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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志:稼轩师承关系与词学渊源

更新时间:2015-03-27 11:53:26
作者: 胡传志  

   稼轩词问世之初,就与东坡并称,如今,一提起稼轩词学渊源,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东坡。但是,面对苏、辛之间几十年的时间阻隔,面对异军突起、别立一宗的稼轩词,要弄清稼轩如何继承、发展东坡词风,似乎并非易事。说稼轩无意学苏,而不能不似苏,并未解决问题;说稼轩直继东坡,虽简单明了,却终隔一间。所以,学界多主张,在苏、辛之间,有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作桥梁。然稼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渡、加盟南宋词坛时,除张孝祥外,张元干等人已经作古,在稼轩现存作品中,也没有通过他们来步武东坡的痕迹。时人范开作《稼轩词序》,似乎也不承认有什么桥梁。对稼轩来说,这桥梁是不存在的,对南宋词坛而言,也是不连贯的。那么,稼轩词究竟如何承继坡词?我们必须另寻蹊径。

   如果我们将眼光转向北方,转向稼轩在22岁南渡以前的师承关系和金初词坛,将会惊奇地发现在苏、辛之间别有蔡松年这一词人。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稼轩的词学渊源,了解宋金词坛的风云际会。

     一、师承关系发微

   从现存史料看,稼轩南渡前,有两位老师见诸记载。一是亳州诗人刘瞻,《中州集》卷三党怀英小传有明确记载。《中州集》以诗存史,颇多信实,稼轩《美芹十论》又自述少时曾随祖父游历亳州,师从刘瞻当无疑问。只是刘瞻不以词著称,又无词作传世,他对稼轩究竟有何影响,我们已无从知晓,姑且存而不论。

   稼轩的另一位老师值得我们分外注意,他是金初著名词人蔡松年,见载于《宋史•辛弃疾传》,兹引于下: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蔡伯坚即蔡松年。由于《宋史》疏误较多,致使这一重要记载未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甚至受到怀疑和否定,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就断然否定此事。我们应该看到,这段文字确有可疑之处,如“决以蓍”之举,宋末谢枋得《叠山先生文集》卷七《祭辛稼轩先生墓记》有类似记载,或出于一时兴起,若拘泥为实,据以当真,载入史册,说以此定去留,反增人疑窦,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怀疑一切,其中真伪需要我们细加辨别。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宣和七年(1125)随父亲蔡靖一同降金,后来官至右丞相。《金史•文艺传》、《中州集》卷一有传。其词与吴激并称,号为“吴蔡体”,代表金初词坛最高成就,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推之为金源百年词史的代表。可见,蔡松年并非平庸之辈。

   遗憾的是,稼轩没有留下明确无疑的第一手材料。稼轩南渡后,身为“归正人”,难免心怀疑畏,出于避嫌,对于少年往事,除回忆儿时入京师禁中凝碧池和“壮岁旌旗拥万夫”之类外,绝少提及。对于师从南宋敌国丞相蔡松年这样容易引起麻烦的经历,自然更不会声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幸的是,在现存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挖掘出他师从蔡松年的诸多踪迹。

   稼轩提到过蔡松年,那是在《美芹十论•察情第二》中:

   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

   “逆亮”指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刘麟为伪齐王刘豫之子。这里,对蔡松年未以师相称,与《宋史》所载似不合,但正是这寥寥数言,揭示出一重大秘密,道出了《金史•蔡松年传》失载的蔡松年之死的真相。据《金史•蔡松年传》,蔡松年死前一年,因完颜亮怀疑他泄露军事机密而险遭不测,一年后,终因此而遭劫难,当是可能。后来,元好问曾痛斥蔡松年等人制造“皇统党祸”,陷害君子党人,其中“不有人祸,必有天刑”[1]之类的咒语,当非凭空发论,应该有其所指。自金入元的文人郝经读罢蔡松年之子蔡珪文集后,更是直接将蔡松年与遭受灭门之祸的北魏大臣崔浩相提并论,感叹“哀哉萧闲蔡丞相,崔浩幸免门房诛”[2],指出他与崔浩结局的差别是幸免灭门之难。这些都表明蔡松年的确如稼轩所言死于非命。《金史•蔡松年传》不言其死因,仅述其死后海陵王亲临祭悼、加封追谥、百官送葬之类的哀荣盛况,固然是《金史》的疏失,却透露这样一个事实:完颜亮因怀疑蔡松年泄露军机而将他毒杀,随后又有所悔悟,予以超乎常规的重礼厚葬,想以此虚情假义来掩盖事实,笼络人心,再佐之以暴虐严酷,致使真情不彰。辛弃疾作为一名举子,何以能道出此等机密?这是否可以说明他与蔡松年有一定的关系?

