六届人文知识竞赛热火朝天的开展,清华园内又掀起了一场国学之风。带着对清华文科复兴的热忱与信念,三位学生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先生,请他讲述自己难忘的治学经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给我们展示出一条清晰的与清华渊源不断的脉络…… 少年书生意气时 ??李学勤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幼年起,读书就成为李学勤最大的嗜好。 ??李学勤读书不为学科所囿,尤其不拘泥于文科或者理科。从七、八岁起他便成了《科学画报》的忠实读者。上中学后,李学勤的阅读面更是广阔了许多。英国大主教巴克来、经济学家庇古、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人的英文原版著作都成了李学勤高中时掌中所捧的必读书目。 ??“我有个爱好,就是看符号,越是看不懂我就越喜欢看。”李学勤这个奇怪的爱好,让他独具发现之眼,伴随着他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与辉煌。 ??1950年,17岁的李学勤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那一串串未知的符号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龟甲背后的先人的思维,如同魔法一般召唤李学勤。当时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市图书馆成为李学勤研究甲骨文的大本营。一有空这个清瘦的年轻人便会一头扎进书堆里,去寻找甲骨文带给自己的精神上的欢愉。 ??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李学勤看到了金岳霖先生为中国引进西方数理逻辑的第一部书--《逻辑》。“一看满书都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的兴趣立刻就来了。”从头到尾把书看完了之后,李学勤开始真正沉迷于数理逻辑了。而这对李学勤的最大影响便是1951年他决定报考清华大学,理由很简单——师从金岳霖。 ??“其实我来清华的时候并不是学习文史,而是学习哲学。因为金岳霖先生所教的专业是哲学。”与现在满满一教室学生面对一个老师相比,师从金岳霖的那段难忘时光无疑更给李学勤的学习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学生,经常就跟着金先生到他家里去。到他家我们就是聊天,金先生点起一袋烟,我们就在他的烟袋跟前聊一整天。学问也就是这么才做出来的。跟从金先生学习,不光是学他的知识,也要在他的烟袋跟前学习做人。” ??复建文科,我愿意回来! ??“我是建国以后入学的学生,1951年入清华哲学系,院系调整以前就离开了清华,所以我是属于清华老文科的最后一班学生,1952年的夏天我就调走了,进入中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我在清华时间并不长,可是清华给我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在这里念书,认识了许多老师,向他们请教学习。实际上我研究甲骨文,还是从王国维这个传统来的。应该说,我整个的学术知识道路,都是从清华这个系统来,所以我对清华的感情是很深的。可是后来清华变成了一个工科大学,不但文科没有,理科也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到清华来的机会就很少。” ??埃及人有着这样一句俗谚,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必将回到尼罗河来。从荷塘边走出去的清华人,也都怀揣着清华情结,他们总是渴望回来,哪怕只为母校尽一点力。李老师也是如是。 ??1983年,真正的文科筹备终于如有识之士期待的那样开始了。当时有一些学者给中央上书,希望恢复清华综合大学的体制,时任校长刘达先生着手组织恢复清华的文科理科。“1985年,清华建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又复建了中文系,之后,刘鄂培和羊涤生两位教授就来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回学校,我说愿意,可我当时做不到,实际上我从1985年开始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到了1991年我做所长,这段时间我不可能离开社科院的岗位。” ??等啊等,机会终于来了,“1992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现在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南方的一所大学,建立了一个没有编制的研究所,人都是外面的,用外面的力量来建设大学里没有的学科,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所以当时就通过学校的一些朋友反映了这个意见。那时候徐葆耕老师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他听说这个事情就向时任校长张孝文报告,张校长非常支持,在校务会上正式通过之后,就由我来牵头建立一个‘国际汉学研究所’。在1992年,这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我在这里建立国际汉学研究所,实际上是这个学科的发端。” ??这以后,李学勤老师、徐葆耕老师和历史系的葛兆光老师一起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成立之初的国际汉学研究所虽然挂靠在中文系,实际却是个“三无研究所”,“没有编制,没有房子,没有钱,可是我们在三无条件之下,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编著了很多汉学书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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