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5-03-27 11:58:38
作者: 王洪  

   世人评价东坡词,或称其“豪放”,或称其“婉约”;对其影响,也多认为直至辛稼轩出,才有回响。而“豪放”词派,相对于“婉约”正宗而言,只是一个偏支。这似乎是一个奇特的斯芬克思之谜,即一方面苏轼为两宋词坛之重镇,一方面又不能将他列入宗主的位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囿于传统的“豪放”、“婉约”之论。笔者认为,苏词的本质意义是他以“雅”实现了对“俗”的改造,并确立了其后词“雅化”的基本走向。

     一、苏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

   如果我们不为传统的“豪放”、“婉约”分类法所囿,而以“雅”、“俗”这一矛盾范畴来审视词的变迁,当会豁然开朗地看到,苏轼前后之词,“婉约”并非铁板一块。柳词与晏欧词不同,秦、周、姜、吴等与柳词及晏欧词也不同,虽然他们被划分在“婉约”的同一个派系里。应该说,词自其产生时起,就开始了“俗”与“雅”之间的消长演进。

   词产生于花间樽前,诞生于歌伎乐舞的母体里,诞生在一个日益走向近世文化的时代,这就使词先天地具有了“俗”的属性。滥觞时期的词体民歌,散发着浓郁的“俗”的气味,随后的文人词,虽然是在仿效民间词作,却也对民间词作自然地进行“雅”对“俗”的改造。他们或吟咏江南美景,或歌咏归隐高蹈,词当此时,尚未成为“艳科”之专利。温飞卿与花间词的出现,标志了词体的真正诞生。他们以文人身份而倾力于词,实现了上述两个源头的一次小的整合。以民间词之“俗”为父,以文人词之“雅”为母,温为主而韦为副,奠定了词为艳科,香软柔媚的基调。

   南唐冯延巳、李后主为代表的词以及柳永之后的晏欧词应该说比之花间词之俗是一次小小的雅的反拨。其中李后主遭家国之变,因而写出“以血书者”之作,是词史流变历程中的意外事件。如无社会特殊事件的外力,则此时期词当如冯延巳之作。故论者多指出其对苏以后词之影响。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认为冯“影响北宋诸家尤巨”;吴梅《词学通论》认为南唐词人“不独为苏黄秦柳之开山,即宣和绍兴之盛,皆兆于此矣。”此三论虽有过奖之嫌,而将南唐词风视为两宋雅词之先驱,则无疑是对的。而其地位之推许,移至苏词,庶几近乎?

   柳词、苏词的出现,是北宋词史上的两次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都是渊源有自的。柳永实质是温飞卿的继续和发展:温、柳其人,都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温、柳其词都以艳情为第一主题。柳比之温,走得更远。从做人来说,温被说成是“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柳则主动向传统宣战,发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人生宣言。有着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从作词来说,温笔下还是贵族女性,而柳已把市井歌伎作为第一描写对象,写出了富于市井情趣的词作,从而标志了近世文化的发轫。柳永及其词作,在中国文化由古典向近现代演进的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意义非在“婉约”而在具有近世文化的某些特征。但近世文化的嬗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范畴,故柳词的意义及其影响要在元明清的曲中显现,并远远地辐射到五四时期的现代通俗文化。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指出,柳词“为金元已还乐语所自出”。总之,柳词上承敦煌曲词,下开金元曲子。

   苏词的意义,从本质来说,是对柳永俗词的反拨,并奠基了词体雅文化的殿堂。与其说豪放的风格是苏词的贡献,勿宁说是苏轼将以柳永为代表的以娱宾遣兴、倚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了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野性、哲理,注入了词人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从而使词体从“词语尘下”情调卑俗的里巷青楼,勒回到高雅的士大夫胸襟怀抱。而这种雅的品格,在词史发展中,尚属一种新兴的、极具发展潜力的因素,并深深契合着时代的审美思潮。这就是苏轼之所以能成为苏轼,苏词之所以为两宋词史流变之枢纽的原因。

