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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义群:《九歌》是祈祷胜利的军傩乐歌

更新时间:2015-03-28 08:32:03
作者: 罗义群  

   《九歌》以其动人的形象、绚丽的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吸引着历代的楚辞爱好者。《九歌》的篇幅虽然短小,但内容极为丰富。它描写了许多神祗的活动,因而具有神话学上的价值;它与古代的祭祀典礼有关,因而牵涉到宗教学上的问题;它反映了古代人民的原始信仰,因而与民俗学发生关系;它是杰出的抒情诗篇,因而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从诗歌本身看来,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组成的一组祭祀乐歌。问题是,屈原为什么要加工、改写这组诗?关于这个问题,二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观点。

     《九歌》异说综述

   关于《九歌》的写作目的,说法主要有这样三种。

   第一,讽谕寄托说。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叙》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词,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认为《九歌》是一种比体,不是为了达到巫术的目的,而是有所寄托的。南宋的朱熹,大体上承袭了王逸的这种说法。他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楚辞集注》卷二)这两种观点都属于比体说一派。他们认为屈原写作《九歌》的目的是为了“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或“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同时,他们也指明《九歌》是屈原被流放“沅、湘之间”时所作。按此推算,《九歌》当作于倾襄王时代。

   第二,民间祭歌说。

   清代末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了进化论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九歌》研究便产生了“民间祭歌说”。胡适说:“《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1〕他还认为:(一)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则“楚辞”的来源便找不出,文学史便变成神异记了。(二)《九歌》显然是《离骚》等篇的前驱。我们与其把这种进化归于屈原一人,宁可归于‘楚辞’本身。”〔2〕

   第三,楚郊祀歌说。

   “楚郊祀歌”说亦称楚国宫廷祭祀说。

   闻一多说:“东皇太一是上帝,祭东皇太一即郊祀上帝。只有上帝才够得上受主祭者楚王的专诚迎送。其他九神论地位都在王之下,所以典礼中只为他们设享,而无迎送之礼。”〔3〕“根据纯宗教的立场,十一章应改称‘楚郊祀歌’,或更详明点,‘楚郊祀东皇太一乐歌’,而《九歌》这称号是只应限于中间的九章插曲。”〔4〕

   此种说法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民间祭歌说,但未予以直接的批驳。孙作云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以为《九歌》是楚国国家祀典的乐章,与平民无关。”(《九歌非民歌说》)

   “楚郊祀歌”说要比“民间祭歌”说更合乎宗教原理,故而吸引了许多读者,这种学说是《九歌》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流派。

   如果从作品内容本身,或从楚苗文化来进行考察,我们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均未道出屈原加工、改写《九歌》的真正意图。

   首先,我们感到《九歌》并非像屈原其他作品,如《离骚》那样:“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叙》)它主要叙述神人,或神神之间的关系,其中虽然也有比喻,但绝非为了寄托,只是强调了主人公当时的心境而已。比如《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之类,哪里寄托得有“己之冤结”或“忠君爱国”之意呢?

   其次,我们从《九歌》中根本看不出屈原的“冤结”,也感受不到“忠君爱国”之情。也根本看不到黑暗的社会现实对诗人的挤压。《离骚》中,诗人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感到眼前一团漆黑,上至国君,下至一批朋党比周的小人,他们周容取合,陷害忠良,使人感到在那个龌龊的世界里根本无法活下去,只好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和保持自己高洁的人格。“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而《九歌》的风格是“情调清新而玲珑。”与《离骚》大不一样。“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镠锵兮琳琅。”(《东皇太一》)“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大司命》)内中都没有“冤结”和“忠君爱国”之意。

   诚然,《九歌》中也有淡淡的哀愁,但这种哀愁的对象不是诗人而是作品本身的形象,是湘夫人、湘君、山鬼,绝不是屈原自己。因此说《九歌》的写作目的,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或“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从作品内容本身来考察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民间祭歌”说,能否成立呢?

   首先得承认,此说把握住了“楚辞”的创作特点,比起封建学者横加比附的主观臆断要合理些。但此结论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带有形而上学的缺陷。作者是先树立起文学进化的一般原则,然后拿具体材料去凑合,只是对文学的许多现象来作具体分析,没有估计到情况的多种可能性,因而论证时违反了一般逻辑规律。比如,从进化的观点,做事一般为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难道会做复杂的事之后,简单的事就忘记了么?屈原既可写出像《离骚》那样的长篇巨制,也不妨碍写出篇幅短小的《九歌》。如拿后代的情况来看,唐代诗人李白,既写有像《蜀道难》、《将进酒》、《远别离》、《梁父吟》、《战城南》这样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也写有像《玉阶怨》、《静夜思》、《从军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样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那么我们是否就只肯定前者的写作权,而断言《静夜思》之类的作品非李白所作呢?

