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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磊:论苏轼“以禅解陶”

更新时间:2015-03-27 13:49:10
作者: 程磊  
终恐无是处”,以极为清醒的态度对虚无缥缈的仙境佛国予以超越,此是三反。在苏轼看来,自我心灵的独立高举,胜过任何宗教的依傍,所以他选择效法渊明,“移家酒中住”,体验当下此刻的自在适意。渊明本以“委运乘化”来寻求价值归宿;白居易作《自戏三绝句》以“心”、“身”相答来阐明沉溺佛老的养生之道和忘却世情的独善之义,苏轼则不然,他超然世事又执著现实,真正达到心灵的自由。又有《问渊明》诗云:

   ……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

   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馋涎。

   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

   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

   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

   即心即是道,才是真解脱。有酒便醉,无酒则泉,内心不许有任何理性思考的余地,因为一动念反被妄念所执,“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楞伽经》云:“凡愚妄想,如蚕作茧,以妄想丝自缠缠他”,此是苏轼所本。王叔岷先生曾评论说:“夫‘纵浪大化中’,则是无所缠,而云‘正为化所缠’,是子瞻逞其灵慧,反以自缠耳。‘应尽便须尽’,固不必言,盖言则离道,然不言又不足以明道。庄子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明乎此,子瞻当不以陶公为多言矣。”[6]此言极是,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正是人们在追寻永恒的“道”时所遇到的普遍困境,然惟其如此,才显出苏轼欲求超越的创见。诗自注云:“或曰东坡此诗与渊明反,此非知言也。盖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苏轼原意并非务意翻案,只是在思考解脱方面走得更远更彻底。委运乘化之庄,无念无住之禅,本身也应予以摆脱。

   总之,随着禅悟的深入和人生阅历的成熟,诗人的情感已无待于酒或田园的寄托,不必依傍或陷溺外物,本身已自足充盈,显出胸中全无蒂芥、圆融澄澈的生命状态,达到了冯友兰所谓的“天地境界”。苏轼终于在既定价值体系内完成了审美的内在超越,个体情感的肯定与社会价值的兼顾得到了从容完美的调适。

   三

   最后,本文着重讨论禅宗在美学领域内对苏轼发掘陶诗“平淡美”的影响。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是自宋代开始的”[7],然其内涵和表现方式又不尽相同。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等都从诗歌理论和创作上对“平淡美”进行过阐释,理学家如邵康节、朱熹等也指出过“平淡美”在宋人审美理想中的影响。唯有苏轼从情感体认上发掘陶渊明诗的平淡美,是从生命体验的“真味”中发溢为诗文的“平淡”。

   苏轼的平淡理论散见于《书黄子思诗集后》、《题柳子厚诗二首》、《评韩柳诗》、《书唐氏六家书后》、《与子由六首》等有关诗文艺术的评论中。平淡的内涵概括起来就是深刻的情感内蕴与平淡古朴的艺术形式的辨证结合,如“至味”与“澹泊”、“质”与“绮”、“癯”与“腴”的辩证统一,本身即涉及审美主体情感和作品艺术风貌两方面的规定。

   平淡美对主体情感内蕴的要求是平静淡泊。苏轼的平静淡泊不同于理学家的以理节情、经天理浸润过后的道德外现,而是得自忧患困境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积淀。苏轼南迁每以陶诗柳文自随,聊用“陶写伊郁”,尝自云:“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与子由六首》其五),正是缘于由诗及人的品格相通。陶诗的平淡实源自其“质性自然”,惟其淡泊名利,超脱生死,故诗文平淡中透露出浓郁的人格品质。苏轼称陶诗中有至味,富于奇趣,其实是倾慕其人格而追求精神契合。传统儒道思想中本有追求人格澄净冲和,清静淡漠的审美理想,禅宗更是追求一种澄澈澹泞的圆融心境,一种剥除世情忧乐,排解生命穷通后情感上的宁静观照,如《和陶游斜川》:“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袱洄,舍舟步曾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其中的委运适意,自然平淡之乐,与禅心的澄怀观照是分不开的。

   禅宗对审美主体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造成平淡美的重要原因之一。《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静”观的提出较之庄子虚静冥思式的审美经验是一次极大的突破。庄子美学以心斋坐忘、以物观物的方式进入到精神的虚静状态,精神与自然冥一,游于无穷,体验到适意逍遥的审美感受;禅宗则将世界看空,万相皆是精神活动的假象显现,心才是真如所在。因此禅宗要求排除世俗情感,截断妄念,以空观见本心清净,破除根尘虚妄的限制,以感性直观把握精神的变化。这里突出了主体心灵的觉悟,而消融了自然外物的实体存在,使之变得虚灵化和心境化了,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由传统的物我换位、泯没差别转变为借境观心、境由心造。它必然导致心灵因寂照顿悟而臻至的澄澈之境,表现在审美活动中,就是对一切超越具象、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的推崇。如其论书主“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论诗主“高风绝尘”、“美常在咸酸之外”(《书黄子思诗集后》)。尽管司空图早提出“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冲淡”美,追求“境生于象外”的“韵外之致”,但苏轼的“空静”观更深刻地反映了禅宗的审美思维方式,也更富实践论意义。

   平淡美体现在作品艺术风貌上,就是要弃绝辞采音韵等器用层面的修饰,而达到“道”的浑成圆熟。苏轼云:“凡文学,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8],如同参禅门径一样,这里摒落了诗艺技巧的追求而返朴归真,是必须具备深厚学养和经过长期历练才能达到的境界,“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书唐氏六家书后》)。其后黄庭坚即以“萧然出于绳墨之外”、“不烦绳削而自合”,自法度而达自由作为平淡美的最高理想,与苏轼所言是一脉相承的。然其落实点仍回归到道德境界的修行上来,如果说黄庭坚的平淡是重艺术表现的锻炼,是“游于艺”;苏轼的平淡则重审美情感的积淀,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都以生命存在和道德境界为最终旨归。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把握经禅理浸润后苏轼学陶的基本风貌,在生命实践上它呈现禅宗的人生智慧,在诗歌创作上它呈现禅宗美学的平淡风格。如果从整个陶渊明接受史来看,苏轼的“以禅解陶”无疑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特征,显现出别具一格的思想形态,这对于后世阐发陶渊明有很深远的启发意义,也反映出禅宗融入士大夫思想后,对传统精神视野和审美观念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65.

   [2]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84.

   [3]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J].社会科学研究,2005(1):169-175.

   [4]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5.

   [5]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94:527.

   [6]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91.

   [7]韩经太.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J].学术月刊,1990(7):52.

   [8]赵令畤.侯鲭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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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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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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