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方铭 章映: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8 08:24:48
作者: 方铭   章映  

   伟大的诗人屈原及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新的话题,在2005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

   一、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屈原及楚辞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问题,如蔡觉敏《浅论楚艺术对屈原创作的影响》①、孙光《楚辞文学类型的原始宗教背景》②、多洛肯《楚辞远游文化简论》③、蒋瑞《论〈楚辞〉的靈巫兼说靈与玉的关系》④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蔡觉敏认为屈原的作品和楚艺术品一样表现出具有装饰美、色彩美、曲线美及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的特点。孙光认为楚国巫风的原始宗教背景培养了楚人热情如火的民族性格和楚文化富于幻想的浪漫情趣。多洛肯提出中国文学史有一个以“远游”为线索的游仙作品系列。蒋瑞认为楚辞中的“靈”字当训为靈巫,靈巫就是神巫,神巫称靈巫既是楚的地方文化的突出表现,也与中原文化神靈互称的文化背景一致;“靈”字的构形与神和巫以及以玉事神的活动有关,先楚地的石家河玉文化与《楚辞》的靈巫可能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靈巫的出现虽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它受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仍可能是主要的。

   文化是与文明密切相关的,文明既包含改造自然的物质建设,也包括对自然本身的认识,周秉高《重视楚辞与自然科学关系之研究》⑤提出应该重视楚辞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又在《楚辞建筑考》⑥及《楚辞动物考》⑦二文中按照宫室、城邑和园林三类对楚辞中的建筑进行了精细的疏证,并总结出楚辞有飞禽、走兽、鱼鳖、虫豸四类六十五种动物。张国荣《〈楚辞•涉江〉中的“登昆仑”之谜》⑧则提出《涉江》中所登之“昆仑”对应的现实山体应是今湖南桃江县的浮丘山。黄灵庚《屈赋楚简补证》⑨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结合文化研究的详尽补证。马世年《厉神占梦与〈惜诵〉中两“曰”字的人称归属》⑩参考《离骚》中的灵氛占卜与《诗经•小雅》之《斯干》、《无羊》的占梦,结合上古“习卜”的礼俗,并由《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考察楚国的占卜方式,推知厉神占梦的过程分为首卜与习卜两次,故而其占辞也就分为两部分,两“曰”字便是占梦者两次占辞的分别引起之词。董运庭《〈离骚〉前四句与屈原家世再考释》(11)考释了“高阳”、“伯庸”、“摄提”、“庚寅”、“孟陬”等与中国古代文明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之所指,并对屈原家世及其生活时代作了新的描述。

   楚辞是一部独特的书,楚辞体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对这部独特的书和这种独特文体进行思考,是楚辞研究者们非常有兴趣的。周禾《屈原:〈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兼论汉代的楚辞观》(12)认为,只要能抓住“屈原是《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这一核心,《楚辞》一书编纂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楚辞》的编纂反映了汉人的楚辞观,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楚辞观,才将楚辞创作引向了衰微之路。董运庭《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13)认为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李炳海《楚辞的句型结构及其诗体生成功能》、(14)潘啸龙《〈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15)吴贤哲《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16)等,都与楚辞体研究相关。李炳海认为楚辞的多种句型结构体现了诗体生成功能的不尽相同,汉代三言和七言诗的出现,先秦楚辞有生成孕育之功。《离骚》、《九章》的基本句型难以生成新的诗体,《九歌》的上三下三句型存在生成七言诗的可能,《天问》、《招魂》则很容易转换成七言诗体,当楚辞散文化倾向明显时,通常难以生成新的诗体,而当它的诗歌特征很鲜明时,新的诗体则比较容易生成。新诗体的生成必须利用原有诗体的句式,有时要借助音乐的推动,新诗体在楚辞中的孕育生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屈原作品中还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宋玉的创作则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他使七言诗句大量出现,并为三言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潘啸龙认为,确定楚辞的体例应考察《楚辞》各篇的实际情况,由于《楚辞》成书不同阶段所收屈原作品有“疑不能明”的误传因素,增辑者所附己作的主旨和体式亦有不同,故《楚辞》并无所谓“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以屈原为第一人称口气抒写”的统一体例。吴贤哲认为,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二、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

   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有永远咀嚼的味道,楚辞正是需要我们不断品味的不朽经典。

   在楚辞的所有作品中,屈原的作品一向是研究的中心,而在屈原的作品中,有更多的学者关注《离骚》、《九歌》、《天问》、《远游》等作品的研究。

   殷光熹《离骚中的象征手法和象征系统》(17)对《离骚》的象征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周建忠《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18)认为,众多楚辞读本往往回避章节之学、层次分析的原因是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史的复杂性、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离骚》分段争议颇多,大略分为二、三、四、五、八、十、十二、十三、十四段以及“二分法”或“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等。从结构层次的合理性而言,“两分法”最经得起推敲,古人“前半”“后半”之说,“人境”“神境”之论,颇切辞旨。而延续“两分法”的王邦采的“三分法”,在较多学者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达到统一(19)。黄崇浩《离骚结构的深层解析》(20)认为,《离骚》主人公灵均经历了四重境界,全篇可以划分为四大段落,主人公的心灵历经四大阶段,最终将心灵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主人公在四重境界的活动,不仅符合形式逻辑的“因果律”,同时也符合辩证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定律”。但是,《离骚》主人公的情志变化的结局却是悖反的,这就使得《离骚》的结构成为一种“两难结构”,一种永远开放的结构。顾农的《离骚的总体结构》(21),也对《离骚》的总体结构进行了分析。

