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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铭: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

——“苏门”晚期交游考述

更新时间:2015-03-27 11:54:44
作者: 崔铭  
按:此诗亦见李廌《济南集》卷四)、道潜《次韵东坡居士过岭》(《参寥子诗集》卷十)。此外,李之仪尚有《跋东坡大庾岭所寄诗》(《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述苏轼“自海外归,至大庾岭上作二诗见寄”,其末云:“临卷慨然,几至流涕。”与上述诸篇不同的是,跋文当作于苏轼逝世后。

   3.张耒《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张耒集》卷十五)

   诗题所及邠老,即潘大临,苏轼谪黄时尝从游。张耒《东坡书卷》(《张耒集》卷五十四)曰:“予与邠老皆苏学士徒也。”又黄庭坚《书倦壳轩诗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七)亦云:“潘邠老早得诗律于东坡,盖天下奇才也。”李之仪随后亦作《和张文潜喜东坡过岭》(《姑溪居士后集》卷三)。

   上述三次唱和围绕同一事件,涉及苏轼、苏辙、张耒、道潜、李之仪、潘大临五人。今存诗11首。时苏辙、李之仪同在颍昌②。张耒于元符三年秋离黄州赴知兖州,岁暮召还,为太常少卿,其闻苏轼渡岭并作诗当在汴京。道潜于绍圣三年编管兖州,徽宗即位诏复服落发,元符三年冬“去鲁还吴”尝与陈师道会于徐州[7],则建中靖国元年春尚在还吴途中。唯潘大临仕履不详。这批诗作唱和时间较为集中。与当时政治气氛相对缓和、联系较为便利有关。此外,相关之作尚有:

   李彭《何生复用涂字韵喜予从东坡游作三篇见寄次韵答之后篇简刘壮舆》(《日涉园集》卷六),诗曰:“峤南将成金匮书,喜又赐环香拂途。万钉围腰乃为祟,惯作臞仙多枯槁。”(其一)为苏轼的归来而欢欣鼓舞。

   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其一,其辞称述苏轼一生升沉起伏,而其德“未变于初尔”,当其千里北归,“九州四海,知有东坡。东坡归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间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则无如此道人何!”

   二、“苏门”晚期群体唱和的特征与意义

   从以上考述可知,这一时期的群体性唱和,往往不是发生在同一时地。或同时而不同地,如有关东坡过岭的唱和;或同地而不同时,如有关壶中九华的唱和;更多的时候则是时地俱不相同,时间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达到十年之久,而且大多带有追和的性质。这就完全有别于元祐时期的频频雅集中所产生的以面对面互动为形式的诸多唱酬活动,亦与元丰乃至元祐时期的异地唱酬不尽相同。在“苏门”前期与中期的群体唱酬中,唱酬者之间始终具备一种现实的互动关系,彼此间能够及时得到信息与情感的交流与反馈。雅集时的交流不必说是极为迅捷的,异地的唱酬亦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阻隔。原唱大多是由作者本人寄赠,唱酬者亦会迅速地将和作寄与原唱者,在往复的交流中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心灵的沟通,进而获得审美的认同。在此情形下,唱和总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里完成,作品传递的过程亦可清楚地寻绎出来。而在后期的群体唱和中,互动的关系已经隐退,主要依靠的是内在的精神一致性。由于信息传播遇到诸多障碍,唱和的完成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唱和最后完成,彼此也无法共同分享作品。如黄庭坚唱和《千秋岁》与《壶中九华》时,秦观、苏轼均已去世,又如在建中靖国元年前后的《和陶归去来》的唱和中,参与者之一李之仪直到政和元年也没见到晁补之、张耒、李廌的和作。

