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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建构

——论苏轼思想的“自己构成自己”

更新时间:2015-03-27 11:49:57
作者: 朱靖华  
是一位思想建构综合论者。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偏执一隅、片面、单一运用儒释道的拘泥做法,如他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总结性言论道:“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六一居士集序》)这是因为:“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议学校贡举状》)故苏轼在另一方面又深刻地看到了儒释道等之间的相互对立斗争、矛盾互融、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他精辟地指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他以为庄、孔两者的关系是“阳挤而阴助之”,“余不可以不辨。”(《同上》)再者,儒道与佛的关系,也同样是“通其意”的。这种相互统一、综合交叉、洗濯磨治的认识,便构成了苏轼思想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四、建构独立自由自适思想体系的理论根据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苏轼以其探寻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为走向的“思无邪”和“无待”的光辉理论,及其“性之便,意之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反禁锢以释放感性生命自由的实践,建构起他独立的自由自适思想体系。

   1、“思无邪”的建构理论:苏轼借用孔儒“思无邪”的文字形式,在含义上做了全新的解释:“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续养生论》)苏轼认为,人非土木,谁能无思?但有思,便必然陷入世俗功利的邪路上去。而无思,又会失掉主体的思想竟志,成为无知觉的土木。他最后归结到“无思之思”的命题。前一“思”字,指人对世俗功利(即“邪”)的追逐;后一“思”字,则指对污垢尘世醒悟之后所获得的人生价值的思考。苏轼又在《思堂记》中进一步论析“思无邪”的思维特点道:“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苏轼说的“遇事则发”,是倡导人们背离功利私欲的思虑,崇尚“正念”的直观感受体验,不受“邪思”所束缚,只遵循内在的感性生命而舒卷自如,任随外在事物的变迁却能自适安畅。正所谓“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虑。随其所当应,无不得其当。”(《成都大悲阁记》)如此则人们即可以从风云变幻的人生崎岖中豁然跃出,通向精神的超越和自由。

   2、“无待”:即舍弃对世事人生的一切依赖,与“无思”相辅相成。苏轼说:“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迁居》)他的“无待”,已超越庄子的虚无和逃避,而是对世事变故的不惧不馁,无喜无忧,纵浪大化,与自然统一,在清静中求得了个体生命自由的实现。他说:“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指《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和陶拟古九首》其一)苏轼抛弃了浊尘,放意于“无待”,人从那里来,又到那里去?吉凶福祸算什么?皆无所挂心。一切均发自心理本体,不依待任何外在的动因。其生命完全变成一个自足体、自适体,一个自然发展的流程。这便使他超越了时空,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独觉》)的精神本体境界,树立起了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潇洒人生观,通向了“高怀远度”和“高风绝尘”的审美理想。所谓“独立万物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六)、“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一种博大无碍,辽阔无垠的胸襟,一种自我完善感、灵魂归宿感、深沉哲理感,溢于言表。

   这是苏轼涵盖了儒释道精华而又独立于三教思想体系之外的崭新创造——即他一方面融汇三教之精粹,度以己意;同时,又用三教的相互龃龌、相互解构,从而超越三教,创造出自己的思维新形式、新体系。它的巨大历史文化意义在于:自由自适思想的建构具有着呼唤自由和独立自主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似乎已孕含了现代民主的“自由自主”的萌芽因素。它的诞生,稚嫩而富有生命力,虽然还不能发生撼动封建制度的威力,但也堪称是驱散社会黑暗的一线曙光。它为当时和后世遭受折困的落魄士子提供了追求美好人生理想的蓝本,和探索自由民主思想通路的有益借鉴。延至明代中叶,它对以王阳明、李贽、三袁、汤显祖等为主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浪漫洪流,发生了异代相接的积极影响。——苏轼期待“后世”君子对自己理解的愿望,终于在明代中叶的浪漫洪流中实现了。这种异代相接的现象,并不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诚如理论家皮亚杰所阐述的:“高级形式的建构不得不经过一段比人们想象得更长得多、更困难、更不可预料的过程。”(《发生认识论原理》106页)可以说,苏轼思想的“自己构成自己”,具有着解构古典儒释道和催生着近代浪漫思潮的建构意义。

   因此,苏轼所创造的自由自适思想体系,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质,它堪称是出现在北宋中后期的一种先进思想。它与现存的儒释道思想相较,具有明显的新颖性和独创性特质。它向人们提供了如何学习和吸取传统文化精华,从而促进自我创造的范例。它启示我们:一个具有座标式历史地位的解构者,他必须首先是个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从集大成到解构、到建构,表现了他变革发展的三大特质。苏轼是在解构古典传统中,获取了精神与创造的巨大自由,而达到他自然本体状态和境界的。

   苏轼是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创造之神,也是活跃在北宋文化园地里的自由之魂。

  

  

【参考文献】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6.

   [2] 苏轼.苏氏易传[M].商务印书馆辑•丛书集成本(初编)[M].

   [3]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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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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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惠州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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