   翻检稼轩词,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更直接的线索。如众所知,稼轩善于熔铸百家语言为己所用,在他醉墨淋漓、随笔挥洒之际,也将蔡松年的词句化入词中。试比较下列词句:

   药笼功名,酒垆身世,不得文章力。  ——蔡词《念奴娇》(九江秀色)

   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  ——辛词《念奴娇》(倘来轩冕)

   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  ——蔡词《念奴娇》(离骚痛饮)

   下笔如神强押韵,遗恨都无毫发。  ——辛词《念奴娇》(君诗好处)

   忆昔东山,王谢感慨,离情多在中年。正赖哀弦清唱,陶写余欢。 ——蔡词《雨中花》(忆昔东山)

   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耳,急羽且飞觞。  ——辛词《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

   这些词句如此相似,很难说是巧合。它表明,稼轩熟谙蔡松年词。而蔡松年本身并非前代名家,远远没有柳永、苏轼那样的成就和地位,影响有限,其词作主要流传于金初词人之间。如果稼轩僻处故乡,纯是一文学青年,未必能熟知当时位高官重的蔡松年词。稼轩南渡之后,仍能随心所欲地化用其词,这种熟悉程度是否可以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师承关系,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南宋陈模《怀古录》的记载为我们考察稼轩师承关系提供了又一资料。该书卷中云:

   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

   陈模字子宏,江西庐陵人。《怀古录》成于淳祐八年(1248)之后,上距稼轩之卒,仅四十余年,陈模又生活在稼轩长期从官和隐退的江西,所言或有所据。但是,《怀古录》一书,《宋史•艺文志》等均无著录,据邓广铭先生说,它是“一个孤本流传的钞本,而且是一个极为粗率的钞本,鲁鱼亥豕,几于无页无之”。[3]就在“蔡光工于词”这一段仅七百字左右的篇幅中,整理者校出的讹误竟然有十四处之多![4]蔡光其人,当代学者遍检宋金文献,不见其踪影,是否也是讹误之一?在“靖康间陷于虏中”的宋人中,称得上“工于词”、值得少年稼轩参请的不过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数人而已,蔡光是不是蔡松年之误?笔者不敢妄断,此处只能存疑。

   综观以上诸般迹象,《宋史•辛弃疾传》所载稼轩少师蔡松年一事,未必全是子虚乌有,不应该轻易受到怀疑和否定。至于师从蔡松年的时间,应在其赴京应考期间。稼轩在《美芹十论》中自称“两随计吏抵燕山”,即两次赴燕山参加进士考试,此事应在贞元元年(1153)燕山为金都城之后,诸家年谱将之定在贞元二年(1154)和正隆二年(1157),较为可信。应考期间,稼轩拜当时在京的著名词人蔡松年为师,“以诗词参请之”,当不成问题。两次落第、功名未遂之后,蔡松年被害,海陵大举南侵,在这种情况下,稼轩激于义愤和爱国热情,遂聚众起事,弃金投宋。

   既然稼轩的师承关系如上文所述,不可否定,那么,它必然对稼轩产生影响。通过对蔡松年词作的分析,也就可以进而探讨稼轩词的北方渊源。

     二、蔡松年的启示意义

   蔡松年原有词集《明秀集》六卷,录词177首,金末魏道明作注,现存前三卷72首词,有《四印斋所刻词》本。《全金元词》共录其词84首。其词虽散佚过半,但这一数字在金人中仍位居第二,仅次于元好问。