   别外从宗教学与民俗学角度来分析,《九歌》中的一些神祗,按理来说,不能由楚国南郢之人来祭祀。《礼记•王制》上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祀三公,四渎祀诸侯。”统治阶级制订出种种烦琐的礼制,以达到“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目的。北方是如此,南方之楚国也是一样的。《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士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由此可证,战国时楚国遵从的礼制与北方各国所实施者已无多大差别。这即是说,古代的人所能祭祀的范围,随其阶级地位的高低而定。因此,《九歌》中的许多天神、地祗是不能由平头百姓来祭祀的。

   至于“楚郊祀歌”说亦是不能成立的。

   持楚郊祀歌说者是从汉代的礼制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闻一多说:“‘赵代秦楚之讴’是汉武因郊祀太一而立的乐府中所诵习的歌曲,《九歌》也是楚祭东皇太一时所用的乐曲,而《九歌》中九章的地理分布,如上文所证,又恰好不出赵代秦楚四国的范围,然则我们推测《九歌》中九章即《汉[书•礼乐]志》所谓“赵代秦楚之讴”,是不至离事实太远的。”(《什么是九歌》)孙作云也说:“我以为(汉)《郊祀歌》十九章原文都有兮字,格调与《九歌》全同。”

   楚郊祀歌说粗看有道理,细看却不合逻辑。他们是根据汉代的祭祀制度而类推到楚国的宫廷中去的。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楚国宫廷中也有“赵、代、秦、楚”之神,那么前面三地的神祗是否能为楚君所祀?汉承秦制,秦国没有接受楚人的祭祀典礼,那汉代的宫廷之中是否可能全盘继承楚人的祭祀典礼?楚郊祀歌说由于参考了汉郊祀大典的体系,由于它对上述问题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仍然不能使人信服。

   或许有人会问,以上三说都不能成立,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呢?诗人加工、改写它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九歌》是楚国祈祷胜利的军傩乐歌。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得将《九歌》的写作时间作一个大概的界定。

     《九歌》作于楚怀王时期

   《国殇》在《九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殇》表明《九歌》是为一场战事而作的。至于是楚与秦战,或是与宋战并不重要,只是写作时间应该作一个界定,这对于研究《九歌》的写作目的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里说:“由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九歌》和屈原的身世无直接关系,情调清新而玲珑,可能是屈原年轻得意时的作品”。我们的考证与郭沫若先生的直觉判断不谋而合。

   怀王时期,正是秦国推行连横政策,采用各个击破策略,逐渐蚕食六国领土和六国推行合纵策略,以期对抗强秦而求自保的时期。尤其是秦楚两家更是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他们各自都想把对方吃掉,由自己来统一天下。因此,秦楚两国在几十年的时期里,始终处于连绵不断的大小战争之中,而且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总是处于劣势。据《史记•楚世家》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从此,秦楚矛盾日益加剧。之后,秦不但加强对楚的武力进攻,而且加紧了外交攻势,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怀王十六年,秦使张仪南见楚王,对楚王说:“……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后来,“张仪至秦,佯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秦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仅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怀王大怒……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秦王利用纵横家张仪,软硬兼施,把昏庸而又贪婪的怀王搞得晕头转向,步步陷入被动,并一气之下作出许多愚蠢的举动。在这种形势下,昏而易怒的楚怀王也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之上了。

   怀王在位三十年,其中有二十年有较大的战事,且楚国失利的时候多。楚损兵折将,不会不报仇的。对于“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楚王来说,只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战争加鬼神的佑助上了。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测,历史上也不绝于书。《汉书•郊祀志》说,成帝末年颇好鬼神,故有一些人给成帝上书,侈谈“祭祀方术”。对此谷永则上书劝谏成帝应“距而不听”。他说:“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候,而周室愈微,诸候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这里,谷永是把周灵王和楚怀王笃信鬼神而闹得“周室愈微,诸侯愈叛”和“兵挫地判,身辱国危”当作教训来劝谏汉成帝的。它说明楚怀王确曾多次举行过祭祀,礼敬鬼神,想求得鬼神的“福助”,以报秦仇,以雪国耻。

因此,《九歌》当是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的巫歌。其中《国殇》一首,清楚地说明不是一般的巫歌,而是楚国对外作战祈祷胜利的军傩乐歌。谷永说得很明白,正是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说明《九歌》确实作于怀王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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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贵阳)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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