   因此,“苏门”晚期的唱和,既有别于西昆诗人就同一题材各骋才华,也不同于当年欧阳修等人和王安石《明妃曲》时各就昭君事件发表议论,甚至与“苏门”自身元祐年间的唱酬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苏门”晚期的群体唱和体现出一种纯粹的此唱彼和的心灵共鸣,不带有交际应酬色彩,故本文称之为“唱和”而不是“唱酬”。这直接影响到题材的选择。以往的文人唱和,多为咏物、咏史以及花朝雨夕流连光景之作,即以“苏门”文人的创作而言,元祐时期的唱和在题材选择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读书、作诗、书法、绘画等等为中心的精神文化活动成了诗歌的主体,琴、棋、书、画、纸、笔、墨、砚、金石古玩等等人类智力活动的文明产物在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8]191。但是这一特点不显于晚期的群体唱和之中。从上文的考述可知,四次唱和仅一次围绕李正臣所藏怪石展开,而涉及的五篇作品除苏轼首作与苏过和作为题石咏物外,晁补之、黄庭坚乃至苏轼八年后自和前韵之作,其着眼点皆不在对石的玩赏品鉴,而是与之相关的人事沧桑。至于其余三次唱和则无不抒发新旧党争中个人乃至群体最深沉的情感律动,体现了“苏门”文人乃至元祐党人在这一时期的共同思想感情。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今昔盛衰之感。元祐时期是每一位“苏门”文人人生历程的黄金时期,诱人的政治前景展现眼前,志同道合的师友济济一堂、其乐融融:“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元祐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为四学士,而东坡方为翰林。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已来未有也。”(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苏门”文人雅集频仍,游宴不断,随意、自然、优雅、诗意的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然而,“绍圣绍述”将这一切彻底摧毁,群体命运急转直下,在前途黯淡、离群索居之际,今昔盛衰之感涌上心头。《千秋岁》的唱和即是这一心理感受的集中表现。秦观原唱通过春景的今昔对比表现出抚今追昔的情感导向,同门的唱和不论是苏轼的“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或是黄庭坚的“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还是李之仪的“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无不体现出对元祐盛游生活的深深追忆。

   第二,同门师友间忧喜与共之情。人生志趣的相投,政治观点的相似,使“苏门”文人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不因形势的剧变、环境的险恶而稍有更变。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他们无时无刻不密切地关注着彼此的信息。因此,东坡过岭的喜讯随着诗篇传遍各地,立即引来众多的唱和:张耒高歌“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李之仪揣想“重见门生应不识,雪髯双鬓两毵毵。”(《次韵东坡还自岭南》),道潜期盼“他日相逢长夜语,残灯飞烬落毵毵。”(《次韵东坡居士过岭》)而随后不久秦观、苏轼辞世的消息更在他们心中激起沉痛的回响:“波涛万顷珠沉海”(黄庭坚《千秋岁》)、“已入南柯梦不通”(黄庭坚《追和东坡壶中九华》)的深沉感叹,“痛斯人之不还”、“世无斯人谁与游”(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昔惠我以好音,忽远去而莫求”(张耒《和归去来词》)的凄怆呼号,千年百代之后依然给人撕心裂肺之感。

   第三,逆境中的自我解脱与超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少游鲁直被谪作诗”条云:“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这段文字比较苏、秦、黄三人应对相似逆境的不同反应,洵为的论,为历代学者所认同。然而,翻读相关文集,我们发现,尽管由于个人性格资质的不同,“苏门”诸人对待厄运和苦难时的心理反应并不一样,但是,身处逆境时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努力和挣扎却是相似的。达观的苏轼曾豪迈地宣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脆弱如秦观也曾试图让自己相信:“鱼稻有如淮右,溪山宛类江南。自是迁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岚。”并表示:“寒暑更拚三十,同归灭尽无疑。纵复玉关生入,何殊死葬蛮夷!”(《宁浦书事六首》)这种思想在后期的群体唱和中也有体现。他们或者是以“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的观念来消解现实的苦难:“姑稍足而无求,等天地于逆旅。”(李之仪《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悟死生之如梦,亘今古而无疑。”(晁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或者是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来正视命运的不公:“盖雨暵之在天,岂吾稼之不耔。”(张耒《归去来词》)或者是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的齐物观来排解忧烦:“忘瓠落之可忧,比浮海之为樽。”(晁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或者是以“祸福同源,兴废一体”的循环论来自我解脱:“以一世为刍狗兮,废与兴吾厌观。彼福祸之一源兮,必兹出而兹还。”(张耒《归去来词》)总之,运用理性的力量,从主观上消解自我与忧患丛生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获得心灵的恬静与精神上的宽裕自如,是“苏门”文人的共同追求。