   《九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主题和内容展开。刘惠卿《九歌主题新解》(22)认为准确把握降神迎神活动中巫觋的职掌特征,是正确理解《九歌》主题的关键。先秦巫觋的活动掺杂着浓厚的性爱内容,沅湘一带的巫觋在祭祀活动中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美艳,由此形成以美人(或美男)为核心,以美花、香草、美酒、美歌、美舞、美乐为辅助的美的系统,以性娱神,使神满足、娱悦,从而达到祈雨、祈丰和祈福的目的,《九歌》就是由巫觋在这种祭祀活动中演唱的乐歌。黄露生《国殇与九歌》(23)认为《九歌》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现象是历来楚辞注家重视而不断进行探讨的问题,《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的乱辞,《国殇》写于楚怀王十七年,是作者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因而形成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九歌》是屈原创作的楚国郊祀祭歌。昌庆志《楚辞“山鬼”形象探源》(24)认为从地下发掘资料与楚辞时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着眼,“山鬼”形象既非源于地祗鬼怪,也非源于具体传说人物,而是泛化的楚人女性先祖,其原型应为“三苗”原始部落女性首领,在楚秦争战的屈原时代始得跻身于《九歌》鬼神之列。李大明《九歌语词训释商榷》(25)对《九歌》五个训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全芝《九歌〉“兮”字用法新探》(26)指出“兮”只是语气助词,在句中属上读并在句中起隔离前后词语的作用。

   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27)提出,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金荣权《〈楚辞•远游〉作者考论》(28)认为《远游》可谓一篇反《离骚》的作品,其中所游路线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神游路线大不相同,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与屈原大不相同,且大量袭用《离骚》的整体结构和现成语句,可见两篇作品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其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术语、词汇,非屈原时代所有,而是秦汉时期的产物,所以,《远游》并不是屈原的作品,应为汉代人所作,当写作于西汉初年,不会早于汉高祖二年,也不会晚于汉景帝时代。张凯《楚辞〈远游〉“天地”考释》(29)认为,《远游》中“凌天地以径度”一句中的“天地”当为“天池”之误。

   刘伟安《痛苦的自由抉择——屈原〈楚辞•卜居篇〉的存在主义解读》(30)试图按照存在主义的理论解读屈原殉道过程中灵魂的激烈较量。刘洪仁《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31),就《天问》、《卜居》、《渔父》三篇文章的形式进行探讨,肯定这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

   方铭《屈原: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诗人》(32)是作者受邀参加岳阳国际龙舟节时的一篇关于屈原评价问题的学术报告,作者认为屈原的作品表现出的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方铭《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33)从滑稽家东方朔《七谏》对屈原作出的评价入手重新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彭红卫、周禾《二十世纪屈原人格研究述论》(34)以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成果为对象,对二十世纪大陆屈原人格研究进行梳理,进而作了扼要的审视与检讨,刘瑞虹《试论屈原人格的两重性》(35)认为,屈原虽然有一些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地方,如忠君爱国、推崇古圣先贤、强调修身养性,但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却和儒家迥异,他张扬的个性,毫不妥协、怀疑一切的精神,以及楚辞异彩纷呈的表现风格都大悖于儒家温柔敦厚之旨。程世和《“屈原困境”与中国士人的精神难题》(36)认为,“屈原困境”就是与大一统君主政体两相依存而又两相冲突,在冲突中走向政治苦境、精神苦境的中国士人典型的生存境遇。江立中《论屈原创作的“异采”美》(37)认为屈原的美是“异采”美,我们读屈原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上的创造美,屈骚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我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宋玉研究

   楚辞的《招魂》、《大招》研究,与宋玉研究密切相关,而“二招”研究,讨论的焦点依然是作者和文字的考证。金荣权在《关于〈楚辞•大招〉的几个问题》(38)中提出《大招》应该是汉代人伍被为劝诫淮南王刘安所做,并且其所招之魂是刘安的生魂,故冠以“大”字。金贝翎《〈招魂〉作者问题的考辩》(39)认为《招魂》的作者当为宋玉。张崇琛《〈招魂〉“些”字探源》(40)认为,《招魂》中的“些”字当源于先秦时赢秦故地一带的方言,而随着民族的播迁和秦楚间文化的交流逐渐传播至南楚,并在楚怀王客死于秦的背景下,按照楚地的招魂习俗被屈原纳入《招魂》之中。

关于宋玉研究,吴广平《宋玉著述真伪续辨》(41)、《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42)、《理想化与妖魔化——论宋玉的女性形象描写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43)、《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44)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853.html
文章来源:《云梦学刊》(岳阳)2007年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