   蔡松年词最大的特点是宗尚东坡。魏道明作注,几乎首首必言东坡,虽失之烦冗,却突出了蔡松年取法东坡的门径。蔡松年化用东坡诗词,俯拾即是,如《水调歌头》(星河淡)“黄云南卷,千骑晓猎,冷貂裘”几句,化用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词意,《满江红》(半岭云松)“爱夜泉,徽外两三声”出自东坡《醉翁操》(琅然)“试听徽外两三弦”一句,《满江红•细君生朝》“春色三分”出自东坡《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念奴娇》(洞宫碧海)“忧喜相寻皆外物”出自东坡《满江红》(忧喜相寻)。蔡松年还有多首追和东坡之作,如《水调歌头》(玻璃北潭面)追和东坡《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词,《念奴娇》(倦游老眼负梅花京洛)和(离骚痛饮)追和东坡赤壁词。蔡松年的这一取向,对“不能不坡若”的稼轩词虽然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必然会有积极的引导意义。稼轩词似东坡,岂止是器大志高者的偶合?

   在师法东坡这一共同点上,应该看到,蔡松年与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蔡松年是借东坡的旷达来疗慰自己失去平衡的心灵。他本有忠君爱国之心,金兵逼近燕山时,他还劝父亲蔡靖尽职尽责,坚守城地,抗击金兵[5],被迫降金后,他不可避免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不可能彻底忘怀“不仕二姓”的忠君意识和“华夷之防”的民族情绪,不可能坦然自得、毫无介蒂地跟随金兵侵犯自己的祖国,换取金国的官冕,结果只能如他所说,“违已交病,不堪其忧”(《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词序)。另一方面,女真统治者并不是真心重用他,只是利用他“家世仕宋”的身份,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和军事野心。完颜宗弼(即兀术)伐宋时,让他“总军中六部事”,海陵伐宋前,将他“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6],这使得他感到“身宠神已辱”(《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直到他后来官居丞相时,他仍感身不由己,如同“桔槔听俯仰”(《淮南道中》)一样。他也清楚,自己只是攻心战中的一只棋子,稍有不慎,就会遭遇不测。“人道动有患,百态交相攻”(《七月还祁》),“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漫成》),“市朝冰炭里,起波澜”(《小重山》“东晋风流”)等等都是他那惊悸自危的心灵表白。在这种心灵困境中,东坡的旷达超迈、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和魏晋诸贤的高情远韵就成了他心灵的朋友,成了他向往的对象。

   但是,蔡松年诗词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的出处矛盾,又不是一般的宦海浮沉、君臣不合之类的仕途烦恼,也不是一般的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两难心境。他的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如果他能一心一意、积极主动地效忠金源,听命于海陵王,也就不会有多少仕途风险。然而,几乎在出仕金源的同时,他就心存犹豫,萌生出退居之念,《水龙吟》(太行之麓清辉)词序说他在21岁刚刚降金之际,就与吴激讨论求田问舍之事,这最后成了他终生念念不忘的一件心事。可见,他的心态失衡更多的是根源于政权对立、民族冲突的时代环境以及寄身异族、俯仰随人的个人处境。因此,蔡松年师法东坡,就不是简单的自我慰藉,其精神侧面是对金源政权存在的不满,是一种不肯积极合作式的消极对抗。在随兵伐宋途中,他“戏作竹庐”,要以这种很不协调的“山家景”来“唤起兵前倦游兴”(《洞仙歌•甲寅岁从师江壖戏作竹庐》),后来又申明,“我本方外闲身,西山爽气,未信兵尘逼”(《念奴娇》“飞云没马”),这种逃避战争的厌战情绪应该夹杂着对金伐宋的反感和对宋的潜在眷念。他的这一态度,究其精神,与稼轩词以东坡豪放词风抒发抗金怀抱是一脉相传的。

蔡松年学苏,较多地得其旷放的一面,能自具面目。东坡的旷达是佛道思想作用于内、呈现于外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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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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