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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华:论苏东坡的诗词韵体寓言

更新时间:2015-03-27 13:47:28
作者: 朱靖华  

   北宋全能作家苏东坡(1037~1101)不仅在散文寓言方面做出了巨大艺术贡献,还在其诗、词、赋,包括铭、颂、赞等韵文体中创作了更为独特而精美的诗体寓言。两者相加,可谓珠联璧合、双美呈辉。这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上、乃至诗歌发展史上,都是十分光辉的一页。

   诗歌,在人类语言中,是最先创造出来的艺术言辞。从中国古代寓言的产生来看,诗歌寓言也早于散文寓言,特别是中国正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产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有了《硕鼠》(魏风)、《鸱鸮》(豳风)等约十首颇具情节规模的寓言诗了,它们较之公元前四世纪以后,战国时代所出现的散文寓言,要早了三个世纪。尤为重要者,中国寓言诗的早熟,还突出表现在它一开始产生就是独立成章的艺术自觉行为,它不仅突现了深刻的理念,还注重了语辞的锤炼,达到了思想艺术双成熟的地步。并不像先秦战国散文寓言那样,它们还仅仅是穿插和依附在诸子散文中的阐理论道工具,而且尚属于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活动。唐代之所以成为我国散文寓言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标志正是自觉艺术、独立成篇的散文寓言的出现。而其实际,应是唐以前众多寓言诗的独立成章体制,直接影响和催生了中唐韩愈、柳宗元独立自觉散文寓言的诞生。这种寓言诗较之散文寓言更为成熟的现象,在东坡诗体寓言中也有着明显的表现——譬如他的散文寓言穿插在论文中者较多,而其诗体韵文寓言,一般都是独立成章,而且是异彩纷呈的。因此,过去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寓言诗重视不够,并对东坡的诗体寓言也颇忽视,这都是偏颇学术观点的表现。

   苏东坡寓言诗的成就,由于他充分运用了诗歌艺术创作的种种特性,如“诗言志”、寓物托讽、驰骋想象、蕴含深邃、悠然言外等诸多艺术功能,转而为寓言体服务,致使其寓言诗的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诗歌的瑰奇、驰骋的艺术想象力,在东坡寓言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寓言颂”中的《梦中投井》,把人们推进到一个极其奇谲、荒诞的意象之中:“梦中投井,入半而止”,出也不可、进也不能,竟是悬空在深井的半腰之中。这在现实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但东坡恰正借“自此作苦”的情节检验,出人意表地抒发了他欲积极入世而遭到百般挫折的困惑理念。再如《虚飘飘》,更是构思奇特、诡幻百出、笔笔欲仙。它采用了排比式的连珠比喻,描绘了一个虚浮脆弱的大千世界,将人间“浮名虚利”比作画檐上的蛛网、银河上的鹊桥、暴雨中的梧桐尘埃、狂风里的柳条寒霜、烈日中的露水残点,凌霄中的流星拖光……这一系列虚幻空灵的描写,层层加码地把“浮名利”形容得无比空泛不实;但是,诗歌尤为令人惊叹者,是作品主旨并没有就此停步,反而意出突然,在结语处另起炉灶,瞬间把理性思维转换方向,推向了另一个更为汹涌的认知高潮:诗歌说,以上诸种虚飘事物,即使是再虚飘,也多是现实中所发生过的,因而它们要比根本虚空的“浮名利”更为坚牢——竟把“浮名利”阐述到彻底否定的程度,真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给人以极其警目的感受。可谓“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意出尘外,怪生笔端。”〔1〕

   “诗言志”的艺术功能,在东坡的韵文体寓言中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东坡尝说:“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2〕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一位有作为的政治改革家,他虽屡遭贬谪,却“心存魏阙”,随时准备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献身效劳。他在一生各个外任和贬所中,作为朝廷的“罪臣”或囚犯,有话不便直说,寓言诗的“寓物托讽”手法,便成了他得心应手的艺术手段。如元丰二年(1079)在徐州太守任上写的《宝刀》,便是一首寓物托志的优秀寓言诗。那时,苏轼正因与王安石变法政见不合而被迫“补外”;又适值徐州城外黄河水决,他日夜与军民为伍,过家不入,奋力阻退了水患,保全了全城生命财产,一种“拔剑斩蛇”、“威服九区”的雄心壮志油然而生。于是,他把自己比做一把宝刀,却被藏在匣中不用,当他看到一帮奸邪的“穿窬辈”充斥朝廷,自己却不能向他们问罪、不能使之“腰领寒”时,而倍感“有愧在心肝”。他不禁长叹道:“不忧无所用,忧在用者难。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长叹。我老众所易,屡遭非意干。”可谓字字孕含着怀玉握兰而终遭冷遇的悲愤情感。尽管如此,他仍不死心,时时抱着“欲试百炼刚,要须更泥蟠”的雄志,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君王的赏识,成其“大用”。他最后发誓道:“作诗铭其背,以待知者看!”他要把此宏志雕刻在刀背上,以待后世的知音者来验证,显示了他报国忠心的终生不渝。读之令人心胸振奋,获得壮美的陶冶。真可谓“波翻云腾,曲折如意”〔3〕也。