     二、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苏轼词的雅化,曾有明确论述:“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明确标举了苏轼在词艺中“提倡风雅”与“为一代山斗”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中,很难查到苏轼对“提倡风雅”的理论阐述,但从苏轼自身的美学思想、苏词的构成以及后人的评论中我们仍可缕析出苏轼在词艺中对雅趣的追求。

   首先,在苏轼的美学思想体系里,存在着对柳永“从俗”倾向的批判意向,并有意识地建立与之抗衡的“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的词。这种词不是用“豪放”一词所能概括得了的,它应是一个比“豪放”风格更高更大一些的概念,这就是“雅”。

   在有关苏轼“豪放”和“以诗为词”的几个经典性资料里,我们应该不仅如前人那样,能看到苏轼对“豪放”词风的追求,更应能看到他对“雅”格的追寻。据《高斋诗话》,苏轼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以“某虽不学,亦不如是。”东坡指出其词句:“‘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此段资料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明确标示了苏与柳的对垒意识,可与问幕士“我词比柳七如何”的资料相对照;二是秦观否定自己学柳,透露了秦观在总体上亦即在“雅”与“俗”的分野上,还是从苏而不学柳的。这一点很容易为后人所忽略;三是苏所指摘的学柳之句是“销魂当此际”,此五字之下还应包括:“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五字连带以下数句是典型的柳词风味:男女艳情,情调趋俗,笔法直露。当然,秦观此词还是相当精彩的,如“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等均饶有情致。东坡举“销魂”五字而未及其他,说明并不是以“豪放”而反对其“婉约”,而是在以“雅”来批评他此词中的“俗”。这一点读者可细细体味。

   据《吹剑录》,苏轼另有一次读秦观的《水龙吟》中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谷雕鞍骤”,批评说:“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案此两句少游是学柳的铺叙手法,而此种铺叙手法近似民间风味,以后的戏曲小说多用之。其特点是不似传统小令或唐诗那种精炼含蓄的手法,而是展开铺排,因而明白晓畅。这正是从手法上的一种近俗表现。此段资料说明了苏轼对学柳不仅从格调上批评,而且从艺术手法上加以批评。

   此外,关于苏轼赞赏“以诗入词”的资料也很多,兹举二例:一是《与陈季常书》:“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二是《与蔡景繁书》:“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可见,苏轼是将词视为诗之一种,从而要打乱原先已经界定的诗词分工。

   诗自三百篇以来,一向以“雅”为正声而以“郑”(俗)为亡国之音。即使在诗中已经有了的情爱之作,也被解释为比兴寄托,如《关睢》释为“咏后妃之德也”。认为“言志”为雅而“言情”为俗。词一出现,就以“艳情”为宗旨,这样,就确立了诗庄词媚、诗雅词俗的分野。这一分工,给了士大夫一个发泄情欲的孔道,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反封建性。因此,自词之诞生,直至柳永发挥到极致,词为“艳科”的俗的属性也就这样天然合理地存在着、发展着。但如果任其从俗、媚俗地发展下去,势必为士大夫精英所不满,甚而毁掉这一新兴的诗歌体裁。

   因此,苏轼“以诗为词”,标举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的倡导,并非要抹煞词的特殊审美趣味,他只是要用诗之雅来改造词之俗,提高词的品格,使之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因此,他在与柳词俗化的较量中,也曾指出柳词中的雅句,标举其“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句,说“此语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苏对复古的热心,并非真要使词回到三百篇的时代,只是要以复古为旗帜,“提倡风雅”而已。蛰如后人也曾以《诗经》比附苏词,如元人叶曾为《东坡乐府》作序,说:“公之长短句,古《三百篇》之遗旨也……乐章数百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真得‘六义’之体。”这一评价,也充分指出了苏轼“以诗为词”和提倡复古所得到的“雅词”的属性。