   第四,对仕宦生涯的倦怠与忧恐。北宋后期激烈的党争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中,“苏门”文人深受其苦,从而对仕宦生涯萌生了强烈的倦怠与忧恐,这种心态即便是在政治环境相对缓和的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间也没有丝毫改变。在此期间,“苏门”文人纷纷响应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即是这种心态的突出表现。事实上,苏轼首作《和陶归去来兮辞》其主旨并不同于陶渊明原作,而是在贬谪遥遥无期的困苦境地中,试图以庄子齐物思想开释自我,“均海南与汉北”,“以无何有之乡为家”,从而达到“虽在海外未尝不归”的恬适心境。这种思想对于相继和作的“苏门”诸人有着很大影响,其说已见前文。然而,继和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异口同声所抒发的更主要还是渴望远离官场、回归田园的思想感情。秦观《和渊明归去来辞》作于元符三年遇赦北归之际,然而,“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省已空之忧患,疑是梦而复非。”政治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瞻望前程,则是“封侯巳絶念,仙事亦难期。”因而决意“依先茔而洒扫,从稚子而耘耔。”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等也纷纷感叹:“归去来兮,行世不偶予曷归。”(张耒《归去来词》)“既身不足以任责,畏首尾而心悲;慕往昔之经世,嗟吾力之莫追。”(晁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期望有一天终于能够“解我簪绂,即吾蓬门。”(李之仪《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共同性,“苏门”晚期唱和在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上也体现出某种趋同性,与元祐时期前后相续。

   首先,“强调诗歌在安顿人生方面的意义以及美学上、艺术上的价值,而淡化诗歌讽谏教化的政治作用,把诗歌看作寄托个人精神世界的载体,而非干预社会政治的工具”[8]184,是“苏门”文人在元丰至元祐时期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共识。这一理论主张直接体现在他们各自的创作实践中,也体现在晚期的群体唱和中。

   其次,破体为文,打破各种文体的体制、特性。以词的创作为例,尽管苏轼为“豪放之祖”,秦观为“婉约正宗”,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对于苏轼“以诗为词”都提出过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③,但不可否认,“苏门”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苏轼的影响。秦观《千秋岁》及诸人的和韵词即体现出“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其一,这组词不为酒筵歌席侑酒佐欢而作,乃是如诗歌一样言志抒情;其二,这组词所表现的不再是传统词作所擅长的男女恋情、流光之叹,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慰解、或诲导、或悼念),表现出同遭贬谪的不同心态,扩展了词的题材内容的疆域”[2]125;其三,和韵之风原独见于诗坛,自北宋中叶延及词坛,乃是“词打破‘诗庄词媚’的界限,脱离从属于音乐的附庸地位,日益诗歌化的一个标志”[2]124。

   此外,元祐时期所体现的文字化、才学化、议论化以及禅趣、俗趣等创作倾向,在晚期的唱和中也均有体现,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

   综上所述,从交往的层次来看,“苏门”后期的群体唱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潜在的交往,一种神交。但它是群体的神交,建立在带有共同性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追求的基础上,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

   注释:

①此词一说晁补之作。《能改斋漫录》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71页):“秦少游《千秋岁》,世尤推称。秦既没藤州,晁无咎尝和其韵以吊之云……”同书卷一七则曰:“豫章题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荫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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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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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200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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