   为此,东坡在其寓言诗中,常有遭逢世弃而悲愤伤怀的艺术表现,从而增浓了东坡寓言诗的历史沉重感。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它借善恶对比以述其志,可谓别具新意。诗歌以战马和厩马的不同待遇,揭示了人间的贤愚颠倒、人才废置、庸人飞黄腾达的不合理现实:山西战马“奋蹄三丈”、“不信天山有坑谷”,它才艺超群、为国效命而待遇菲薄,终日“夜嚼禾秸”,饥饿得枯瘦如柴;但皇帝御用的厩马,仅依靠其仪表而博得欢心,它们无才无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诗人愤慨地诅咒道:“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这种极端仇视尸位素餐,恨不得把这些终日闲卧的禄蠹庸才统统放进铜锅中去大火烹煮,任人分享其肥肉膏脂的大胆设想,显示出诗人“有志不获骋”和对奸佞除恶务尽的愤怒情感,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寓物托讽”的诗歌手法,使东坡在寓言诗中大展其“体物浏亮”的艺术才华。如《画鱼歌》,写一群天寒水浅中的鱼囝和虾蟹,它们被捕鱼者的“划水杖钩”搅得四处惊奔而无法藏身。那“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的动态描写,把惊奔逃生的鱼群和狼狈蹦跳的虾蟹形象,描绘得如睹似见。但是东坡却正借鱼虾的惊恐万状,抒写出人民百姓的“存活”困境,揭示了豪门权贵不仅毫无同情心,反而趁火打劫、变本加厉地对人民施行“竭池求鱼”般的压榨和盘剥。这正是东坡讥刺虐政、关心民瘼,“欲把疮痍手摩抚”〔4〕的高尚政治品格的形象体现。

   《蜗牛》,可谓东坡“寓物托讽”的优秀诗篇,它以雕刀般的笔触,刻画了一个“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的蜗牛形象。它仅仅能够用其不满壳的“腥涎”打湿自己的身躯,却不自量力,只顾带着一股腥臭恶气拼命地往上爬,以致最后涎干命绝,枯死在墙壁上,被人们称作可卑的“黏壁枯”。寓言诗形象逼真、比喻恰切,它有力地嘲讽了社会中一帮无才无德、却一味追逐高官厚禄、最后丧生在名利场上的钻营小丑们。

   苏东坡喜欢“以禅喻诗”,因为“禅”能够用浅显的事物,阐明重大而深刻的道理,促人发生“顿悟”和猛省的效果。这种深得指点迷津之妙的艺术功用,正适合寓言表现的独特的性能。譬如《长鬣人》,原意在阐发禅意的虚空清静,但东坡却以戏谑的笔法,描绘了一个长胡子老头的思想动荡:他从未想过自己的长胡子有何苦处,但有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哪儿?”老头听后立即陷入思辨的波涛,回家睡觉时顿感长胡子实在无处安放,先放在被外,又放到被里,辗转反侧直到天亮,整夜未能合目。最后,他觉得还是用镊子把胡子统统拔掉为好。真是奇思妙想,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这则寓言说明:凡事要虚空清静,一旦心中有了鬼,就会陷入灾难,僧人偈语,本无诗意,一经东坡点化,顿成哲理奇趣。正如参寥禅师常夸赞东坡诗作时所说:“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幅炉鞲。”东坡的旷达幽默,常以禅趣戏谑人生,如《醉僧图颂》,借禅事描绘了一个酒醉和尚,他平日在禅榻稳坐,酒后却原形毕露:“人生得坐且稳坐,劫劫地走觅什么?今年且屙东禅屎,明年去拽西林磨。”这个酒醉和尚具有超乎寻常的不遵守佛门法规的“野性”表现——到禅床上去拉屎,掀翻寺庙里专供“素食”的碾谷磨。这与僧人本分背道而驰,但这正突现了东坡冲决名利枷锁、超尘拔俗、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东坡善于将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琐细小事,提炼加工为人间大事,形成为蕴含丰富、意味深邃的诗歌韵致,表现了东坡“打开后壁说话”〔5〕的高超技巧。如《油水颂》中的油水相混,东坡从中发掘出重大的哲理启迪:“水在油中,见火则起。油水相搏,水去油定。”它说明油水共处,只是暂时现象;而油水难容的“质”的区别及其矛盾对立,则是绝对的存在。是故“若不经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见火复起。”寓言的主旨显然是在阐发“水去真定”的自然规律。但由此也可推及人际交游关系:人的品行各有不同,或“油”或“水”,但油水莫相交,水火不相容。苏东坡以此表示:他决不与志不同道不合的奸邪恶人和平共处,而且一旦遇火,他必将“见火复起”,奋起搏斗,直到油中“水净”为止。