   当然,也应指出,苏轼提倡“以诗为词”,提倡以“雅”治“俗”,其“诗”非古人之诗,其“雅”也非传统观念之“雅”。“雅”的观念,也是个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着的观念。唐之前“雅”的观念,主要是“正”的意思,也就是儒家的“思无邪”、“诗言志”、“诗者,持也”等,要求诗服务于政治教化。到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本质意义仍然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诗言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诗歌要有“风骨”。

   苏轼“提倡风雅”,其中也包括李白时代的观念。他主张文章要“言必中当世之过”,而“诗须要有为而作”,词诗一体,词也就自然要有骨力。苏轼“以诗为词”的大量词作,特别是后人标举的“豪放”之作,正是这种美学思想下的艺术实践。

   但是,苏轼提倡之“风雅”还不仅是这些,随着唐宋之际的社会发展,随着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两极分化,雅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首先,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唐之前以儒家的进取为雅而演化为以退隐为雅。唐之前虽然有魏晋六朝的隐逸风度,但却被视为旁支。直至白居易的诗论,都以文学服务于天子为诗之雅道,崇尚功名进取为士人的第一人生选择。有宋以来,形成以退隐为士大夫之首要抉择,即便为谋生之计,不能实现肉身之归隐,也要“对床夜语”,在精神上追求归隐。“归”成为士大夫灵魂深处永恒的企慕。随着这一潮流的兴起,原本地位平平的陶渊明,成为宋以来士大夫顶礼膜拜的偶像。陶地位的提高,与苏轼的重塑陶渊明形象密切相关。

   这一变化,引发了士大夫对很多事物“雅”、“俗”的重新界定。譬如唐人之国花为牡丹,象征雍容华贵,而宋人则喜爱梅花,以梅为雅,而以牡丹为俗。两宋以来,自林逋“梅妻鹤子”并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名句,引发多少文人骚客折腰礼赞!

   苏轼“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提倡,是与追陶思潮相关的另一“雅”的内涵。因而,自然界中,凡能表现那种超凡脱俗、傲霜孤姿品性的,都成为士大夫雅文化的审美对象。

   总之,由对归隐人生方式和“高风绝尘”的士人风度的追求,引发宋代士大夫人生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官场为俗而山野为雅,仕进为俗而归隐为雅,富丽为俗而平淡为雅,功名为俗而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为雅。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唱和、品茗煮茶、赏玩金铭、采菊登高、踏雪赏梅等就构成士大夫雅文化的主要内容。将这种题材、境界、情趣表现在词中,就是在词学艺苑中以雅对俗的改造。当然,内涵与表现手法密切相关,在前者的改造之中,也就势必影响到艺术手法、语言方式的变革。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概括:苏词的本质并非“豪放”也非“婉约”,而是一种以“雅”对传统之“俗”的革新。这种“雅”的内涵,不是传统的社会功利性极强的“言志”,恰恰相反,它要求表现宋以来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的雅趣。苏轼的雅词,可以包括题材、境界、情趣等内涵,也包括艺术手法、语言方式等形式。

     三、苏轼雅词的艺术实践

   通过苏轼“以诗为词”等主张,我们初步探讨了“苏长公提倡风雅”的命题;而在苏轼的作品中,我们将可以看到其“风雅”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其词作的题材之雅、境界之雅、才学识的情趣之雅、语言之雅等。

   首先是题材之雅。传统的说法是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如刘熙载《艺概》评:“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因其未能指示出东坡词开拓疆域的方向。笔者认为,东坡词开拓的方向,是进一步表现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表现作为宋代士大夫杰出代表的东坡自我的襟怀抱负、日常生活。它的基本走向是弃俗从雅,当然,也不排除“以俗为雅”。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将词体从“词为艳科”的樊篱中予以解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815.html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997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