   综观苏东坡的寓言诗,有相当多的篇章是在自况自喻,他借此树立正面形象,以与污浊现实相对抗,充分显现了东坡独有的“寓言个性”。这个“个性”是“一般”中的“个别”,常道出了人类普遍的处世意义和处世态度。因此,当我们读着东坡的这些个性寓言时,常常先被其形象的鲜明性和个性的独特性所吸引,同时又被其机智风趣、严峻凌厉的才思精神所打动,然后折服于其寓言真理的鲜明性和确切性,在欣赏中感到美的愉悦。

   如著名的《空谷海棠》〔6〕,作于元丰三年(1080)谪居黄州之时。当时,东坡刚遭“乌台诗案”文字狱而被贬于此,一代才士竟被朝廷弃之如敝屣,惹得诗人自怨自艾而又孤芳自赏,故他把自己比做屋后满山杂花中的一株名贵的海棠花。寓言诗以拟人化的手法,写了海棠花的艳美和富贵,它先写出海棠花在晓光、日暖、雨中、月下的种种幽雅、洁净、柔情、妩媚的情态,隐喻出自己的满腹才华和高秀风姿;接着诗歌又点出海棠原属西蜀名花(喻己是四川人),但不知为何却流落到陋邦黄州来,并与杂花草莽为伍,饱受着霜打雪压之苦。“雪落纷纷那忍触”的悲惨处境,强化了诗歌“天涯沦落”的题旨,还在“衰朽”、“病目”和无以自容的自嘲中,挥洒着诗人辛酸而悲怆的眼泪。全诗比喻恰切、奇巧,突现了东坡怀才不遇、坎坷牢落的悲痛一生。诗歌既自喻又警人,在浓郁情感外观的文学情趣中,包容着清醒冷峻的理性核心,值得人们思索和借鉴。东坡还常以松柏、梅花的形象自比,写出他的不畏寒、不变操守、顺乎天理的高洁品格。

   东坡还以鹤、雁的不惧利诱、不随俗浮沉的个性特征,表现他人格的尊严,令人景仰。在《鹤叹》中,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刻画了一只决不肯为饼饵所诱和鞭挞威逼以充当“玩物”的园圃仙鹤形象,给人以崇高和自尊自爱的美的陶冶。东坡为表达自己的材用,还把自己比做一块“怪石”(《咏怪石》),警告统治者“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切自然造物都是有用途的:“子盍节概如我坚!”怪石的坚牢,表达了诗人坚韧的志节度量和坚不可摧的迈往精神。那些惯用偏颇眼光去衡量一切、蔑视一切的人,到头来反而在顽石面前显出自己的浅陋和渺小,不得不向怪石低头谢罪。读之令人振奋昂扬。所谓“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7〕。东坡的种种高洁品格和坚韧不拔的特性,即“东坡精神”,足可成为挫败顽敌、摧枯拉朽的思想武器。

将现实实践、现实认识汇总为人生哲见,是东坡寓言诗的最高境界。东坡站到了时代的前列,适应着客观历史社会的发展要求,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辽阔而深邃的宇宙空间,让你俯瞰人生、把握人生。宋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期的开端,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要致力于对宇宙、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本质运动规律的探求,从而深刻思索出人类在茫茫时空中所应采取的对策和出路。于是,东坡寓言诗不仅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着责任感,更在哲学思想史上自觉肩负起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使命。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8〕于是,在东坡寓言诗里,便展现了一个博大的、美妙的、奇特而发人深思的真理五色烟火世界,显示了东坡的异常高超的人生智慧,给人以睿智聪敏的理性启迪。有许多篇章可谓掷地有声,又历古常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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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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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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